论康巴藏族作家群汉藏文化互融书写

康巴藏族作家群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主要包括以茶马互市为轴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以汉藏通婚为轴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以民俗、建筑、宗教等为重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它不仅凸显了汉藏民族对彼此文化的认同感,彰显了汉藏两个民族的友谊与感情,歌颂了汉藏民族“一家亲”的和谐民族关系,而且对汉藏族等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与安定团结,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东汉辞赋家的“现实性”赋学观

东汉辞赋家将自己创作描写的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范围中,把世情百态、民生疾苦等社会政治问题作为创作素材,直接揭露批判社会现实黑暗,形成了具有批判性、针对性、总结性的“现实性”赋学观。这种“现实性”赋学观的形成与社会政治、儒家思想文化等密切相关。同时,抨击时政、痛斥时弊的赋学观对后世现实性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从“发现”到认同——当代汉族作家跨族文学的人类学考察

当代汉族作家跨族文学是以汉族作家跨地域行走、跨族群交往、跨文化体验为根基的文学表意实践。它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族群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已有文学经验的新的写作方式与审美样态,表达了汉族作家对少数族群文化精神的"发现"与认同,显示了当代文学对人类行为及其文化的观照。这种特殊的文学写作为推动民族间的文化互动和保护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以当代汉族作家的民族叙事为例

汉族作家的民族叙事参与了全球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建构,他们通过对少数民族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书写,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生命、社会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彰显出自觉的文化意识、独特的文化体验和复杂的文化认同,从而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为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拓展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汉代赋家与史家关系论略

汉代赋家与史家集于一身者达26名之多,对汉代赋与史书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史家之赋,多用故实,善作古今对比,历史感强。赋家之史,保存了大量赋作,描述了赋的发展流变的轨迹。赋家、史家知识结构相通与汉代人强烈的尊史意识是赋家、史家多集于一身的重要原因。

论当代汉族作家“边疆叙事”主题的流变

边疆对汉族作家来说具有"异域文化"的特质,时代历史语境之不同,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寄寓着不同主题内涵。在1950—60年代的边疆叙事中,多写边疆的革命化历史与现实美景及光明未来,隐含的是民族国家想象的需求与可能;新时期之初的边疆人性温情故事,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边疆叙事主题,则是寻求边疆文化的异质活力以改造国民性和精神救赎。汉族作家"边疆叙事"主题不断变迁,表明汉族现代知识分子对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复杂态度,亦透递出中国现代性的复杂与暧昧。

他者镜像:汉族作家的台湾少数民族书写

日本殖民者编造、改写吴凤和莎秧(Sayon)故事以宣扬"文明"感化"野蛮"和"皇民化",为其殖民统治服务,而汉族作家陈大禹两次创作吴凤题材剧本,或影射抨击官僚压迫,或呼唤民族团结。日据末期吴漫沙小说《莎秧之钟》,表面上呼应了"国策",其实仍可见某种面从腹背的隐衷。战后张深切等有关"雾社事件"的著作揭露殖民当局的凶残毒辣和抗日族人的英勇刚烈,近年来邓相扬更刻画了花冈一郎等以死来向本族尽忠、向日人谢罪的矛盾人物,叙写了数十年来异族通婚家庭后代的身份迷茫、精神创伤和悲剧命运。陈映真等在书写"他者"的同时反观自我,省思自己的缺失,而这有助于促进族群的和谐。

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边疆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边疆对于内地主流文化区域内的汉族作家,具有"异域文化"的特质。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在对边疆异域的想象中,流溢出不同于内地中原或东部沿海文学的异质元素,彰显出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他们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及宗教生活的描写,使特殊的边缘文化群落和宗教题材进入了当代文学的表现领域。通过对边疆大自然的复魅书写与动物重塑,树立了自然伦理的尊严;通过对边疆神性文化的推崇,表达了一种对过度理性的反思。同时,他们的边疆叙事小说,也为当代文学带来了更加丰盈的想象力,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容量和刚健的风格等诸多新的审美气象。

汉赋的创作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中国古代的文学自觉意识启蒙于屈原、宋玉 ,开端于汉大赋的创作。汉赋的出现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自觉地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 ,使文学为社会服务 ;汉赋与经、史、哲分家 ,成为独立的文学作品 ;有一定的创作理论 ;有些辞赋家终身以辞赋创作为业 。

论汉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特征——以淮河流域为研究中心

汉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范围极为广泛,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分化明显,呈现出淮河流域成为南北分界线、分布重心渐趋向东南偏移、文学家族增多等鲜明特点。两汉时期淮河流域经济贸易的发展、政治重心的偏移、地理条件的便捷和文化交融的传承是促使汉代淮河流域文学繁荣、作家众多的根本原因。

基于语料库中英译本译者主体性的对比分析——基于韩国作家韩江的«素食主义者»中英译本平行语料库

随着文化转向进入翻译领域,译者身份和主体性成为了翻译作品研究的热点之一,而语料库作为一个翻译语言特征比较的定量工具,将前者推进了实证研究的大门.研究中的基础语料为2016年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的韩国作家韩江的力作——«素食主义者»,通过自建韩中、中英译本的平行语料库,对两个译本从词汇、句子、语篇等维度进行客观量化分析后发现:基于相同的源语言文本(韩文),及文本内容中性与暴力描写的翻译任务,中文译者选择采用了更多描绘性词语且注重词汇的多样性,句式更长但连接词相对较少,吻合了中文多“意合”的特征,较为隐晦,减少了“敏感内容”对于译入国家(中国)读者受众的主流文化冲击;英文译者的风格选择则是词汇变化相对少,更加简单直白,句式较短但连接词使用反而相对较多,语篇特征更注重“形合”,逻辑易于理解,译者的主体性在于较少考虑敏感词汇带来的文化冲击,更注重解决译出文化(韩语背景文化)可能给英语读者带来的理解困难.

长安东汉作家及其地域分布略考

东汉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东汉虽然已经建都洛阳,但长安文化仍然对东汉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汉长安作家是东汉地域文学的代表,通过爬梳有关史料,对东汉"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39城、52位作家的创作事迹和地域分布做了考证整理,并进而总结了东汉长安文学四个方面的创作特征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古文运动、科举与“唐宋八大家”

古文运动与科举制度的出现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唐代古文家对科举考试中的时文多有批评,但实际上古文家与科举考试有着相违与相依的双重关系。从宋代起古文渐渐在科举考试中发挥作用,“唐宋八大家”的出现正反映着古文与科举的这种双重关系。

汉末作家的情感载体意义论略

汉末作家选择"笼中鸟"、寡妇、恩妇等作为情感载体,体现了他们以悲剧心态体悟社会、关注自我,以苦闷与孤寂 的情感基调宣泄胸中不满与痛苦的审美追求。同时,这也意味着汉末作家的主体自觉意识最终走向成熟。

身份、知识与文学创作——基于汉代文学主体的思考

汉代作家是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知识结构及审美取向的个体,身份、知识背景对作家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和规约。不同阶层、不同社会身份的文学主体,日常所关注的事务不同,所思所想有异,因此,诉诸文学创作即形成了言说内容及主题话语的明显差异。与身份相应,不同的学术背景及知识结构,也会直接带来文学主体审美取向及话语方式的差别。身份、知识结构、审美取向之异是汉代文学生成及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汉魏六朝诗概说

汉魏六朝诗相比较于先秦诗而言,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异彩纷呈的局面。在探讨它的总体面貌、总体特征和繁荣原因时,诗美观念的确立、儒道玄佛的交互作用与影响、文学价位的升举、“属文好为新变”等几点是必须看到的。各个阶段的重要作家,也都颇有成就和特色。汉魏六朝诗为唐诗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圆满地完成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任务。

西汉蜀郡赋家赋作考

西汉时期,蜀郡出现了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著名赋家。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赋家的赋作遗佚较多。根据已有的历史文献,结合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些赋家一些赋作的真伪、内容、创作时间等诸多方面做了考证。

汉末作家情感载体的主要类型

"笼中鸟"、寡妇(弃妇、怨妇)及思妇是汉末诗、赋中较常见的三类情感载体,它们体现了作家们 以悲剧心态体悟社会、关注自我、宣泄不满与痛苦的审美追求心态。

汉代赋家迷狂状态下的大赋创作

艺术创作是充沛生命力的张扬与释放。汉代赋家在创作的迷狂状态下,以巫性神幻思维观照世界图景,由"神"赏"幻"、由"幻"致"神",使平常事物闪耀出神奇光芒,使现实世界充满魔幻色彩。他们将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内心深处蕴藏的异乎寻常的原始动力移向大赋创作,创造出一个生动激荡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