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卷子S.202与传世本《金匮玉函经》异文举隅

从研究写本原卷的角度出发,将敦煌卷子S.202与传世本《金匮玉函经》逐字对照,通过版本校勘的方法,全面搜集所有异文,力求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举例探讨。

唐代诗人事迹新证

新出土文献为唐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载体,诗人事迹的主要方面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而进行拓展研究。诸如崔颢的郡望与仕历、韩愈的交游、苗发的行第等,都可以利用出土文献进行重要的补充。对于以正史为主的诗人传记资料的讹误,还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进行订正,从而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唐诗研究的空间。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贾岛“推敲”考

贾岛"推敲"故事纯系后人创作。但为何选定贾,为何用"推"、"敲"二字作素材,均事出有因。

关于韩愈文的认识与评价——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序

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韩愈,其文章是他各方面业绩和成就的集中体现。就文章本身论,它们无论在思想史上还是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思想、学术上它们开拓宋明"新儒学"的先河;文章写作和散文创作上则实现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在中国文学散文的发展上,他以明晰的理论、卓越的实践领导一代风气,在丰富和完善散文文体、发展散文艺术、锤炼散文语言和表现技巧等方面均作出巨大贡献,其个体作品更成为文学散文的典范。

韩愈诗文之效体现象与“杜诗韩笔”再论

文学作品中的"效体"除了效仿古人之外,还有一类效体是专门效仿同时代作家,尤其是与所写作品直接相关的友辈之文体与风格。唐代文人中,韩愈是善用"效体"的代表,他有意识地效仿孟郊、樊宗师、柳宗元、卢仝等人的文学风格,其效体不仅在诗歌中多有出现,还在散文尤其是墓志铭与赠序文中多有运用。这种因人设辞与善于虚构的手段也造成颇富戏剧化、情境化的文学效果。效体现象在唐代并不是个例,杜甫在唱和、酬赠诗中也善用效体,其效体与韩愈一样,明显具有因人设辞的特点,也均是效友辈之作。"杜诗韩笔"能够极诗文之正变,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分析杜甫诗与韩愈文中的相似现象,或可从新的角度佐证"杜诗韩笔"的特殊性。

论唐宋派对韩文的接受

明代文人对韩文的接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否定者有之,肯定者亦有之。唐宋派对韩文是肯定的,对韩文的地位、文道观和文法作了全方位的审视和多层次的接受。

方东树韩诗论的理学特色——依据《昭昧詹言》的考察

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其旨趣在于捍卫理学道统;而《昭昧詹言》则将这一理念贯彻到诗学领域。这一点,体现于他对韩愈诗歌的极意推崇。韩愈既以弘扬孔孟德性之学而成为宋代理学的先导,又注重诗歌创作的学术根柢、艺术特质,这是方东树重视韩诗的关键。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及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论郑珍《跋韩诗》及批语

晚清宋诗派作家郑珍不仅学习韩诗,还有《跋韩诗》和若干批语,从考证本事、编年、释义与典故、阐发诗旨、分析艺术成就等方面对韩诗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虽然数量不多,但颇有见地。

韩愈先世辨析

结合孟州《韩文公家谱》(1991年编修本)和修武《韩文公门谱》(1956年续修本)以及其他材料对韩愈先世进行重新辨析。认为修武《韩文公门谱》所记载的韩愈先世的世系是合乎情理、基本可信的。在没有其他文献资料提供新的世系的前提下,韩愈先世世系应以修武《韩文公门谱》所记载的世系为准。

韩偓与江湖诗派

江湖诗派在推崇贾岛姚合的同时也效法韩偓的香奁诗,部分诗作题材上叙写女性及恋情,风格婉丽缠绵,这在较少描写爱情的宋诗中显得颇为突出。江湖诗派内部学习姚贾、许浑与学习韩偓两种创作倾向并存,这表明江湖诗人对晚唐诗的两种主要风格都比较看重,学习的是全面意义上的晚唐。

韩氏源流辨析

韩氏著姓,源远流长。在关于韩愈世系的研究中,韩氏的源流问题也成为其重要内容。韩氏源流的探讨自韩氏始祖韩万开始到汉弓高侯颓当结束。本文利用文献记载来考证韩氏的源流。韩氏的源流大致应以修武《韩文公门谱》所记载的为准。

朱熹《韩文考异》摘疵一则

“二百”一词具有五个义项,韩愈诗中的“五百”指行刑的役卒,朱熹解释为“什伍之长”,是完全错误的。

韩愈古诗用韵特点

本文将韩愈古体诗用韵与《广韵》"同用独用"规定作对比,观察到二者在韵类的分合上有一定差异,认为韩愈古诗用韵较《广韵》更宽。

卢汀是韩愈的外兄吗——《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献疑一则

南宋文谠注、王俦补注《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断定卢汀是韩愈的外兄。这一说法史书不载,也不见于其他韩集传本。全面考察唐人与卢汀的交游诗,可知文谠对卢汀的描述颇多错漏。卢汀崇尚怪奇,其诗文在唐代已有不传之虞,文谠的断语并无直接的史料来源,可能是因为韩愈诗称卢汀为"吾兄",对卢汀的拜访,韩愈又用了"省"字。然而,韩愈诗文中的"吾兄"大都是对友人的尊称;"省"也可用于省师、省友。故而所谓卢汀为韩愈外兄的说法,不足为据。

《唐宋诗人研究三种》述评

《唐宋诗人研究三种》包含三种著作:孙绍伯《柳宗元诗注》以柳宗元诗为主线,联动其文,注释详尽,征引广博,解读亦常有独到之处。原署程学恂的《韩诗臆说》短小精悍,是韩愈研究中颇有影响的著作。周景濂所著《苏东坡》主要包涵了传主生平经历与品性、创作两大内容,是近代以来最早的苏轼传记之一,颇有创获。此三种著作均为民国学人有关唐宋诗人的学术成果,前者系未刊稿,中者与后者曾于民国年间各以单行本出版。

从宋玉事迹的散记与宋玉传的撰写看两汉魏晋的宋玉评价

汉人的宋玉事迹散记在叙事中反映了他们对宋玉的同情、肯定和理解,晋人的宋玉传记则直接表现了对宋玉的尊重和褒奖,这说明从两汉到魏晋世人对宋玉评价的逐渐提升,这种逐步走高的评价趋势促成了南北朝屈宋并提说的生成。

从赋法、议论、选材、用韵看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诗歌在选材上扩大了搜求领域,以“不诗为诗”;在表现手法上融入了散文的清新笔调,并以充沛之才气、不世出之笔力为之,使其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叶燮《原诗》),表现出“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具体表现有:以赋为诗,以议论为诗,选材奇杰,用韵独特,诗文互释等诸多方面。

以精确之训诂 作古茂之文章——论《曾国藩家书》文论思想中的训诂观

《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对子弟独特的文学教育方式,其中对训诂和辞章关系的探讨就很有价值。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闳通的学术胸怀使得他能客观地评定和借鉴汉宋学家的成果,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文学创作法,并将韩愈古文与汉魏辞赋文学传统相勾贯,以建立不囿于前期桐城派的审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