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地理学百年发展脉络分析——基于《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学术论文的统计分析

《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会刊》代表着美国地理学的最高水平,其载文及其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地理学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其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分析,考察美国地理学的总体地位和不同领域相对地位的变化,梳理美国地理学百年发展脉络,得出以下结论:20世纪以来美国地理学经历了战前初步发展、战后快速发展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持续发展三大阶段,美国地理学的第二个春天正在到来;逐步形成了环境科学,研究方法、模式和地理信息科学,自然与社会,人口、地方、区域,综合地理五大领域框架;长期关注与人类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人文地理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非常注重实践,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应用于实践;研究领域相对稳定,但不同方向的相对地位却此消彼长。依据载文数量的相对比例,可以概括出美国地理学发展脉络:自然(1911—1915)→经济(1916—1920)→自然(1921—1925)→地图学(1926—1930)→地方(1931—1935)→自然(1936—1940)→地理教育(1941—1945)→生态环境(1946—1950)→地方(1951—1955)→经济(1956—1975)→自然(1977—1990)→经济(1990—2005)。上述研究领域、方向及其变化,也基本上代表了世界地理学的整体发展规律。

关联山川形势的汉江上游历史城镇空间格局研究

山川形势是中国古人营建历史城镇时体察、相辨、因循的重要环境因素,也是彰显地域特色、塑造山城景观的关键自然要素.探索城镇营建与山川形势的内在关联对历史城镇的整体性保护发展,对传承本土营造智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汉江上游地区的历史城镇,从城镇择址、空间营建两方面探究历史城镇空间格局与山川形势的关联.通过核密度与渔网分析方法,研究北宋、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城镇与周围山川的空间关系,发现该地区历史城镇“以山为屏、以水为障”的山川选择倾向;以典型历史城镇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盒维数、轮廓曲折度等量化分析方法,发现其在水平与垂直维度均契合山川形势的空间形态特征.汉江上游历史城镇关联山川形势的空间格局营建经验可为该地区历史城镇的整体保护、局部更新、新区建设提供重要借鉴.

明清时期汉水流域会馆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汉水是古代“江河淮汉”四大古河流之一,地处长江与黄河之间,成为沟通关中、中原、川蜀和荆楚的重要黄金水道。明清时期汉水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交通南北、控扼四方”的高度发达的商旅交通文化,带来了会馆的大量兴建。因此,该文以明清时期的汉水流域会馆为研究对象,采用地理学方法,通过地方志等资料的爬梳整理,以ArcGIS为技术手段,对该时期汉水流域会馆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

《春秋》“雨木冰”异象书写的汉、宋学诠释进程

《春秋》为灾异言说之肇始,而异常气象是灾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雨木冰”为例,《春秋》三传起初目的是正人事仪则,而汉儒通过“天人感通”之说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加强了灾异的神秘感验性,更以京氏易等术数思想使得神异的主观随意性解说变得固定化和学理化,从而形成了后代“木冰兆凶,应验在大臣”的固定认知,透露着汉代的类感思维与灾异说“以果觅因”的特质。宋人之学重义理,对于雨木冰现象有了较为合理的认识,更掀起对“正朔”问题的讨论,体现出理学的正面影响。但宋学穿凿义理之弊,又造成了异象诠释变得支离。在汉、宋之学的共同影响下,雨木冰的诠释既有符合万物之理的一面,又长期未脱离占验的神秘化理解。

政治书写与生命叙事——《汉书》《后汉书》赙赠书写的差异

两汉时期的赙赠作为丧葬的重要内容,备受史家关注。班固和范晔在《汉书》和《后汉书》中也对赙赠制度进行了记载。但是,二者的赙赠书写并不相同。班固的赙赠书写突出等级差异,强调封建秩序,显示了皇权对社会伦理的规范;范晔的赙赠书写凸显忠孝节义,强调儒家道德,呈现了人际间的社会交往。班固的赙赠书写是基于官方立场的政治书写,范晔的赙赠书写则是士人主体意识自觉的生命叙事,昭示了不同文化思潮中历史书写意识的不同面向。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读史方舆纪要》所载汉唐长安城讹误汇考

《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顾祖禹所撰写的一部历史地理名著,该书体例严谨、旁征博引,所录资料极其丰富,有关汉唐长安都城方面的记载也非常翔实。但因历史久远,其中的疏漏讹误之处在所难免。以《陕西二》中有关汉唐长安记载为例,根据相关史料发现各类讹误十余处,并加以考证。

文学地理学视阈下韩愈刺袁时期的文学叙事研究

长期以来,韩愈诗文研究的焦点一般都聚焦在文献、思想、艺术、技巧、影响、接受方面,而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出发,对韩愈诗文进行研究是薄弱环节。韩愈刺袁期间作为地方官员,充分发挥职能,结合袁州地理进行了空间生产,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彰显出文学与地理空间的密切联系。从恋地情结理论来观照韩愈刺袁时期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出韩愈具有明显的恋阙情结和鲜明的政治指向。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出发,可以挖掘出其文学创作与袁州地理的人地关系和空间的构建与张力,探寻其清醒的地域空间观与恋阙之情。

《西域地理图说》与《回疆志》关系考辨

《西域地理图说》是清乾隆初年由永贵主撰的一部私修“回疆”志书,因成书较早、未施刊行,传世稀少,故后世皆以《回疆志》为清代南疆史志开山之作。文章以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藏《西域地理图说》稿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内容及递藏状况,并与《回疆志》作比较,考辨两者的内在联系。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东汉私学论析

东汉虽然是重建汉王朝,但与西汉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私学的繁盛即是一例。从文化地理学视角看,私学教师主要来自陈留、南阳、北海、扶风、琅琊、汝南、颍川、广汉、京兆、蜀郡和沛郡等郡国,教授地点则分布在河南、陈留、颍川、弘农、汝南、南阳、京兆、广汉、扶风和琅琊等郡国,这些郡国所在的河洛、关中、巴蜀和齐地等区域可谓东汉私学的核心区。在各区域内部郡国之间私学的发展也不平衡,有核心与边缘之分。不同尺度私学核心的形成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习惯上所谓东汉文化发达区可能是私学的边缘区,而文化边缘区也有私学的核心。对不同文化因素空间分布的研究会细化对汉代文化中心的认识,文化中心区并不意味着是所有文化组成因素的中心,文化边缘区也可能是某种文化因素的中心。

上古中文地图的城聚描绘与城址考辨——以马王堆帛书古地图所见汉泠道城为中心

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为我们观察上古中国城市与聚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图像史料。以马王堆西汉《地形图》所绘泠道县城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实地勘察、相关历史文献、既有考古成果与近代实测地形图及卫片资料,详细考辨汉泠道城及相关城聚之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延伸探讨中国上古地图的城聚描绘特点及其立地环境,以及道路精度、秦汉道制等问题。

秦汉时期汉中郡的政治地理特征

运用政治地理学的理念分析秦汉时期汉中郡的空间变迁,是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有效实践。秦汉中郡,置郡时间较早,初置于惠文王后十二年。秦汉时期汉中地区有着特殊的地理演变特征,南北郡界因秦巴山势而定,较为稳定;东西界则由于都城迁移及政治地理格局转变,为配合国家战略调整而出现了郡区行政管理变化。汉武帝时期,汉中郡治已由南郑迁至西城。昭帝元凤六年,郡、尉分治西城、褒城,是基于国家政治变化背景下,根据汉中城市地域分布与区域交通相互结合的空间结果。东汉初期郡治迁回南郑,都尉分治裁撤。至三国时期,汉中自子午道分界,东属曹魏,西归蜀汉,这也是不同时期政治活动在同一地域空间的表现形式。

“弒”例中的書法與君臣倫理:以東漢先師兼採二傳説與杜預專據《左傳》説爲論

漢代《左傳》學者多兼採《公》《穀》詮解《春秋》《左傳》,至西晉杜預,透過摒除二傳、東漢學者引述二傳之説,有意識地專據《左傳》爲解。深入杜預經解,其受之於東漢《左傳》學者,十有八九,當中有所立異,往往在書法釋例之説。今東漢《左傳》學者經解,十不存一,就可見經解與杜説相較,其論《春秋》《左傳》書“弒”,尤爲立異之大者。本文以《春秋》“弒”書法爲探討核心,詳論:一、東漢《左傳》學者釋“弑”兼採《公》《穀》之説;二、析論杜預《書弒例》,專據《左傳》釋“弑”的内容與主張,説明東漢《左傳》學者詮釋之説兼採二傳,重責臣甚於罪君,君臣倫理觀不盡符合《左傳》取義,而杜預自覺而嚴格的“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的詮釋策略,信而有徵,持之有據,在内容、價值上亦能一致而合理地詮解經傳。尤具意義的是,杜預專據《左傳》的釋例之説,乃爲形成《左氏》專門之學重要立場與必要取徑。

中国9～18岁汉族女生月经初潮年龄的地域分布及趋势分析

目的:分析我国9～18岁汉族女生月经初潮年龄及1995年来的变化趋势。方法:利用2005年和199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数据,2005年有效人数为92 767人,1995年有效人数为85 433人,用概率单位回归法计算月经初潮年龄(age at menarche,AAM)。结果:2005年我国女生的AAM为12.76岁,其中,城市女生为12.60岁,乡村女生为12.92岁,城市比乡村提前约0.32岁。各地区间AAM差异明显,华东、华北地区AAM最早,西南、中南、东北地区次之,西北地区最晚。AAM最早的前5个省级行政单位分别是北京(12.27岁)、上海(12.32岁)、四川(12.48岁)、福建(12.50岁)和天津(12.51岁);AAM最晚的5个省级行政单位分别是青海(14.09岁)、湖北(13.33岁)、黑龙江(13.10岁)、宁夏(13.08岁)和湖南(12.87岁)。2005年城、乡女生AAM分别比1995年提前0.22岁和0.34岁。结论:我国9～18岁汉族女生月经初潮发生城市早于乡村,西北地区最晚。女生月经初潮有提前的趋势,乡村较城市更明显;月经初潮在城乡间、地区间差异有缩小趋势。

易学与袁宏的历史观

袁宏历史观的显著特点,是与其易学见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对易理的阐释是其史学见解的哲理基础。他根据《易》的阴阳之义来论证天人相通,从而推论出名教的起源;他根据《易》之三义:简易、变易、不易,对历史运动过程作出了变中有不变的解释;他根据《易》含天道、地道、人道,将历史变化和天人所助结合起来。

从明代前后期云南进士地域分布变化看汉文化在云南的兴起

明代云南科举初兴,共有进士256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看,明后期云南进士人数和地域分布范围较前期都有明显增加和扩大,在下设府内部各州县情况也类似。明前期云南进士仅有60余人,集中于滇中的云南、大理、临安等府的部分州县、卫所。明后期进士分布范围由中心向边远地区扩散,但滇南、滇西、滇北的广大地区仍无进士分布。明代云南进士的地域分布在前后期呈现出的这种变化与该地区民族情况、学校及汉族移民等因素密切相关。通过对云南各府州县在明前后期进士人数的统计,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明代云南进士地域分布的变化,展现出明代云南汉文化逐步兴起的图景。

中国民族史研究散论

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史与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紧密相关 ,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一经形成 ,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发挥着主体民族的凝聚作用 ,具有三个特点 :融合性、扩展性和南北差异性。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不应忽略对汉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华民族居住的地理环境的差异所导致的中国北方游牧经济类型和南方农耕类型的差异和相互影响 ,决定了中国民族发展中的融合特点、关系特点等。

汉唐冥水(籍端水)冥泽及其变迁考

《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冥安县条：“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４０瓜州晋昌县条：“冥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冥水（籍端水）是今天的什么水？长达２６０里、宽６０里的大泽（冥泽）又在哪里？这问题不仅属于敦煌学研究、西北史地研究中的重要事项，而且是关系西北干旱地区古今水系变迁、环境演变的重大课题。由此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对此多有讨论。笔者近十余年来曾在这一带多次踏查，并反复考证有关文献资料，对其流向、位置及历史变迁状况作了新的探讨。

历史文献解汉代徐闻县治在今雷城镇

根据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叙述了雷州市和徐闻县的历史沿革,介绍了汉代古徐闻县治在今雷州市雷城镇之说是可取的;评述认为汉徐闻县治在今徐闻县南部迈陈、或土旺、或二桥等地之说,既无正确的古文献根据,也缺乏考古学资料依据。

汉代“蜀锦”兴起的若干原因考察

汉代蜀锦的兴起有其特有的自然地理因素,温暖湿润的气候及独特的水资源是蜀锦生产发展的先天性条件;同时,秦及汉政府对巴蜀地区的开发,特别是李冰都江堰的修造,极大改善了巴蜀地区的交通条件,使得隔绝之地,道路纵横;发达的交通条件也为蜀地织锦业的生产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丝织品生产技术,在较大程度上改进了该地区的织锦技术,促进了蜀锦商品化生产及蜀锦贸易业的发展;此外,社会上层及地方豪族对蜀锦的消费引导及文人、士大夫的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蜀锦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