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画像历史故事的两种图像叙事模式及其形成机制——以“赵氏孤儿”为例

“赵氏孤儿”是汉画像历史故事中的一个著名案例,其图像目前已知存三处。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存两例,其中一例带有“榜题”,均采用瞬间叙事。河南南阳杨官庄汉墓存一例,图像分四层,“赵氏孤儿”与“獒咬赵盾”并列,采用分层式连环画叙事。本文考证出江苏徐州白集汉墓前室北横梁上存一例不为人知的“赵氏孤儿”图像,采用长卷式连环画叙事,依时间顺序描绘了四个精彩瞬间。汉画像历史故事的图像叙事从单幕走向多幕,应受到早期青铜画像叙事传统、汉画发展内在规律、图像载体转换、地域性差异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图像学与汉画像研究

在汉画研究领域中,考古学与艺术学呈现出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局面。艺术史的研究更倾向于落向实处,研究者的兴趣在于去寻找对作品、人和历史的具体的解释,而这些解释都离不开考古之实物材料的支撑,图像学恰恰是在艺术和考古之间架起了桥梁。本文立足于对汉画像研究学术传统的综述,疏理出汉画像研究之学术史各阶段不同的研究范式,并就图像学方法在汉画像研究中的不同倾向和思路做了介绍和分析。文章还重点通过武梁祠这一典型个案的学术史为例,关注图像学方法在汉画像研究中的运用情况,进而指出,图像学在汉画像阐释中的前提条件、使用原则及其局限性。

汉代画像艺术中反向图像的研究

汉代画像以画像砖、画像石、壁画、帛画等形式展现于世人面前。对这些艺术作品的解读与理解方式多种多样，整体构筑着人们对汉代社会思想的立体认识。以往仅局限于解释图像地域特征、时代变化、制作方法等方面的差异，近年来学界多关注图像的程序与空间性，

汉画像中胡人图像的宗教意义

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较多表现在胡汉战争图、羽化升仙图以及一些早期的佛教图像中。它具有三重宗教意义:第一,胡汉战争图中的胡人从历史中真实的匈奴人变为墓主人升仙的障碍,象征了墓主升仙道路的艰辛;第二,汉画像中的一些羽人和仙人具有"胡状"外貌,证明了胡人与西王母仙境有关,代表了汉人对胡人的"异域想象";第三,在汉代佛教图像中,胡人出现在佛像身边,与其组成固定搭配。这既是对贵霜佛教艺术的效仿,又与处于西王母仙境的胡人有相似之处,表明了佛教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中同本土神仙、方术思想的杂糅。

视觉文化的“视觉性”概念及其艺术史溯源

在批判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图像学与艺术史研究以及"文化研究"三种理论语境共同影响之下,视觉文化中诸多概念界定模糊。就视觉性这一核心概念而言,它同时具有"象征价值"和"形式价值",并具有"世界图画"的文化表征功能,它发端于艺术史上视觉理论的开创时期,经过艺术史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扩展以及形式研究与图像研究的方法论转换,并在批评理论作为阐释工具的介入之下,逐渐融入文化研究潮流,成为视觉文化的重要范畴。视觉文化研究中视觉性概念被实体化,其"形式价值"以及方法论功能被忽视,导致关于视觉性概念的某些偏颇之见。

中国祆教画像石在艺术史上的意义

文章讨论了十六国至隋时期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六组祆教画像石,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祭祀类与盟会类。从风格上分析,它们与中国绘画史上的粟特画派和于阗画派有关。中国的礼制艺术,能够吸纳外来的祆教艺术,而这一点,亦反映了中国文明与伊朗文明及中亚文明的互动。

《德伯家的苔丝》的细节描写与绘画艺术

将绘画艺术运用于小说创作 ,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体现着哈代对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深刻理解。文章从哈代创作的绘画艺术入手 ,将《德伯家的苔丝》的细节描述中对绘画手段的运用加以分析 ,阐述绘画艺术的运用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以及对作品主题的影响 。

韩凭故事考

文章通过对韩凭故事原本形态的考证表明,故事的核心应是颂扬韩凭夫妇以生命复贞信,此世不可处,乃相踵讬死赴太阴,终成尸解仙。贞信守节、重义轻死,是汉代死后尸解成仙的标准。汉代画像石和铜镜等出土金石资料,说明韩凭夫妇的夫信妇贞、至死不渝品格所造就的爱情故事在汉代广为流传,并引起强烈共鸣。韩凭夫妇殉情而死及死后化作梓树、鸳鸯之说,实际上是汉晋时期盛行的以墓室为"炼形之宫"、经历"太阴炼形"、最终变形而仙的尸解信仰的一种仙话表达。图其形于古圣贤、忠孝、节义、贞烈、英雄之伦,意在示其同臻仙域,藉以讴歌春秋大义。应在汉墓画像的系统配置和更为宽广的汉代思想和信仰背景中去寻求对汉画中韩凭夫妇故事的合理认知。

试析汉画像中的“树-鸟”图像

在早期汉画像中,树与鸟结合的图像模式颇为典型。这种"树-鸟"图式的产生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是一种史前崇拜信仰的简约图像的表达。人们根据原始宗法体制下民族部落聚居场所的"社树"来寄托生命永生与轮回,而飞鸟则作为沟通天地的使者,也成为人的灵魂与天地沟通的象征。这种"树-鸟"图式所隐含的中国古代的社树崇拜、扶桑树崇拜、建木崇拜等原始民俗信现象,体现出古代社会沟通天地、生命轮回以及不死信仰等文化内涵。

汉画像胡汉战争图的叙事性研究

本文是对汉画像胡汉战争图叙事性的研究。本文首先根据其胡汉战争图的逻辑层次,区分其核心元素和辅助元素;随后从具体的案例分析,将胡汉战争图的叙事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时间的不同做一个排序,将核心元素归为四种顺序:"狩猎—出行—战斗—献俘"。另一类是根据辅助元素如"桥"、"楼阙"、"山包"等,将画面分隔成几种意义迥异的空间,在不同的空间中构建各自的情景。因此,汉画像胡汉战争图的叙事模式可以视为以时间为中心的故事性和以空间为中心的情景性的结合。本文希冀为作为"文艺作品"的汉画像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

试论中国早期画像艺术中对“空间”的表现变化——对先秦—隋唐时期画像艺术的解读

在中国早期画像艺术中对"空间"的视觉表现之变迁历程中,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画像艺术中对"空间"的视觉表现上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直接促成了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对"空间"表现模式的成熟。这种"变化"应该是与东汉晚期以来,当时士大夫画家阶层在绘画理论构想与绘画实践活动上,对这一问题进行独特的关注分不开的。

试论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对汉画像的新变——以斗鸡、驻马等非典型图像题材为中心

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在继承汉画像传统的同时,亦产生了相当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其沿用汉画像格套与承袭汉画像题材的过程中,采取了新的处理方法,比如增减、分割格套中的图像元件,更换图像主题,改变画像的整体"语境"等,从而营造出不同的视觉效果,甚至削弱或转换了部分图像的原有象征意义。

东北早期图像艺术作品分析——以《东北画报》为例

本文通过梳理《东北画报》创刊与早期辗转发行历史背景,清晰《东北画报》刊物内容服务广大东北工农兵群众,积极响应政策,分析木刻版画、纪实摄影、新闻漫画、连环画的艺术类型、主要功能、叙事表现侧重,整理出明确而统一的宣传与教育的主题语境,平衡文艺与大众的审美取向,刻画纪实艺术的鲜明形象,将图像与文字互相映射表达的四大特征,得出《东北画报》早期图像艺术作品创作经验,学习以崇高的意志创作、回归历史本心的艺术作品的伟大精神。

汉族吉祥文字图案发展探究

为了研究汉族吉祥文字图案的发展,以及汉族吉祥文字图案在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广泛互相渗透的今天所体现的本土艺术的价值和魅力所在,通过深入分析汉族吉祥文字的缘起、特性以及在当代艺术设计中的表达,详细梳理了其发展源流。汉族吉祥文字图案是建立在华夏文明古老的文化遗存上的,并且在长达几千年的文明成熟、完善中孕育出了独特的审美观念,而这种演化也成为了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缩影。因此,应将中国传统吉祥文字纹样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保护、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电子屏幕“悦读”体验元素在纸质图书设计中的运用——《低科技艺术计划+郑达》的设计创新

《低科技艺术计划+郑达》是以媒体艺术家郑达近年来的互动艺术作品为核心编排的一本新媒体书籍,其中包含艺术家创作状态的全流程分享。该书的整体设计风格重点在于突出和体现现代性、科技性,同时又不失艺术性。在具体设计中,尽量多地使用图形化、可视化的方法,更清晰地阐述作品。

汉声“大过新年”系列画报对现代民俗出版的启示

台湾汉声出版社每年以生肖为主题,出版“大过新年”系列画报,介绍传统的年风年俗。文章解读其成功出版经验,分析其出版思路的开放性、尊重传统的出版理念、出版规划的延续性,为现代民俗出版提供借鉴。

以图像言说——“图画智力”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启示

《蒂耶波洛的图画智力》采用"图画智力"一词,深入解读19世纪威尼斯画家蒂耶波洛如何综合画面形制、观者的角度、媒介的运用等等视觉因素进行艺术创作。由这一概念延伸至20世纪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思考,本文试以"图像"为切入点,讨论20世纪中国画家在面对一系列视觉机制的变动时,运用"图画智力"的可能性。

画意摄影的跨媒介叙事论析

西方摄影史上的画意摄影,指的是出现于19世纪晚期并延伸至20世纪早期的一种试图模仿绘画而提升自身艺术地位和叙事能力的摄影思潮。画意摄影通过创作主体的积极介入,尽可能掩盖或改变摄影与生俱来的机械特性,从而使其成为真正的自由创作的艺术类型。画意摄影的跨媒介叙事方式,是在模仿绘画、雕塑等艺术媒介的叙事模式中形成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拼贴与扮演。通过拼贴方式建构起来的跨媒介叙事,就像是电影中的蒙太奇,因此可以将这种叙事方式称作摄影的蒙太奇叙事。扮演式画意摄影中的演员不仅仅是他们自己,更代表着整个故事世界;或者说,他们只是人们能够看到的摄影图像背后更大的故事世界的一个“索引”。画意摄影跨媒介叙事的两种主要方式,往往具有交叉、互融的特征。画意摄影是一个既是“时期”也是“风格”的概念。

“漫画会”再考辨——中国现代漫画的初期建制

1926年12月8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漫画组织“漫画会”,组织和团结了一批漫画人才,从民族化与大众化等方面对初露锋芒的漫画进行了可贵探索,并将其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有力战斗武器参加革命斗争,促使漫画在时代大变革的浪潮中从懵懂走向了自觉,从稚嫩走向了成熟,从沉寂走向了高潮,为推动中国漫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本文对漫画会成立的历史语境、组织建制、会内活动等史实进行了再考辨。

视觉修辞与《晋察冀画报》的“解放”书写

作为革命话语对大众传媒的征用与改造,《晋察冀画报》不仅代表着革命话语与群众路线对抗都市消费话语的成功实践,也创构了20世纪上半叶“解放”观念视觉表征的审美范式。无论是双语结构的“图-文”互文、主题与图像形式的对比性设计抑或象征民族精神的隐喻符号的呈现以及人物肖像特写的神话性建构,其修辞性的视觉表征架设了影像形式与政治鼓动之间的潜在关联,使得基于修辞的视角理解画报意指成为可能。而“摄影武器论”与“延安文艺讲话”则从语境层面铺垫了“解放”观念修辞表达的深层动因与内在逻辑。《晋察冀画报》的“解放”书写与其说是晚清至民国画报启蒙表征的基因使然,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权力话语进程中提升自身文化配置的内在诉求,其对视觉文艺观及大众文化观的接纳与改造不仅成就了《晋察冀画报》的价值定位,对当代中国的视觉文艺建设同样不无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