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南朝买地券镇墓功能探析——以砖质买地券为中心

汉晋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经历了东汉初、汉末吴晋、南朝三个演变阶段,其镇墓功能也随着书写模式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东汉初年初兴之际的买地券,书写模式更接近实用买卖契约,但其随葬明器的性质和买卖契约的书写格式,决定了它本身所具备的镇墓属性。这种镇墓属性是买地券作为“冥契”的固有属性,其存在与否与券文中宗教神仙色彩的有无强弱无关。汉末吴晋时期,买地券诸要项日渐完备,宗教神仙色彩日益浓厚,并出现了程式化演变趋势,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并未发生改变,其镇墓功能亦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增强。汉末出现的糅杂了解注文内容的特殊买地券,不代表这一时期买地券演变的主流趋势。南朝时期由于道教的深入影响,一系列厌镇神仙鬼吏、慰抚亡魂、护佑生人的宗教语言出现在买地券文之中,至南梁时期,这种新式的券文书写模式已成为南朝各地买地券文的主流。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增强了买地券的镇墓功能。

再谈《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答周钧韬先生

本来,认为袁中郎的《董思白》一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所有袁中郎研究者的共识,也并非是韩南、魏子云两先生的独创。只要承认这一系年,那《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就在这一年,无可争辩。周先生为了挑战这一说法,特别挑出了韩南、魏子云两位先生的大名,无非是为了表示“自觉追求”“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他从事研究的“信条”。但妙的是,他用以否定“万历二十四年”的立论根据,恰恰是用了韩、魏的所谓“共游”说,而这个“共游”说又恰恰是被他硬按给韩、魏头上的,无非是借用这两“权威”来为自己壮色。这就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处在既要挑战两权威,又要借重两权威的矛盾境地。在论述中,不但虚造了韩南说过“共游洞庭山”的话,而且又误读或曲解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关键是,陶石篑两次来苏州,明说万历二十三年的那次没有游洞庭,二十四年他带了一批亲朋好友游洞庭。袁中郎的诗文谈及二十四年陶游洞庭时,都表明自己在病中,未曾陪同。袁中郎另有一篇《西洞庭》写的是后来他一人游洞庭。所以,陶与袁从未“共游”过洞庭。周先生既没有读懂《董思白》,又误读了《西洞庭》,在虚构的韩、魏“共游”说的引导下,就咬定陶、袁“共游”过;既然他们“共游”过,那不是二十四年,就一定是二十三年了。于是“第一信息”就来自万历二十三年了。从中可见,做学问不能从打倒权威出发,而是要从求真求实出发。用材料说话,还要读懂材料,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写这篇文章,特与周先生共勉。

汉晋南朝南方地区铁犁牛耕的形制演化和推广使用

通过整理目前所见汉晋南朝南方地区出土的铁犁和牛耕画像石以及内部配置铁犁牛耕的水田模型,佐之必要的文献资料,本文对汉晋南朝南方地区铁犁牛耕的形制演化和推广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南方地区铁犁牛耕技术历经两汉时期的“二牛抬杠”式长辕犁到两晋南朝时期的“单牛挽拉”式短辕犁的形制演化过程,呈现出曲轭、绳索牵引耕犁等“软配套”技术特征,有利于南方水田耕作。南方地区铁犁牛耕推广程度有限且存在区域差异,并以豪强庄园地主为使用主体。汉晋南朝南方耕犁与唐代曲辕犁和农业组织方式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张掖地区的开发研究——以黑水国汉代墓葬为例

黑水国汉代墓葬出土的农具、动物骨骼、农作物遗存和人骨为人们了解河西走廊张掖地区汉晋时期生业经济和农业发展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通过动物骨骼、农作物遗存鉴定结果和人骨碳氮同位素检测结果,可以揭示汉晋时期黑水国人群的食物结构和生业模式特点。墓葬出土的农作物有粟、黍、稻,随葬动物有鸡、猪、绵羊、黄牛、狗、马,人骨骨胶原碳稳定同位素主要呈现C3和C4混合信号,部分呈现C3信号和C4信号,氮稳定同位素值相较牛羊等家养食草动物较高。综合研究说明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形成麦类、粟黍和豆类的混合农业模式,所以黑水国汉代先民摄取的粮食作物来源呈多样化。同时,河西走廊畜牧业发达,使当时人群摄取了大量的肉食资源,导致蛋白质摄入量较高。

“参汉酌金”立法思想视域下的清代丁忧制度

丁忧制度从儒家伦理中的孝道思想演变而来,自汉代开始逐渐法律化,形成了一项职官制度。清代作为边疆民族统治中原王朝,不仅吸收了明代汉文化中丁忧制度的经验,同时也融合了本族习惯,“参汉酌金”将丁忧制度应用于清代官员制度中。“参汉”,即借鉴前代丁忧制度的回籍守制等规定,同时,具体内容也随着统治者的需求变化而不断改进。“酌金”,则体现于丁忧制度中对待满蒙与汉族官员的区别上。由于满蒙族不曾有丁忧的传统,为了兼顾其习惯,清代丁忧制度中的规定和实施对满蒙与汉官员都有所不同。除此之外,还有“夺情”这一历朝历代都存在的例外情形。“丁忧”是“孝”的体现,“夺情”便是与之不能两全的“忠”的代表。清代在“丁忧”的“孝”与“夺情”的“忠”之间也做出符合统治需要的调整。清代丁忧制度在“参汉酌金”立法思想下的核心理念体现在:清廷在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实践过程中重视主动学习模仿儒家文化,同时也注意保留自身的传统和习俗。

汉晋“仙”观念之流变考

根据“仙”的字形演变,其字义从描述特定形貌延伸出超凡脱俗之义,并兼容登、升义后形成较为原始通用的“神仙”义。在方仙道以邹衍五德始终之说论仙之后,“仙”第一次与长生产生关联并较为完整地具备了宗教义。汉晋时期,“仙”多与鬼神混用,泛指一类与人异质且具备特殊能力的群体,仙人概念发展呈多元化样态:观念上从具备纷繁不同能力的群体转向以长生为核心的修道者,方法上从信仰崇拜转向己身修行,关系上从独立个体转向严格的等级次第。在此背景下,葛洪提出与前人皆不相同的仙论。首先,仙不是异质于人的特殊群体,而是人道之仙;其次,人之为仙的核心关键是长生,唯长生可以称仙;再次,长生不是特定之质,而是学致的;最后,学才是人之本真,学的两个要素是明师和定志。

简析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的四个男性形象

亦舒的都市言情小说影响了无数少男少女的爱情观、人生观和时尚观。根据亦舒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以独特的视角,让观众看到城市中的红男绿女、爱恨情仇,比之原作中的人物更多了亲近感和现实感。该剧讲述了一个家庭主妇罗子君遭遇婚变之后,从底层做起,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故事。与之纠葛的四个男人——可怕的老实人老金、又穷又渣的白光、前夫陈俊生、青年才俊贺涵也各有特色,他们是现实社会中男性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论晋唐汉地僧传的存量及传世情况——以史志与经录对勘为中心

晋唐之际产生的汉地僧传,在文献分类上属于“此方诸德传记”,实与“西域圣贤传记”并行不悖,成为梳理中国中古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的重要证据。历代史志与佛教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虽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重出、淆乱现象乃至难以考证,然而毕竟依据各自的学术渊源和学理视角,为后人具体研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文献清单。将史志与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清单进行对勘,以史志补撰著录和汉文大藏经、敦煌宝藏收录为相关辅证,不仅得知这批僧传文献的体制形态、总体数量以及存佚情况,而且可见同列于上述两类目录者为少数全帙,它们因唐代佛教学者的编目入藏才得以流传至今。从古典目录学视角考察晋唐汉地僧传的分布,有利于全面把握佛教文献和学术史,从而推动文史研究走向深入。

小青龙汤证“渴”与“不渴”探微

《伤寒论》中第41条原文有小青龙汤证“不渴”“服汤已渴”以及第40条原文中有“或渴”的记载,似乎存在矛盾之处。该文基于中医基础理论中有关津液代谢及“渴”的产生机制,结合《金匮要略》中的相关条文及后世医家对小青龙汤证的认识,对小青龙汤证的“渴”与“不渴”问题进行分析与阐述,提出以下观点:小青龙汤证“不渴”当属符合病机的主症,是为“病不渴”;“服汤已,渴”属生理性口渴范畴,是为“药渴”;“或渴”当与热病津伤、病涉阳明有关。剖析小青龙汤证的“渴”与“不渴”的病症表现,既可用于判断疗效,亦是加减用药与鉴别其他疾病的指征,可为中医临床运用小青龙汤及提高其临床疗效提供参考。

论汉晋时期文章的集作形态

汉晋时期,文献以简牍为载体,文章有一长一短两种状态,长文书于简册,短文书于札牍。长文来源于分书于单简的零散资料,或作者构思的短句短章,作者将书于众简的资料集合串联,即构成长文或著述。通过这种方式缀合的,即集作。其中,材料靠辑集整合而成的谓之辑录体,以这种方式编撰的作品外表宏大,内里松散;奏议、书论等长文可称为创作体,语气完足,布局整密,无拼合组接之迹。集作的优势和弊端,都是由简牍书写条件造成的,可见文章规模体制与所用文献载体大有关联。从文献载体来解释汉魏晋初的文体、文风特征,可以揭示问题的根源,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附魅·祛魅·返魅——汉晋时期疾疫观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

在抗击瘟疫的道路上,中国自古至今都在与瘟疫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在汉晋时期,面对频发的疾疫,人们从对疾疫的认知到祛除疾疫的手段,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实现了对疾疫从附魅到祛魅的飞跃,即由那种鬼祟巫蛊致疫说发展到阴阳失调致疫说。在祛除疾疫的方式上也由大傩驱鬼除疫的原始巫术,发展到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的中医疗法。在肆虐的疫情面前,中国传统中医药仍然是人类抗击瘟疫的宝贵财富和有力武器。

繁缛富艳:汉末魏晋易代文学的才情底色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安时期,曹操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了汉代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的程式化人才选拔方式,大量辞章氤氲而又个性鲜明的文人脱颖而出。曹操、刘备、孙权政治集团,尤其是在曹氏父子麾下,聚集了众多擅长文学、辞采斐然的士人,由此形成汉末三国以文采见长而精彩纷呈的文学画卷。三家归晋,能够和敢于入洛仕进的“亡国之余”,唯可凭借的即是自身的才学,而个体的才华和能力大多体现在文辞富艳、辞采华美、深情低回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风格上,由此出现了晋世群才雕采饰藻、挺拔峻峭的文学特色。时代不幸诗家幸,汉末魏晋易代的人才流动,因才情为文学,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汉魏晋易代之际文学思想交融与理论突破

按照文质相复的历史循环理论来衡量,魏晋是一个主文的时代。刘勰将“质文代变”转换成文学理论命题。从文学发展史上来看,魏晋是一个灿烂的文学时代,而这个时代得到了史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双重支持。西汉末叶扬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儒家文学观念,于汉末魏初“唯才是举”大时代背景下有了“诗赋欲丽”的隔空响应与理论续写。过度重视生活奢靡享受,追求生活的无上质量,钟情心神的快乐精彩,甚至对于美好的容颜、外在的神采风姿也是趋之若鹜,在文学上必然更加重视与追求绮丽的文采,从而形成靡丽的形式主义文风。在“灵均余影”与“瞻望魏采”双重因素影响下,“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批评理论应运而生。虽然魏晋文学自觉说已经被证伪,但文学脱离了儒家教化的羁绊,在魏晋得以实现回归文学本位,追求文学个性以及华美辞采、任情任性,这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巨大进步。一个区别于汉风唐韵的华丽的文学时代令后世瞻望。

中国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论

中国早期佛教考古是指从佛教正式传入的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考古。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存发现相对较少,有些佛教遗物在形态和性质上较为模糊,不易辨识,但它们对研究佛教如何进入中国及进入中国后的早期历史表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直到近年,学者们对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佛教遗存的性质、时代、分期、艺术风格、传入路径等开展了大量研究,相关成果对认识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历史文化具有重要贡献。

从“法-药-人”角度探讨经方药物警戒思想

目的:挖掘经方《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药物警戒思想,传承中医药安全用药思想,指导现代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推动中医药传承发展。方法:从法、药、人多角度全面系统梳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关用药安全内容,并分类归纳,探讨其警戒措施,提炼经方警戒思想与方法。结果:从“法-药-人”角度探讨经方中药药物警戒思想,经方依据汗、吐、下、消、温、清、补、和八法各治法特点,药物本身的特性,以及患者的体质差异具有相应的警戒措施。结论:经方中蕴含的中药药物警戒内容丰富,对现代临床用药具有指导意义。

沟通陆海丝绸之路的南江驿道的形成与发展

位于岭南地区的南江是广东境内的主要河流之一,早在史前时期便滋养着生活在其沿岸的众生。自秦朝时我国建立起统一多民族国家后,南江流域又因其便利的水陆交通成为岭南地区驿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由于南江向北与连接岭南和荆楚地区的潇贺古道互通,其东部又为岭南政治经济中心番禺,因而南江流域又成为了楚地与岭南连通之锁钥,以及拱卫番禺的地缘战略前沿。而在汉武帝收复岭南,开通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后,南江又成为了四方文化的交流汇聚之所,发源于云南地区的铜鼓文化自西向东传入该地,并借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向南辐射,扩散到海南及东南亚各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江流域继续担负着保卫岭南、守护广州的地缘战略职责。萧齐政权时期,西南二江都护的设立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央朝廷对该地的重视程度。也就是在中央朝廷对南江流域管控的持续加强下,南江流域与外界的联系性进一步增强,并逐渐发展成为连接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道。产自西亚地区的神兽忍冬纹饰金手镯和有着鲜明东魏—北齐时期特征的菩萨像,都一再证明南江驿道是对接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物质载体与意涵塑造——从纳粮收租图看汉晋艺术中的跨媒介交互

描绘地主庄园中收取田租、纳粮入仓场景的纳粮收租图是汉晋艺术中跨媒介交互的突出体现,在图像生成中整合了画像、现实场景、地上建筑和模型明器等多重视觉资源,也在画像石、明器、壁画和画像砖等物质载体中流转。汉晋时人利用媒介自身的特性配合纳粮收租这一主题,将图像塑造为汉晋丧葬观念下死后需求的物化和身份地位的象征。特定艺术主题在不同物质载体间的转换及表现形式的变迁,凸显出中国古代各艺术门类之间及其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

新疆出土佉卢文书所见汉晋鄯善国习惯法研究

20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出土的千余件佉卢文书,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其中大量的法律判例文书和契约经济类文书,如水源管理、禁止砍伐树木、牲畜使用与保护、禁止公务人员身兼数职、王室政令执行不力、惩处女巫、僧侣世俗化、收养子女须立契约等,再现了汉晋时期鄯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多个方面,弥补了传统史料记载之不足,对西域史研究尤其是汉晋时期的鄯善国习惯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傍海”“浮海”与东北边疆布局——汉晋宾徒县地望发微

汉代徒河县治乃今锦州汉城址,与先秦“屠何”族密切相关。宾徒位于徒河以东,今大凌河东岸的凌海市王家城址为县治所在。宾徒与徒河、交黎,构成汉辽西郡东部都尉主干,呈现的三角形区域社会治理布局延续至今。汉晋辽东湾海岸线比现今伸入内陆,宾徒是重要的河海联运港口。慕容鲜卑与东晋“浮海”交往频繁,宾徒发挥着端点作用。慕容廆安置齐地“侨分”,宾徒更名营丘,退出政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