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楚辞研究范式的开创与定型——从贾谊到王逸

汉代是千年楚辞学的开创期,为后世楚辞学提供了基本研究范式。这一时期的楚辞研究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从贾谊到贾逵,评价屈原或抑或扬的论争,影响后世两千余年的评屈格局;二是从刘安到王逸,他们奠定了《楚辞》注疏之学的主流道路;三是从司马迁到刘向,他们开启《楚辞》文献分类整理之路。梳理汉代楚辞学的开创与定型之路,是进一步探究楚辞学发展与演变脉络的第一步,亦是楚辞学史研究的重要一步。

“灭刘氏者龚也”:南汉宦官政治新探

刘谦、刘隐出身岭南地方豪强,因为文化弱势而积极与士人合作,坚持士人政治。刘䶮在位期间一直没有解决权力合法性问题,难以改变相对于士人的文化弱势处境,从而对士人不满,质疑士人政治,逐渐以宦官制衡士人,终于在晚年形成宦官政治取代士人政治的趋势。宦官在刘晟摆脱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刘晟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从而真正崛起,推动南汉正式形成宦官政治,导致士人在南汉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让士人产生强烈的政治离心倾向,为南汉政权的覆灭埋下伏笔。

《诗经》“杞”释说——兼辨《名医别录》之“榉”

《诗经》与植物“杞”相关的载记共有7处,同名异物的存在使得其整体类分与具体所指具有复杂性,诸家对此亦颇具分歧。综合观之,《诗经》之“杞”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四牡》《湛露》《四月》之“杞”,其为枸杞(Lycium chinense Miller);第二类是《将仲子》之“杞”,其指旱柳(Salix matsudana Koidz.);第三类是《南山有台》《杕杜》《北山》之“杞”,其是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 C.DC.)。《名医别录》之“榉”即为枫杨,《中国植物志》误将之释作榉树[Zelkova serrata(Thunb.)Makino]。

柳宗元柳州事迹的历史叙述——以韩愈为中心

柳宗元去世后,韩愈先后写了3篇纪念文章,对柳宗元柳州事迹进行了相关描述,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柳宗元为官柳州时期的政绩;二是“死后为神”,柳州民众为其建庙祭祀;三是作为著名文学家来指导后学,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后世文人对柳宗元在柳州事迹的叙述有所增加,但仍以韩愈的叙述为基础。韩愈对柳宗元柳州事迹的历史叙述,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柳宗元的历史地位。

汉代刘贺服饰形象整体设计研究——《海昏侯马蹄金、麟趾金·前世传奇》

《海昏侯马蹄金、麟趾金·前世今生》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四季第三期,走进江西省博物馆板块的重要内容之一,讲述了西汉元康四年刘贺就任海昏侯后的一段故事。因此,如何根据剧中人物身份、时间设定及礼仪要求,还原刘贺的服饰风貌,成为节目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刘贺的服饰形象设计受其诸侯王身份地位、西汉早中期楚风服饰风尚以及剧中立春礼仪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参照汉代舆服制度和文献资料,对应墓葬陶俑、画卷等图像遗存,结合汉墓出土的服饰实物,对刘贺的服饰形制、面料、色彩、纹样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考据。刘贺服装形制主要为曲裾深衣、禅衣;服装面料为罗、锦以及素纱等高级丝质品类;纹样为菱纹罗纹样与夔龙纹锦;首服远游冠,足踏歧头履等。通过本次设计研究,希冀还原以刘贺为代表的西汉贵族男子服饰风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服饰文化的同时,也为后续节目人物服饰形象设计提供参考。

韩愈阳山之贬成因考释

韩愈阳山之贬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两《唐书》所载其“上疏论宫市”一事应作为韩愈此次贬谪的导因。从历史之客观记载与人物之主观态度分析,以之构罪于韩愈的并非传统所论的幸臣李实,而是在德宗朝已阴为党羽的韦执谊、王叔文等永贞党人。柳宗元与刘禹锡虽无加害韩愈的主观故意,却有泄情于韦、王的嫌疑。韩愈对于韦、王诸人卑鄙行径的怨愤与控诉,也如实反映在了其后创作的诗文中。

清代咸同汉学的探索与调整——《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比较研究

刘恭冕与戴望是晚清咸同时期重要的汉学家,《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是其时代表性的汉学著述。以同治年间刘恭冕、戴望在金陵书局的交往为背景,比读二书,可知二人作为咸同典型的汉学家,皆秉持追求独立判断以求真义的精神,并对《论语》展开了浩大的训诂考证工作。但是,刘恭冕与戴望在注解时却选择了不同的体例,结果使得《论语正义》的汉学考证色彩得以彰显,《戴氏注论语》的汉学考证色彩被遮没。这种差异性源自刘恭冕、戴望对《论语》注本的构想不同:刘恭冕在乾嘉为群经作新疏风潮下撰写《论语正义》,意欲大力发扬汉学训诂考据方法,提供集大成的《论语》义疏成果;戴望在咸同经世思潮推动下撰写《戴氏注论语》,意欲提供可以革除世敝、维护圣教的经济之学,因此有意调整支离的训诂考据以避免遮蔽义理体系。二书的异同离合,展现了戴望与汉学主流考证学复杂的关系,体现了咸同汉学的不同学术风貌,反映了经世思潮下汉学的发展与流变。

“唐宋八大家”与《中庸》的升格

在《中庸》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经”的过程中,中唐与北宋是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涌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庸》都给予了一定的表章。中唐的韩愈与柳宗元,人称“韩柳”,他们主要关注并讨论了《中庸》的“诚明”思想。北宋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被称为“江右三杰”,欧阳修曾就《中庸》的性论批评过当时学界的空言高论之风;曾巩在继承欧阳修文论的同时,也引用《中庸》来解释《洪范》;王安石则很早就借《中庸》来论述过自己的人性论思想。“三苏”中的苏洵对《中庸》只有零星的关注,但苏轼则专门写过《中庸论》三篇,苏辙也曾以佛解儒,用《坛经》“不思善,不思恶”来解释《中庸》首章的“中和”思想。“唐宋八大家”因其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他们对《中庸》的关注与表章,在《中庸》升格过程中起到了强劲的助推作用。

刘备形象与汉民族意识关系论

刘备形象与汉民族意识相互促进。一方面,刘备利用汉民族意识起事,汉民族意识推动了刘备形象的演变,使刘备由三国时期的军阀演变为千古仁君;另一方面,刘备丰富发展了汉民族意识,使汉民族意识的历史厚度由高祖开国发展至高祖开国、世祖中兴、昭烈矢志中兴三位一体。经刘渊、刘知远、朱熹等大力弘扬,刘备成为汉民族政权式微时“兴复汉室”政治理想的典型代表。罗贯中受依史演义的束缚,刘备“兴复汉室”政治理想最终落空,三国续书作者突破史传束缚,让刘备最终“兴复汉室”,明清戏曲以市民化欣赏旨趣,丰富发展了有情有义刘郎君的形象。受刘备形象影响,“兴复汉室”政治理想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

汉魏晋易代之际文学思想交融与理论突破

按照文质相复的历史循环理论来衡量,魏晋是一个主文的时代。刘勰将“质文代变”转换成文学理论命题。从文学发展史上来看,魏晋是一个灿烂的文学时代,而这个时代得到了史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双重支持。西汉末叶扬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儒家文学观念,于汉末魏初“唯才是举”大时代背景下有了“诗赋欲丽”的隔空响应与理论续写。过度重视生活奢靡享受,追求生活的无上质量,钟情心神的快乐精彩,甚至对于美好的容颜、外在的神采风姿也是趋之若鹜,在文学上必然更加重视与追求绮丽的文采,从而形成靡丽的形式主义文风。在“灵均余影”与“瞻望魏采”双重因素影响下,“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批评理论应运而生。虽然魏晋文学自觉说已经被证伪,但文学脱离了儒家教化的羁绊,在魏晋得以实现回归文学本位,追求文学个性以及华美辞采、任情任性,这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巨大进步。一个区别于汉风唐韵的华丽的文学时代令后世瞻望。

中唐韩柳古文书写的可能与规则及其限度——以语体为视角

"古文"并非一种相对于骈文或其他时文的文体概念,"古"乃是语体"古雅"或"雅正"的标识。"古文"书写的可能,一在形式上的复古,以求"古雅";一在主题上的"明道",以求"雅正"。"古文"书写有其规则,书写者须明了上古汉语与中世汉语的区别,并遵守上古汉语的韵律与语法规则。由于"古文"书写者难以突破身处的思想学术传统与社会习俗的制约,故只能在部分文体上求得突破,而难以真正挑战时文的地位与影响。

刘国辉《伤寒论》英译本的翻译特点与问题研究

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的英译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但学界较少对刘国辉译本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以刘国辉《伤寒论》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并探讨其翻译特色与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虽然该译本尚有不足之处,但总体来看该译本通过综合运用多种翻译策略,如借助西医术语进行归化翻译,使用汉语拼音进行异化翻译,增加副文本进行深度翻译,统一修辞手段与增补词语以实现对等翻译,达到了介绍《伤寒论》医学理论、传播中国文化的效果,这正是译者重视读者的接受度与译文忠实度翻译思想的集中体现。

论刘邦的货币改革

刘邦建立汉政权后,针对"秦钱重难用"的问题进行货币改革,对秦半两减重,所铸行的是小半两钱而不是"荚钱"。尽管当时已有榆荚大小的钱,但数量并不多。"荚钱"的大量泛滥是刘邦以后的事情。刘邦进行货币改革,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废除秦朝已经过时、不合实际的货币制度,使当时社会中实际通行的"小半两钱"成为合乎法律的货币。同时改革废除了秦代中央集权的铸币政策,实行"令民铸钱",由民间自由铸造货币的措施,对争取民众支持、聚集力量,夺取楚汉战争的胜利是有意义的。另外,这次货币改革,对汉初社会经济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汉代前期货币制度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之职,以及刘辟彊、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对唐宋古文家的双重批评标准——从韩柳欧苏的妓妾声色谈起

食色性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也不例外。不过,同一个玩妓置妾、追求声色之欢的事实,历来批评家却对韩、欧严,对柳、苏宽。而往深一层看,这种宽严不均的批评现象其实还代表着对古文家评价的双重标准:在儒道之"正"的标准下,韩欧的妓妾声色有可能成为人品方面的玷污,他们作为古文运动领袖须要人品与文品的合一,而在文章之"妙"的标准下,柳宗元、苏轼的妓妾声色经历不遭诟病,甚至还成为"文采风流"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种对古文家评价的双重标准,最终还与古文家本人不同的自我期许大有关系。

唐代诗人事迹新证

新出土文献为唐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载体,诗人事迹的主要方面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而进行拓展研究。诸如崔颢的郡望与仕历、韩愈的交游、苗发的行第等,都可以利用出土文献进行重要的补充。对于以正史为主的诗人传记资料的讹误,还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进行订正,从而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唐诗研究的空间。

韩柳集中市民意识的文学表现

本文所谓“市民意识”，特指在古代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视商贸活动的新阶层之新意识。中唐时期市民阶层影响渐大，传奇及说话等俗文学日渐昌盛，诗文大家韩愈、柳宗元沾溉世风，以创作表现了这种新形势、新意识，始创以古文作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市井人物形象。除诉诸文学手法之外，柳宗元在接受新兴市民意识的同时，又根据自己的思想需求，予以改造，大大扩展了其“大中”之道的现实内容，为新时代的儒家之道输进了新鲜血液。

古代文论“养气”说之流变

“养气”说源于儒、道哲学上的“养气”论 ,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之一。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发展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四个历史阶段。在历史发展中 ,“养气”说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涉及到作家道德人格之修养、创作心态之培养、艺术才能之习练、艺术个性之发扬、人生阅历之增广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论光武中兴与军事领导体制改革

汉光武帝刘秀在建立东汉政权和完成全国统一的过程中,构建起以皇帝、大司马、大将军、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统一战争结束后,他通过撤销和削减诸大将军、将军职位和改大司马为太尉,逐渐形成以皇帝、太尉、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这一军事领导体制的转变充分体现出刘秀"偃武修文"的治国理念,有利于集中兵权和强化皇权,从而为光武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