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安的包容精神——以周秦汉唐为例

周、秦、汉、唐均建都古城长安(今西安)。周人以礼仪贤德包容四海,制礼作乐,统治天下。秦人以宽广的胸怀招贤纳士,秋风扫叶,创建基制,震慑四方。汉人以“大一统”的梦想构筑帝国,始开丝路,融合匈奴,汉匈和睦,天下归一。唐人以开放的心态、宏伟的气势以前朝为鉴,创大唐盛世,胡汉融合,万国来朝。故以周、秦、汉、唐为例,论述西安具有的包容精神,以斑窥豹,就教方家。

技术与权力:汉唐时期胎孕知识的性别选择

中国传统医学在汉唐时期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胎孕知识,主要集中在《胎产书》《产经》《诸病源候论》和《千金方》等医书之中。除了不孕症和孕期疾病的治疗、孕妇营养、养胎和接生的方法之外,还包括与生男生女有关的理论、医方、方术和胎孕禁忌等。受父权制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影响,汉唐时期的胎孕知识带有明显的男性中心色彩,存在着强烈的性别选择倾向,本质上反映了权力与知识建构之间的关系。

汉唐文脉下的“古代和田艺术模式”考析

大夏美术造型样式沿丝绸之路进入塔里木盆地后形成古代和田派艺术模式,这种艺术样式在尼雅、达玛沟、约特干等遗址中都有着生动的体现。丝绸之路使得汉唐文脉下的造型艺术体系得以确立,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从视觉图式扩展至风俗礼仪的各个环节之中。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和田的布扎克彩棺,棺上面绘制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反映出西域与中原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和田木雕在装饰范围、表现形式及雕刻技艺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镂雕、平雕等技法被广泛应用,作品中渗透了现实气息,造型上趋向真实,并在二维平面的基础上强化装饰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汉风风格。

中原黄河漕路与秦汉隋唐帝国

中原黄河漕路是以现在郑州桃花峪以西至三门峡灵宝段的黄河河道为主干的漕粮运输通道,由灵宝至三门峡段、三门峡至孟津段、孟津至郑州桃花峪段等数段构成,敖仓、荥阳故城等地是中原黄河漕路上的关键节点。作为关中与关东之间唯一有效的运输渠道,其畅通与否和秦汉隋唐帝国的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在秦、汉、隋大一统的过程中,中原黄河漕路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桃花峪以西的中原黄河漕路转输军粮物资之便,帮助秦人在兼并统一战争中占得先机;而关中以东中原黄河漕路的畅通及其对敖仓之粟的控制,几乎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决定性因素。汉代时,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转输的漕粮数额一直呈现攀升之势,最高在元封年间达六百万石,约为当今的18万吨。隋帝国借助中原黄河漕路控制了当时东亚大陆上最富庶的区域,更是以郑州桃花峪西至三门峡灵宝段黄河漕路为主轴,西引渭水,东连黄河下游与后来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永济两渠,构建了南至淮水、北达海河流域的水上交通运输系统。唐代关中长安对中原黄河漕路的依赖则超过了汉、隋,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西输至关中长安的漕粮数量与规模随着唐帝国国运盛衰而不断起伏变化,可以说中原黄河漕路畅通、漕运制度不断完善,唐帝国蒸蒸日上;中原黄河漕路断绝,唐王朝政权亦随之衰亡。因此,中原黄河漕路足以称为秦汉隋唐帝国的生命线。

广西容县古代田辽岭冶铜遗址初步研究

田辽岭冶铜遗址位于广西容县容西乡西山村,面积约0.12 km^(2),考古年代属汉唐时期。对取自该遗址的18个炉渣运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及能谱分析(SEM-EDS)方法进行成分分析;对其中2个炉渣样品采用变形法进行熔点测定。检测结果表明,该遗址采炼铜铅多金属矿石,使用“氧化矿—铜”工艺冶炼红铜。该遗址冶炼温度高,铜渣分离较好,该遗址冶炼技术比较成熟。

何以治民:论汉唐循吏面临的矛盾及其选择

汉唐循吏主要面对着以下四种与百姓相关的矛盾:一是百姓利益与循吏自己、亲人等私人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牺牲私人利益,尽心为百姓办事。二是百姓利益与下属、同僚、上司、君主等各方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以百姓利益优先,牺牲下属利益,站在了同僚、上司和君主的对立面。三是百姓利益与法律制度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为了百姓而不遵守法律制度。四是百姓与百姓利益的矛盾,对于刑事案件,循吏秉公执法;民事纠纷则以调解为主。在循吏的观念中,百姓的分量最重,法律制度次之,君主最轻。循吏在处理上述四种矛盾时,分别体现出了无私奉献、不畏权威、礼优于法、灵活权变的原则。

汉唐赋税制度比较及其对税收现代化的启示——理想、技术与效能

阐述了汉代的“税赋役”和唐代的“租庸调”及“两税法”,并从理想、技术与效能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了汉唐的赋税制度,发现汉唐赋税征管组织体系松散,税收征管成本过高,治理效能偏低,其原因主要在于税收治理幅员太大,地理阻隔导致物流成本过高,税收征管技术有限。汉代和唐代的赋税制度演化史对现代税收治理的启示在于:税收制度理想必须根植于社会现实的土壤,所有的制度均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税收制度体系必须有税收治理技术配套,变通执行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秩序失范问题;税收基础必须建立在具有弹性的标的上,税收治理应当随着社会条件而动态调整;税收治理必须考虑治理规模与治理成本,在既有约束条件下实现治理成本最小化。

文济秦岭——西安国家版本馆设计

根据“依山而建,山水交融”的要求,西安国家版本馆选址于秦岭圭峰北麓,力求与秦岭的自然与文化景观和谐共生。设计主导思想为“山水相融、天人合一、汉唐气象、中国精神”,旨在汲取汉唐时期建筑在融合建筑场地与人文精神方面的精髓。整体布局通过一条南北轴线将圭峰、西安国家版本馆和西安高新区连成一个整体,形成地形、空间感和时间记忆的完整性。建筑群采用传统山地建筑的智慧,划分为三大功能区,布置在6层台地上。主体建筑文济阁坐落在高台上,以圭峰为背景面向园林与城市,构成一幅壮阔图画。建筑设计运用新技术、新材料,结合传统营造智慧,营造具有中国精神内核和艺术表现力的和谐建筑。环境设计尊重自然,追求中国山水园林的素朴天然之趣和诗情画意之美。

凹凸画与6-8世纪中国雕塑造型方式之变的关联

唐代雕塑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一,造像尤为其中翘楚,本文分析唐代造像与凹凸画造型方式的共性,通过比较其与汉代造型方式间的区别,说明唐代雕塑造型方式中底层观念的变化,进而从造型机制角度回应唐代雕塑风格形成的原因。

先唐时间观念的形成及特色研究

先唐时期的时间观念,是在多种思想文化交融交织的丰富而复杂的背景下形成的,因而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历史学家对时间观念的感知是与其人文关怀紧密联系的,具有一定的道德教化意义。文学家对时间的认知则与时间流逝、感时不遇、穷通幽显等个人身世遭遇密切相关。思想家对时空观念的重视,背后隐藏着国家建构、权力话语等深层次思考。

湖南出土滑石猪的考古学观察

湖南古墓随葬滑石猪时代较早、数量亦多。其分布范围遍及湘江、沅水和澧水流域,流行时间从西汉早期延续至隋唐时期,类别形制存在写实与抽象两种风格,每个阶段又各有特色和演变。其在湖南盛行的背景和意义主要有三:一是当地铁器化进程的加速和采矿业、手工业的进步,为滑石矿的大量开采和滑石器的广泛制作提供了条件;二是西汉以降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养猪业的发展,推动了猪形明器的出现和传播;三是远古以来葬猪习俗和崇猪信仰的传承与流变,赋予了滑石猪丰富多元的丧葬寓意。

汉至唐之间屏风榻形制演变特点及成因研究

旨在研究汉至唐屏风榻从低矮型向高型转变过程中形制演变的特点以及产生原因。以画像石、墓室壁画、考古发掘文物以及相关文献等资料为基础,梳理了汉至唐各时期屏风榻形制的特点。结果表明,汉唐间屏风榻主要经历了尺度上由低型到高型、结构上由开放到封闭、屏风样式上由独扇到多扇、屏画题材上由教化到审美的演进趋势;同时发现,南北朝是屏风榻形制转变的重要时期,此时南北地区屏风榻形制存在较大差异。自南北朝后,隋唐屏风榻在南北朝北方地区形制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究其原因,这与传统礼制的规训、技术的制约,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存在必然联系。

常任侠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论略

常任侠的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敦煌佛教美术研究、中印佛教美术交流及其影响研究两个方面。常任侠立足于唯物史观和美术史的宏阔视野,采用艺术考古研究方法,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进行考察与研究,揭示其演变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规律,既肯定了印度佛教文化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的影响,又强调了汉唐时期本土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艺术的吸收、融合、改造。他的敦煌美术史研究丰富了中国古代敦煌美术史研究的资料库,为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和学科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

汉唐建筑风格在武威东站建筑设计中的传承应用

铁路客站融入地域建筑文化既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形象,还能为铁路客站赋予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以武威东站站房设计为例,通过梳理武威地域文化特色,分析汉唐建筑风格特点,提出将汉唐建筑风格融入铁路客站设计的策略与方法,并从传统建筑形式的转译、建构一体化设计手法、室内外一体化设计、传统建筑元素的应用等角度进行阐述,充分展现武威东站站房设计中的汉唐建筑风格。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汉家”认同:唐诗创作的集体记忆建构

唐诗中的“汉家”一词,多用来指代、譬喻唐朝,或用来表达诗人对汉朝的追慕与感怀。作为一种流行的写作模式,“汉家”及相关意象在唐诗创作中的广泛运用,是一种集体记忆的表现。唐朝统治者的系列崇汉、拟汉举措,从制度层面建构了“汉家”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诗人运用“汉家”相关意象营造了“汉家”集体记忆的诗歌情境,完成了“汉家”集体记忆的诗歌建构。这种“汉家”集体记忆体现的是唐代诗人群体对以汉朝为代表的“汉家”文化的认同。

宋人追复“三代”之原因蠡测

宋朝建国之后,朝野都认识到历史乱多治少,加之北宋承五代废墟而来,如何避免成为第六代?这让他们心里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并开始从历史中借鉴经验。“三代”号称“极治之世”,寿命最久,而历代称治的汉、唐,寿命却明显更短。“汉唐”可以成为第一步追求的典范,但如果要想国祚更久,则“三代”无疑是更理想的仿效对象。提倡“三代”,也有助于应对佛教挑战。而当时思想资源有限,宋代朝野并不能提出超越儒家“三代之治”的其他理想世界。因此,在与“汉唐故事”“祖宗家法”的对比中,“三代之治”得到了极大的推崇,这也促成了儒学的复兴。

汉唐时期胡麻与宗教、养生风气的互动

汉唐时期,先民对胡麻的认识和利用涉及服食辟谷、药食两用、延年致仙等方面。服食辟谷方面,胡麻的服食风气延展至唐,使得胡麻饭成为唐人的美味珍馐;药食两用方面,汉唐时期胡麻在食用的基础上,其疗病祛疾的范围呈扩大趋势;延年致仙方面,以胡麻为仙药可能与魏晋时期服食风气益兴、道家饵食胡麻来养生修身有关。一粒亦药亦食的胡麻,因与当时的服食风气以及宗教相关联就具备了多重属性,值得藉此追本溯源,探究医药背后的文化因子,从而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中医药文化。

论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韩愈形象

韩愈的名儒形象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走向了仙道化,其仙道化塑造有三大标志:能识丹篆、死后从圣讨伐敌国和牡丹现诗预知命运。韩愈形象仙道化塑造的历史依据,是韩愈生平经历与诗文文献中流露的亲道倾向。韩愈形象向仙道转化的深层原因是中晚唐战乱与庸政的社会背景下,士人无力兴国与求仙避世的矛盾心理。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韩愈形象是唐末士人孤独彷徨身影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