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研究

民族事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既是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缩影,也是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立足于中国民族事务治理实践,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方向,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国家权力机构与各类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结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关系格局的进程。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吸收了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优势,但摒弃了西方治理理论“去中心化”“去国家化”的理念,与西方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与非政府、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与分离存在根本不同。党的领导、政府的统筹和组织,在构建稳定有序和谐高效的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中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对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强调,为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及其进展

语言转用是否影响讲话者的族群认同?如果语言转用对讲话者的族群认同有影响,是族群认同消失了或者减弱了,还是族群认同发生了转变?这是语言与族群认同的关系研究长期关注的问题。客观主义观点认为,语言转用使讲话者对本族群的认同消失;主观主义观点认为,语言转用不影响讲话者的族群认同;动态建构观点认为,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是变化的,语言转用对不同族群、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族群成员的影响不同。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的关系复杂,既不能把两者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语言转用决定族群认同,也不能把两者之间关系视为完全独立的。动态建构观点既避免了客观主义观点的偏颇,又弥补了主观主义观点的不足。影响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关系的因素有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包括国家的语言政策、族群间的相对地位、学校教育的语言媒介、语言环境、人口数量与地理因素等,主观因素包括个体的价值观、性别和年龄、跨文化敏感性等。未来应该加强对该问题的实验研究,增强共时性和继时性的比较研究,开展方言转用与族群认同的研究,以便得出更为确定的结论。

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与脱贫韧性的空间耦合关系研究

研究乡村旅游发展与脱贫韧性的空间耦合关系是开展旅游扶贫的有益探索,更是对巩固脱贫成果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91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乡村旅游发展与脱贫韧性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测算2023年乡村旅游发展与脱贫韧性水平及空间格局特征的基础上,探究两者耦合关系及耦合协调发展特征,划分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结果显示:(1)研究区乡村旅游发展整体水平偏低,区域差异显著,乡村旅游保障和乡村旅游资源相较于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略好.(2)研究区脱贫韧性较强,且地区间波动较小,经济韧性、资源韧性相较于文化韧性和社会韧性更好.(3)研究区乡村旅游发展和脱贫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主要以乡村旅游发展滞后型为主,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耦合度,空间耦合关系基本一致,呈现出3个中心向中部扩散的空间格局.最后,根据乡村旅游发展与脱贫韧性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针对性地提出加强旅游经济功能、提升乡村旅游联农带动效应,增强文化和社会脱贫韧性等措施,以期为地方政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建议.

特定装饰铜器与生产作坊关系考辩——亚址、亚醜、戴家湾铜器与孝民屯铸铜作坊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单一因素的单眼蹼形大角特定装饰造型分别见于晚商“亚址”“亚醜”铜器和西周早期“户”“鼎”“■”铜器的现象以及孝民屯铸铜作坊同类陶范出土情况的分析与考辩,认为同一特定装饰的铜器、甚至是形制、纹饰完全相同的铜器可以分属两个不同的族群或家族;同一铜器铸造作坊可以为不同的族群或氏族铸造同一特定装饰铜器、甚至是形制和纹饰一致的铜器;同一铜器铸造作坊可以为不同王朝铸造同一特定装饰的铜器,且一般分属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文化;同一特定装饰的铜器往往为同一阶层所有,可以跨族群、氏族却不能跨越社会等级。

物见共融:南宋与金境内瓷器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宋金两国在“绍兴和议”之后,进入了长达九十余年的对峙时期。这一时期尽管双方在政治和军事上呈现紧张态势,但在商贸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交往并未完全中断。事实上,两国在物质和文化层面上的沟通与交流不但依然持续,且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共融态势。南宋境内的金瓷与金境内的南宋瓷,体现了双方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本文选取宋金境内典型窑址出土的瓷器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力图揭示两国瓷器之间的交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瓷器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深层联系。我们希望通过考古学的视角,为宋金时期南北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辽夏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辽夏关系一定程度上受到10至13世纪中国北方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辽夏关系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圣宗时期,辽主夏从,联合制宋,辽朝占据主导地位;兴宗时期,辽夏交恶,战事迭起,辽朝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仍维持辽夏臣属关系;道宗、天祚帝时,夏辽敦睦,协同抗金,尤其是辽末,西夏反客为主,在辽夏关系中掌握绝对的主动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的自然写作

中国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在自然写作中,以“返魅”书写技法、“主体间性”立场和动物视角等叙事策略,通过对民族自然风景的诗意讴歌赞美,对生态危机的批判担忧,对民族传统狩猎渔捕文化的诠释,展示了山海民族特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命运与共的自然观念。中国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推动了当代中国台湾自然书写,为人类应对全球生态危机问题提供民族经验和地方智慧,以艺术审美的方式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可能的方法和路径。

广西毛南族傩面具的色彩关系与创新设计应用研究

毛南族傩面具是傩戏表演不可缺少的道具,丰富的傩面造型凝聚了民间艺人的劳动智慧,反映出了毛南人历史文化与精神信仰。本文通过对傩面具进行色彩提取,将傩面色彩归纳分析,总结其运用规律,构建可行的设计流程,并对毛南族傩面具进行了创意性的设计实践,以期为毛南族傩文化的多元化传承发展提供新思路。让毛南族傩文化焕发时代光彩。

论我国民委系统民族关系预警机制的构建

民族关系预警机制由民族关系预警系统的组织机构、职责分工、运行流程、监督执行以及保障系统构成。根据预警机制的功能链条,预警管理活动可分为信息汇集、信息分析、警情研判、警级发布、警势预控、应急管理等环节。只有当这些环节一一贯穿到民委组织系统的各个职能部门中去并协同运转,民族关系预警机制才能形成。

论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的关系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传承和教育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传承对教育的影响、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及二者的交互作用。民族文化传承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增加知识与技能、影响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培养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以及对教育内容和途径的制约;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促进民族文化的心理传承、促进民族文化的保存、积淀和选择以及对民族文化传承质量和水平的制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产物,又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个动因;民族文化传承是教育的目标之一,又服务于教育的目标。

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

“族群”与“民族”概念上存在着交叉关联。族群关系、民族关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但社会关系不一定都构成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有时也不一定能够准确地表述特殊的社会关系,族群关系却可以化解民族关系表述的“潜在危机”。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具有多向性、非对称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超越回汉关系的“熟人社会”——以张家川的汉族葬礼为例

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一个汉族聚居村庄某人家的葬礼仪式中,考虑到前来慰问的回族亲友较多,主人家专门聘请回族厨师前来做清真饮食,从仪式的很多细节中体现出回汉群众之间已经不仅仅是相互尊重生活习惯,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民族差别的藩篱,朋友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等超越了民族关系。以此微小个案可以管窥张家川地区良好的回汉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也可以验证通常接触理论和工具性依赖理论,说明长期的共同生活与频繁接触,使回汉群众逐渐发展出比相互尊重更进一步的联系与情谊,是一个超越民族界限的"熟人社会"。

论宗教与民族认同

宗教与民族虽属不同领域的概念,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宗教对民族尤其民族认同具有五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宗教是民族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标识;二、宗教是一类次生民族生成的认同标识,在其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三、宗教是民族分合的特定因素,一个民族因信仰不同的宗教而发生分离,不同的民族也因信奉同一种宗教而聚合为新的民族;四、宗教是构建族源认同的重要因素,不同来源的民族因信仰某种宗教而重构相应的族源;五、宗教是族类认同的一种方式,其族际认同意识最为强烈。

全球化背景下滇南山地多民族农业文化景观的演变及其民族共生关系响应——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

山地多民族地区农业文化景观的演变与当地地理空间的复杂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密切相关。运用遥感、GIS技术,并结合田野调查,点面结合,分析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橡胶文化景观的空间格局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受全球化的影响,西双版纳地区传统稻作文化正逐渐式微,因经济利益驱使导致橡胶种植面积急剧扩大,土地利用方式改变,这是橡胶文化景观兴起的主要空间演化机制。橡胶文化在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丰厚经济收入和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多样性的破坏,民族特色经济、文化的损害,民族发展互补性的减少以及民族经济共生关系的打破。民族感情和民族认同让位于经济利益,民族乡土社会结构受到冲击,民族共生关系受到影响,这些都集中体现在橡胶文化景观上。通过研究文化景观演变与民族关系的关联,可以丰富人地关系理论的内涵,引入民族因素和文化因素来思考民族地区人地关系,扩展当今全球化变革影响下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内容,同时也在实践上为做好民族工作和构建新型和谐民族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论土司制度是“自治制度＂的早期形式之一-基于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的思考

自治制度的演变形式多种多样,政治领域中的"自治"与"官治"相鼎。本文基于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的思考,论述了土司制度实行"自治"的条件和具体表现,阐述了土司制度的特点与本质,认为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大一统之下的自我统治,是政治制度的实践形式之一,属于某种"自治制度"的早期形式。

基于动物药分析云南7个特有少数民族医药的亲缘关系

应用数值分类学方法,根据《中国民族药志》收载的动物药数据,对云南7个特有少数民族的医药亲缘关系进行分析.表明7个特有少数民族使用动物药的多寡不一,其中德昂族和阿昌族使用最多;普米族、怒族、独龙族则未见使用记载.所使用的动物药以兽类为主,其次是昆虫和两(栖)爬(行)类.7个民族医药的亲缘关系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亲缘关系之间没有一致性,民族医药文化更多是与其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维吾尔族和汉族大学生的族际友谊与面孔识别跨民族效应的关系

目的:考察维吾尔族(简称维)和汉族(简称汉)人口比例不同地区,维汉大学生的异族友谊经验与面孔识别跨民族效应的关系。方法:按照人口统计学标准选取维汉比例为1∶9地区汉族大学生33人(与维吾尔族低接触组),维汉比例为9∶1地区维吾尔族大学生32人(与汉族低接触组),以及维汉比例4∶6地区维吾尔大学生32人(与汉族高接触组)和汉族大学生34人(与维吾尔族高接触组),利用E-prime程序编程让被试执行"学习-再认"范式以考察识别本族和异族面孔(汉面孔/维面孔)的能力,采用自我报告的异族友谊卷入时间和自我表露程度考察异族友谊水平。结果:与汉族高、低接触组对本族面孔的再认正确率、鉴别力均高于对异族面孔的判断,而虚报率低于对异族面孔的判断(均P<0.01);与维吾尔族高、低接触组对本族和异族面孔的再认正确率、鉴别力和虚报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逐步回归分析显示,与异族朋友相处的时间和族际友谊亲密度对跨民族效应幅度负向关联(β=-0.87、-0.56,均P<0.01)。结论:维吾尔族和汉族大学生在再认维汉面孔时采用不同的编码策略,族际友谊水平是预测维汉大学生面孔识别跨民族效应的有效指标。

民族互嵌型社区: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

民族互嵌型社区是民族社区的次级概念,研究其形态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辨析社区、民族社区和多民族社区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涵义;并以"民族互嵌"的两个关键属性"空间关系"与"精神关系"为变量,通过2×2矩阵将民族互嵌型社区分为四种类型:区隔型、接触型、融洽型和交融型;最后认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应当运用法治思维推进"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也需要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和数据库进行必要的评估监督。

民族共生理论:散杂居民族关系及目标范示研究

本文以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为参照,基于生物共生理论的理念范畴和分析方法,结合生物共生理论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重点考察了我国散杂居民族的共生关系,并提供了民族共生目标范式以及实现途径。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的意义与现状

文章是基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及创新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提出的。呼应当前社会发展对创新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要求,符合时代特点,现实意义明显。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关系进行分析,从理论上做出新探索,提出建立"双向建构"的关系体系。梳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的现状,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双向建构"发展奠定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