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对汉画像舞蹈文献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汉代是中国古代舞蹈史上的一大高峰,汉画像石、砖、陶俑、青铜器、漆器、玉器等出土文物中拥有大量关于汉代乐舞的图像刻画,为舞蹈艺术追根溯源的探寻提供了重要依据。当下汉画像舞蹈文献研究聚焦于舞蹈个案与本体、图像学视角以及舞蹈复现,同时,研究存在广度和深度不够、研究分歧未解决、研究对象同质化以及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等问题。本文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学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所收录有关“汉画像舞蹈”的学术论文进行可视化处理,以宏观图谱研究与微观论文分析相结合为研究方法,廓清我国“汉画像舞蹈”文献研究的前沿热点、发展脉络及其形成原因,并进一步探讨研究的不足,以期为汉画像舞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汉代槃鼓舞的文化符号探佚——以米脂官庄二号画像石墓中槃鼓舞形象为例

汉代的舞蹈,常以多样的形式在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中广泛地流传并发展着,槃鼓舞就是其中一种。它作为汉代墓葬文物中刻绘得比较多的舞蹈形象之一,让我们在大约两千年后还能具象地考察到这个舞蹈的风貌。本文以官庄M2中一块刻有槃鼓舞形象的画像石为主要研究对象,试通过对其类属界定与整体主题形象的解读,从汉代宗教观、宇宙观中追溯舞具槃、鼓以及舞者的文化符号意义。

论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场景及其艺术表现特点

汉代画像石上的乐舞百戏场景内容丰富,数量众多。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期在一座画像石墓葬中刻画两三处乐舞百戏场景的情况较多,而东汉中晚期在一座墓葬中刻画多处乐舞百戏场景的现象大量出现。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小型乐舞百戏场景占据大部分,在东汉中晚期小型乐舞百戏场景继续发展的同时,不少大型画像石墓葬中出现了演员众多的综合性大型乐舞百戏场面。在汉代画像石上刻画乐舞百戏场景,有着表现墓主人生前宴乐生活、希望死后能像生前一样继续享受歌舞娱乐等生活和祈求升仙的目的,同时也是画像石墓葬系列图像完整叙事的需要。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场景在墓葬中所处位置、画面构成、艺术形象刻绘、艺术表现思想与方法等方面,体现了诸多共性特征和鲜明地域性特点。

汉画像乐舞图案在鞋靴设计中的运用

通过分析汉画像乐舞图案的艺术特色及在当代鞋靴设计中的创新运用,阐述了作为本土文化代表的汉画像乐舞图案在鞋靴设计中运用的意义。本文以汉画像乐舞图案为切入点,阐述了汉画像乐舞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同时,就汉画像乐舞图案在鞋靴设计中的应用方法进行分析,对汉画像乐舞图案进行解构、重组,结合印花、镂空、拼贴等工艺手段,探求汉画像乐舞图案在鞋靴设计中运用的可行性,设计符合当代人审美需求的鞋靴产品,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传承创新,以及鞋靴设计时尚化、创新性发展提出新的设计思路。

论舞蹈语言的运用和艺术表现方法

目前,舞蹈工作较注重工作实践,理论研究相对比较落后,尤其对舞蹈语言的理论研究更少。舞蹈语言是舞蹈作品的物质载体和主要表现手段,可以说,舞蹈作品就是以舞蹈语言为主体建造起来的审美实体。从舞蹈语言的运用方法和艺术表现形式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有利于推动舞蹈语言理论研究,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舞蹈作品。

从徐州汉画像看汉代音乐艺术形式

江苏徐州是两汉文化遗存最为集中和丰厚的地区之一,出土了大量反映汉代民间音乐文化的汉画像(砖)石。在这些汉画像(砖)石中,呈现出距离我们两千年以前的音乐艺术形式,如:歌唱、器乐、舞蹈、百戏等,本文通过对具体汉画像的分析和研究,一一论述汉代这些主要的音乐艺术形式。

四川汉代乐舞画像砖中的裙摆范式研究

裙摆作为四川汉代乐舞的一种舞器,其形制一直沿用至今。但在当代,大众文化与消费社会所打造的文化产业追逐视觉刺激,遮蔽了裙摆的意义设定,裙摆在舞蹈语汇体系中已经以现代性身份而存在,唯美与逼真的代价是舞者所携带的深度文化意义的消逝,而重返“裙摆”所携带的文化“景观”就成为当下舞蹈文化研究的一个进路。当然,这并非要复原某一个舞蹈动势,而是要借其管窥汉代乐舞文化韧度和独有的艺术精神。

汉画像石中的独舞艺术

汉画像石就是汉代墓葬建筑物上雕刻画像的一种建筑石。汉画像石所记载内容非常广泛,有比较多的雕刻内容是反映汉代的表演艺术,其中独舞能充分展现汉代舞蹈表演的内在精髓。汉画像石中独舞的表演道具和肢体动作等方面的审美特点也体现了舞者早已把长袖作为自己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汉代舞袖舞蹈的最高境界,并且运用腰部的内在功力,凸显细腰的S型的曲线动态美,从基础上,剖析汉画像石独舞的形象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它的审美艺术特征则与文化、宗教有着深层次的传承因素,对后世戏曲、古典舞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画像砖(石)与汉代舞乐百戏形体技巧考释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汉代画像砖石中舞乐百戏等文物资料进行分析,认为画像砖石中舞乐百戏属于一种综合性表演的体育休闲娱乐活动,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社会现象,反映那个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和占主流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墓葬制度与习俗方面的变化,是汉代社会场景的再现。它具有承载历史文化的作用,它所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价值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文化学视角分析舞乐百戏这些形体技巧所折射的文化特征,史料表明:当时流行的舞乐百戏,经过时代筛选,有的自然消亡,但更多的得以流传下来,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中的瑰宝。

汉画像石(砖)中的舞蹈动作研究

汉代是中国舞蹈繁荣时期,但对于其动作细节,文献中没有详细的记载。运用资料搜集法及文献资料分析等方法,对刻有舞蹈动作的汉画像石砖进行整理,挖掘整理出汉代舞蹈的头部、上肢、腰臀部、下肢的具体动作细节及其艺术特点,并以上述的身体部位为基点进一步细分研究,以期为现代体育舞蹈研究者提供动作创编素材。

论南阳汉画像石的造型特征及其对古典舞蹈的启示

南阳汉画像石是汉代遗存文物的精华,对汉代社会文化研究及当代艺术发展均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南阳汉画像石的造型特征包括社会百态的生动提炼、运线塑型的技法运用、抽象浪漫的意境塑造等,而写意精神则构成了其艺术内核。就古典舞蹈而言,南阳汉画像石造型特征的启示价值包括形式借用、意义转化、发散创新及回归自然等。

与生活对话，与艺术神交--谈舞剧《井冈·井冈》的服装设计

艺术创作是一个从生活中提炼、过滤、升华和深化的过程。舞台服装的设计亦如是。笔者在舞剧《井冈·井冈》的服装设计过程中忠实地实践了这一艺术创作的原则:在与生活真实深入对话的同时,用敏感、善于发现的眼睛去观察;用平实和朴素的心去感受;用不拘一格、不断探索的精神进行艺术的创造和发现。从生活中来,最终回到生活中去,这不是对生活形态的简单描摹,当艺术的精神融汇其中,生活的形态就变得更富美感和魅力。

论汉画像石与汉乐府乐舞形象的互动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与乐舞之间关系密切,乐府是中国古代乐舞文学的重要阶段,而汉乐府则是乐府诗的发端。汉画像石是汉乐府艺术的瞬时图像留存,是动态表演的瞬时记录;汉乐府诗是乐府艺术的文字留存,是静态的文字描述。二者是乐府艺术不同层面的共同展现。汉乐府是一种涵盖诗、乐、舞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表演艺术。汉画像石是乐舞形象的图像化呈现,因其图像性质,只能是瞬时呈现;汉乐府诗是乐舞形象的文学化表达,因其文本形态,是补充历时书写过程。二者都是乐府艺术不同形式的留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将图像与文本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了解综合性的乐府艺术,了解画像石与乐府诗的关系,理解汉乐府的艺术本质。

从汉画像石看徐州汉代舞蹈的审美特征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国力强盛、经济发达的一个时代。舞蹈艺术也伴随着其繁荣的经济和兴盛的文化而得以步步发展,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审美特色,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徐州是汉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两汉时期非常重要的地区,对徐州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中的舞蹈形象进行研究,可发现徐州汉代舞蹈也有其自身的审美特征和审美成因。

汉画像舞蹈中的神仙思想

本文从汉画像中的舞姿形态着手,从审美文化的形成、内容上的升天母题、形态上的飞升特征等方面研究汉代舞蹈,论证了汉画像舞蹈受到了汉代盛行的神仙思想的影响,并与儒、道相融,最终形成了汉代舞蹈既飘逸又厚重,既灵动又深沉的身体语言特征。

论汉画像舞蹈形象的身体语言特征

本文旨在从"舞蹈身体语言"的角度对汉画像中的舞蹈形象进行研究,从提炼汉画像各类舞蹈形象的身体语言特点入手,分析其审美特点和文化语境,并最终归纳出其总体风格特色:怡情享乐的舞蹈身体;全能兼容的舞蹈身体;多样统一的舞姿范式。论文的主旨在于通过上述视角的"以图证史",推进汉代舞蹈的深入研究并为其课堂和舞台上的当代转化提供资源性依据。

汉代不同质别的弹琴类画像文物

汉代弹琴类画像文物,质材有陶俑、画像石、画像砖、铜镜等。俑琴分有弦无弦,姿态有恬然型、微笑型和歌唱型,组合有二人型、三人型、四人型等。画像石砖上有师旷伯牙鼓琴图、聂政刺韩王图,还有乐舞百戏图;在汉代出土的铜镜背面也铸绘有弹琴的图像。汉代弹琴类画像文物,折射出琴不但是汉代儒士修身抒情的载体,汉代正义品德的象征,也是汉人祈求好运的神器及汉人乐舞百戏的乐器。

南阳汉乐舞画像石与汉代乐舞思想流变

南阳汉乐舞画像石作为丰富的传统文化艺术遗产和思想载体,具备重要的图像学价值。其所存留的乐舞资料,是考察汉代生活审美的线索,体现了汉代独特的乐舞思想的流变,呈现出包含在乐舞之内的传统音乐对其自身定位作出的探索与发展,对拓宽中国传统乐舞思想的研究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从《妈祖》到《花木兰》——关于陈惠芬、王勇大型舞剧创作的述评

1986年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陈惠芬、王勇共同创作的两个独舞作品《采蘑菇》和《小小水兵》均荣获编导二等奖,二人从寻找失落的"童心"出发,正式亮相于舞蹈界。怀揣着对"童心"的兴趣和情感,二人又推出了主题名为《星星河》的陈惠芬舞蹈专场晚会。此后,陈惠芬、王勇的再一次亮相便是1998年的首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比赛,他们以女子群舞《天边的红云》荣获金奖。之后又相继创作了舞蹈诗剧《妈祖》《天边的红云》和舞剧《藏羚羊》《八女投江》《花木兰》等优秀作品。陈惠芬、王勇的舞剧具有独特的编创风格,一是群像氛围的营造,二是人物性格细节刻画的缜密机巧-在许多情境中,人物细节刻画的意象往往成为群像氛围营造的点睛之笔。此外,自陈惠芬最初以《采蘑菇》中"小姑娘"的形象"亮相"舞坛之后,二人的创作中始终有一团"红云"的意象在作引导,这便是深扎于"军旅情结"中的"英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