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沿革探讨

该文对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宋代半夏曲的制作方法包括半夏姜汁制饼与制饼后发酵两种,以半夏姜汁制饼为主流。金元时沿袭宋代工艺,半夏曲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代医家对半夏曲的炮制机理进行了阐发,认为“片则刀峻,曲则力柔。”明代李时珍对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混淆问题进行了澄清,韩懋的《韩氏医通》收载了5首半夏曲方,对半夏曲配方的扩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代医家在继承《韩氏医通》半夏曲方的基础上,总结为韩飞霞制曲十法;当时的半夏曲与神曲的制作工艺相互影响。建国后,半夏曲的地方炮制经验深受清代影响,地方炮制规范逐渐趋同。该文同时对半夏曲炮制工艺中的“半夏”与“曲”孰重孰轻、半夏的前期处理、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概念区分、面粉用量与添加时机、神曲粉的加入、白矾在半夏曲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试论《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中“诗”之内涵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在分类中首先确定了诗赋略一类,是对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的肯定。作为文学传统的诗歌,是指六艺略中的《诗经》,诗赋略中的部分屈原赋和歌诗。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这种分类兼顾了《诗经》作为六艺的主要身份,同时通过隐形的“互著”在诗赋略标题先后的顺序之中得到体现。在赋类中以屈原赋作为诗赋源流的分界,以此来彰显诗赋文体之变迁。最后列出歌诗一类,通过赋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与歌诗的疏离。《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的背后是汉代文士对于诗歌这一文体的认识和探讨。

中国楚辞研究范式的开创与定型——从贾谊到王逸

汉代是千年楚辞学的开创期,为后世楚辞学提供了基本研究范式。这一时期的楚辞研究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从贾谊到贾逵,评价屈原或抑或扬的论争,影响后世两千余年的评屈格局;二是从刘安到王逸,他们奠定了《楚辞》注疏之学的主流道路;三是从司马迁到刘向,他们开启《楚辞》文献分类整理之路。梳理汉代楚辞学的开创与定型之路,是进一步探究楚辞学发展与演变脉络的第一步,亦是楚辞学史研究的重要一步。

《春秋》“雨木冰”异象书写的汉、宋学诠释进程

《春秋》为灾异言说之肇始,而异常气象是灾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雨木冰”为例,《春秋》三传起初目的是正人事仪则,而汉儒通过“天人感通”之说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加强了灾异的神秘感验性,更以京氏易等术数思想使得神异的主观随意性解说变得固定化和学理化,从而形成了后代“木冰兆凶,应验在大臣”的固定认知,透露着汉代的类感思维与灾异说“以果觅因”的特质。宋人之学重义理,对于雨木冰现象有了较为合理的认识,更掀起对“正朔”问题的讨论,体现出理学的正面影响。但宋学穿凿义理之弊,又造成了异象诠释变得支离。在汉、宋之学的共同影响下,雨木冰的诠释既有符合万物之理的一面,又长期未脱离占验的神秘化理解。

史学批评与“望溪学问”王国的形成

方苞治史心得有三:一是“融会经传”,多引五经及《左传》内容,采用“以经传证解史”“以史证解经传”,以及“经传与史互证互解”三途,阐释《史记》《汉书》,开“义法”由经至史一路,并为“义法建构”提供重要材料。二是对“义法”进行建构,完成“义法”思想由经到史的转换,又通过编《古文约选》《钦定四书文》,使“义法”思想由史转化到古文、时文,铺就“经传义法”“史之义法”“文之义法”三层次。又以“法随义变”的灵活处理方法,将义法“生命化”,并上继前朝,以“雅洁”丰富“义法”,在评史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义法”思想体系。三是秉承太史公“互见”立言之奥秘,倾其一贯之思,而坚守正统,其立场在宋学,但其精神维系桐城文脉,可资汉学。方苞的史学批评,是“望溪学问”之中“经—史—文”治学实践的关键环节。

从“天命”到“天理”——韩愈、二程天论与唐宋之际儒家的发展

唐宋之际儒学出现了变革,这种变革可以通过对韩愈、二程天论的分析体现出来。从韩愈的“天命”到二程的“天理”,体现出唐宋儒学对天性质的界定从意志之天转变为义理之天,天的功能从天地万物之性由天命赋予转变为天地万物之理由天理转化,天人合一关系从外在合一转变为内在合一。从韩愈的“天命”演变成二程的“天理”,带来了儒学发展质的飞跃,这种演变是儒学发展的必然,是儒学为了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虎溪山汉简“梯”“柂”释义及其相关问题

在湖南沅陵虎溪山汉简1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涉及到《食方》内容,其中,亦不乏各种量词的使用。简11“黍一梯”“枣膏一柂”中的“梯”“柂”,均用为器物量词,它们的释义以及文字隶定,对于理解句意至关重要。“梯”可能与出土的节状木器有关,为分层的、卷筒状的、类似于竹桶形的盛装粮食的器具。“柂”即为“匜”,应隶定作“柁”,亦是用于盛装食物的器具,在同墓中曾出土了一些品相精良的漆匜。药食同源,黍米与枣膏配伍,既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饮食喜好,亦体现了时人的养生观念。

西汉大赋发展与皇权变迁

文景时期赋的创作者主要集中在诸侯身边,显示了诸侯王本身的强大实力。武帝收回诸侯的权力之后将赋家招揽到了自己身边,要求他们用大赋彰显皇帝的权威,并以赋家作为安抚各地的代言人,以此达到通过文化渗透集中皇权的目的。宣帝时期大赋已成皇帝专用的颂赞式文章。成帝则因后宫乱序、频繁扰民而逐渐失去皇室在民间的威望,皇权开始衰落,故而此时大赋以讽谏为主题。西汉末王氏篡权,大赋也失去了政治功用,转而成为个人创作。可见西汉大赋的发展与当时皇权的变迁息息相关。

文献丰富,义理淹洽,经集互证之典范——评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

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一书,深刻分析了汉赋与诗经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论证扎实,文献详赡,合理利用量化统计,充分挖掘文字表述背后的丰富意蕴,具有辩证思维,且注重还原文学生态,剥离层累积淀,揭橥了理论范畴的原始涵义与时代新变,对赋学、诗经学、乃至古代文论、文体学研究皆极具启迪意义。

汉代西南夷之“徼”与“边民”的华夷身份

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构上提供了不同可能。而自武帝置西南夷诸郡以来,有意识地“华夏化”与“蛮夷化”先后在西南夷边民精英中上演。

吕诲与濮议之争

濮议之争是发生在北宋英宗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对于英宗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尊号问题的争论,而实际上这个事件对北宋的政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在位时间仅四年的英宗来说,这场濮议之争耗费了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吕诲在濮议之争中的言行,亦对这场争论的变化起着一定的作用。从吕诲的角度入手,探讨其在濮议之争中的作为和影响,有助于揭示濮议之争背后更深层面的问题。

三国两晋服饰形制演变的特点及影响

三国两晋这一历史阶段,上接东汉,下接南北朝,三国时期“服饰基本沿袭了”汉代的衣冠制度,汉代服饰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和继承;两晋时期“衣冠南渡”,把中原的汉魏常服带向南方并与南方的服饰文化融合,形成新的南方服饰文化体制。因此,南方体系下的祭服、朝服与北方体系下的常服文化相融合,为我国中古时期的服饰文化历史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是连接汉魏衣冠与我国中古服饰的重要纽带,对后世服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整个中国古代服饰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韩来鹤《伤寒意珠篇》学术特点及价值探析

《伤寒意珠篇》是韩来鹤撰写的一部《伤寒论》注释发挥类著作,汇集了韩氏数年研究伤寒的心得体会。经考证,韩来鹤是明末清初人,此书成书于1683年,晚于《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载的1643年。《伤寒意珠篇》的学术特点及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手经主出、足经主入的观点解释“伤寒传足不传手”论,首提“伤暑传手不传足”,并以汗、吐、和、下、温、凉、补七法重新分类编排伤寒113方,以法统方,以症为纲,实现症、法、方的有机统一。韩氏独特理论的提出丰富了伤寒学的内容,促进了伤寒的学术争鸣,为中医八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治疗伤寒诸证的经验,对临床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明清彝文碑刻所见水西地区的社会建设及历史意义

水西地区自古为彝族文化区,该地现存的一部分明清彝文碑刻记述了世居于此的人们自上而下、勠力同心地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水西地区的社会建设,是由一人或多人提倡或承首,众人参与,通过建桥筑路的方式得以实现。在此通过对这些彝文碑刻的梳理,分析对水西及周边地区的影响,以期能够对地方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川派中医韩懋脉学思想探要

川派中医韩懋,由儒入医,医名盛于一时。所著《韩氏医通》在四诊中尤重脉诊,继承《内经》《难经》寸口脉诊、分定脏腑和五脏平脉思想,形成一套完整的指法,并进一步详述五脏平脉及其诊断意义。韩懋以右尺切诊命门之火,认为三焦为其流行通道,元气为其表现形式,命门之火为“呼吸之根,性命之蒂”。对于各家脉学思想,韩懋提出自身理论见解,批判继承、补充发展。除此之外,韩懋提出绢上习脉,为后代学习者提供脉学学习范式。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总结韩懋脉学思想,为中医临床提供脉诊思路。

“由法而象”客观解释原则的演变——一种对汉易象数之学发展逻辑的解释

汉易象数之学重心由占筮派转移至注经派,其发展逻辑在于客观解释原则“由法而象”的演变。占筮派试图通过师法、家法作为解释的客观原则进入中华易学文明的创造历史。受法的约束和限制,该派对易象作神学解释、政治解释,宣扬阴阳灾异、占筮数术。与之相对,注经派不是不要师法、家法,而是突破师法、家法,将象数方法自身的根本性、客观性作为客观解释原则的新内涵。他们结合易辞对易象作语言解释,建立了方法论层面的象数解释理论。经郑玄、荀爽,至虞翻,象数易学达到理论化、学术化的顶峰。虞翻虽确立了象数解释的客观性,但是局限于易象与易辞的循环解释,取象方法上实现不了一元性。加剧了象数易学内部的矛盾运动,推动象数易学方法论的自我否定,其向玄学易学本体论的过渡具有理论上的必然性。

“娱人”与“娱神”:汉代西南夷乐舞中的“羽舞”探究

在汉代文献中出现的“四夷乐”之一的西南夷“羽舞”,以头戴羽冠、身着鸟尾长裙,作徒手或手持羽器等道具的人物形象被刻画在我国西南地区出土的汉代青铜器上,有着对狩猎活动进行舞蹈化再现的特征,并且逐步衍生出以“娱人”为目的的戏剧化新模式。而广泛装饰于汉代西南地区铜鼓上的“羽人舞蹈纹”常伴随太阳纹、鸟纹组合出现,结合当地与舞蹈相关的神话样本发现“羽舞”作为一种祭祀手段,目的还在于达成当时人们沟通天地以“娱神”的信仰追求。

云南汉彝杂居村寨生态文化的构成及演变研究——以石屏县老旭甸村为例

老旭甸村作为一个汉彝杂居村寨具有独特的生态文化,体现在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文章依据老旭甸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和相关历史文献,从历史发展、村规民约、风俗习惯、村寨选址与建筑特点几个方面阐述了老旭甸村的生态文化构成及演变情况,总结概括出汉彝杂居村寨生态文化具有神圣性、地域性和民族融合性的特点,这种生态文化对保护生态环境、传承民族文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古代朝鲜汉文小说《三韩拾遗》用典艺术探析

《三韩拾遗》是一部以发生于朝鲜朝肃宗时期的义烈女香娘故事为素材创作的长篇汉文小说,作者金绍行在叙事中引用了大量中华历史文化典故。其用典方式灵活多样,并将自身的创作理念与对社会的批判融入其中,或正反结合,舒吭一鸣;或明暗相兼,亦真亦幻;或单连并举,意蕴深远。但此书之用典并非十全十美,也有诸如片面用典、错用典故、无效用典等不当之处。通过对其用典艺术进行剖析,既可以窥得作者金绍行的创作理念,又可以探究到朝鲜朝后期小说所呈现的时代风貌以及中朝两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云南彝族与汉族农村公众科技态度差异分析

公众对科技的态度直接影响科学思想的传播,是公众科学文化的重要体现,关乎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基于云南省1 051份彝族与汉族科学文化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出反映公众科技态度的4个主因子,实证检验彝族与汉族不同群体公众对于科技的态度差异,并结合访谈法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彝族与汉族对科技的评价均持更加理性的态度;在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度和对加强科学传播的意愿上,彝族与汉族在性别、家庭年收入上表现出了相反的态度。最后,为实现彝族与汉族农村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对加快当地科技发展、促进科学文化建设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