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严氏贲园书库藏书目录的分类体系及特点

在对《贲园书库目录辑略》进行标点整理和研读的基础上,介绍渭南严氏贲园书库藏书目录的四部分类体系,并总结其分类结构沟通《汉书·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基于十三经经目确立经部分类,史部分类调整和改进《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用诸子、诸家的框架还原《汉书·艺文志》四略,集部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基础上进行增补,以及整体上偏保守、不乏体现时代特色的创新意识等特点。

桓谭《新论》“邪上”别解——以简册的布局、容字为中心

通过统计宋本《史记》《汉书》诸《表》单格、单列容字能力,可以发现纸张时代诸《表》的单列很难直接对应两汉时期的单简。当时诸《表》在制作与早期传抄中或采取类似“质日”以及尹湾汉简《延元二年日记》等文献的编排方式,将所有的栏分为多组来书写。与此相应,桓谭《新论》所言“旁行邪上”中的“邪上”,或指这种布局形式下各组间栏与栏的斜向关系。

《史记》《汉书》“论赞序”语气类成分及相关句式比较研究

以《史记》和《汉书》的“论赞序”为考察对象,全面统计比较两者在语气类成分(语气词、叹词、表语气组合)上的使用差别。综合来看,《史记》的语气类成分较之《汉书》在使用类型和总数上都要丰富,而且几类表言说主观性的语气词使用数量上差异明显。同时,语气词往往和句首词组成表各类语气情态的句式,两书在这类句法格式上也存在颇多不同。语气类成分使用的不同当为两书维持语言主、客观性的手段。

《汉书·地理志》水道里程蠡测——兼论汉代的水道交通

《汉书·地理志》记录了百余条水道里程,这些里程数字是实际测量的结果,统计精确度较高。受测量条件限制,汉代测量水道里程需要依托航道、堤岸、河谷等交通道路进行,《汉志》中记录的里程数字是水道作为交通通道的河段里程,并不是水道完整的流程。利用《汉志》水道里程的统计结果,可以构建出汉代以江、河、淮、郁等大河为主干彼此连通、延展的水道交通网络。通过定量研究,可揭示汉代水道交通能力南方优于北方的基本特征,以及河水水系、淮济水系、江水水系、郁水水系不同的水道交通模式。

清人《汉书》题跋考辨——以版本为中心

清代书目题跋类著作中存在诸多关于《汉书》的记载,这些记载对研究《汉书》版本及其流传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清代仍处于版本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加之限于所见及学识等诸方面原因,清人所言《汉书》版本等信息多有疏误之处,如不加辨正,难免以讹传讹。通过选取可资考订的相关典型误例加以考辨,以期更好地利用这些前贤成果。

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治下的“汉书学”

基于《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汉书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在历朝发展中都发挥过相应的作用,而在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体所建立的皇朝中,“汉书学”也在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中发挥过独特作用,这集中表现在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代大一统皇朝的历史认同、其政权政治活动对《汉书》文本的直接参考以及《汉书》在少数民族贵族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这凸显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汉书》的海洋纪事

汉武帝时代,汉王朝控制的海岸线空前延长。在此前后,"天下"与"海内"并说的语言习惯体现了政治文化意识中的海疆观。"楼船"军在战争中作用的突出,以及东洋和南洋航运的开发和繁荣,体现出汉文化面对海洋的进取风格和突出成就。"海人之占"诸论著的问世,应视作早期海洋学的收获。《汉书》比较具体地记录了相关历史迹象,可以看作中国史学论著中较早较充分地重视海洋纪事的典籍。

两《汉书》“五行志”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与认识

本文从灾害历史文献学的角度 ,对两《汉书》之《五行志》的价值进行了探析 ,认为《五行志》的出现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因此 ,其在两汉灾害状况研究、两汉历史气候研究、两汉灾异思想研究 ,以及反映政府在灾害中的职能与民众灾后的恐惧心理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学界对其文献价值应予以相当的重视。

公元1到5世纪中国文献中关于罗马帝国的传闻——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的考察

《后汉书》以及关于魏晋南北朝诸史西域传中多包括大秦传，这些记载反映了公元1到5世纪中国社会对于罗马帝国的了解和想象。本文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分析这些记载的特点，认为相关信息是经过各种中间渠道传入中国，并非国人亲眼所见。把大秦知识传入中国的中介主要是安息人、贵霜人和南印度居民。中国人大体上从东汉永元年间（89—105年）主要通过安息人和贵霜人开始了解罗马帝国。2世纪中叶之后，关于罗马帝国的新消息则是通过南印度和南海路传入中国的。

《汉志·诸子略》与先秦至汉代诸子学的发展

诸子学发展变迁折射出传统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从《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论六家要旨》到《汉志.诸子略》,几代学者通过对诸子百家源流及学术特点的总结和梳理,勾勒出先秦两汉时期的学术特色及发展大势,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界对诸子文化现象的反思。《汉志.诸子略》对各家学术流派分门别类,并分析、总结其优劣得失,既是对《七略》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先秦至西汉学术发展、思想传承不断深化的结果。

《史记》《汉书》对汉乐府的接受

《史记》与《汉书》是汉人为我国史传文学贡献的旷世巨著;汉乐府也是汉人奉献给我国诗歌史的经典作品。这两类不同的文学样式以接受与被接受的方式在它们的时代紧密交汇,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珍贵的乐府接受史。它是汉乐府接受史的最早成果,是汉乐府经典化历程中最辉煌的开端。两著接受汉乐府的方式,主要有收录汉乐府歌辞、记载汉乐府机关制作、演出祭祀乐曲的情况、交代汉乐府歌诗创作时的背景事件、记载非仪式用汉乐府乐曲演唱的情况等方式。《史记》《汉书》的乐府接受成果不仅为后代乐府接受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亦具有多方面深远的意义。

《汉书》与《周易》

《汉书》尊《周易》为五经之首,并以其为创作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又阐发其阴阳变易学说,提出了一个元气论的宇宙生成理论;《汉书》推崇天人谐调论,表现了一种“顺天应人的圣人史观”;班固以“致命遂志”为其价值理想,欲以文章扬名于后世,没世而不朽。

颜游秦《汉书决疑》佚文与颜师古《汉书注》比义

颜师古撰《汉书注》曾取义于颜游秦《汉书决疑》。然而,颜师古却没有将《汉书决疑》列入参考书目,撰书中亦未称引。其学术失范行为受到了清代学者的严厉批评,但迄今学者未曾就《汉书决疑》佚文与《汉书注》进行全面的比义研究。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就《汉书决疑》的19条佚文与《汉书注》的相关注文作逐条比义,可以发现颜游秦的15条注文被颜师古完全采纳或基本采纳,占今所能见颜游秦佚文的近80%,故后人谓师古注尝窃采游秦义为不诬。但瑕不掩瑜,师古注比游秦《决疑》丰富得多,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汉书》注本。

中国古代学派史上的绝代奇峰——淮南王刘安与汉代“淮南学派”综论

在汉代学术史上,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淮南宾客为组成的"淮南学派",是特色鲜明、成就突出的著名学术群体。"淮南学派"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文、景、武时期酝酿形成、成熟发展、盛极而衰等三个阶段,其成因既有汉初以来黄老政治勃兴、诸侯王国学术文化繁荣、以及淮南国都寿春的人文地理优势等客观因素,也有淮南王刘安的家世背景、才识习尚的主观因素,是二者综合作用的历史产物。从《汉书·艺文志》着眼,"淮南学派"的著述成果几乎遍及汉代学术知识体系的所有领域,并且都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与其同时代著名的吴、梁、楚、河间等藩国文化比较,刘安时期的淮南藩国文化,表现出十分显著的黄老道学化的历史内涵及特点,其历史存在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浓墨重彩:班固与武帝时期历史的书写

班固重新搜集大量新史料,运用睿思,撰成内容丰富的《武帝纪》,又围绕本纪,以列传、志中的记载与之关联、补充,展开对武帝时期历史的全面记述,此项确是班固在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对此做专题的深入考察,能够提供大量生动有力的证据,说明班固不愧为一代良史,他有卓越的史才,高明的史识和高尚的史德。这对于深刻认识和恰当评价武帝鼎盛时期的历史,并从中获得治国施政的启示,也大有裨益。

范晔的民族思想略论

民族思想是范晔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方面。在其所撰《后汉书》中,范晔在记述各民族活动的范围、对前人成就的借鉴与分析方面,体现出自觉的民族史撰述意识;通过考察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体现出突出的政治大一统的思想倾向。在对待民族历史与民族差异问题上,范晔也具备了客观的、积极的认识;从“德政”与“王化”的政治思想出发,范晔力主“怀柔”与“王化”的民族政策理念。

“壶梁”考义

《史记·孝武本纪》中载"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一句,对于"壶梁"之义,后人渐模糊不清而认为"壶梁"为神山之名。实则,"壶梁"并非神山,本义为"通往神山之桥梁",此乃建章宫泰液池中金石之龟鱼一类,象征能够通往海中仙山的灵兽。

《汉书》中的民族史撰述

《汉书》对少数民族历史与民族关系的记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汉书》踵续《史记》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作法,并加以发扬光大,促进了中国史学重视记述少数民族历史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书中详细而又系统的少数民族历史和民族关系记载为我们了解相关历史提供了必要的材料。二、《汉书》着力宣传大一统国家的民族统一成就,提倡并表彰维护多民族统一的行为,这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三、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记述中,班固注意对相关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使其民族史撰述具有很高的实际指导价值。

论如淳《汉书音义》对辞书编纂的价值

本文分析了如淳《汉书音义》中的双音节词语,指出其对辞书编纂的价值,具体表现在条目、释义及书证三个方面。

佚名《汉书疏证》作者研究补证

本文从直接与间接两个方面对佚名《汉书疏证》作者为杭世骏进行补证:直接补证的是从佚名《史记疏证》中新发现一条互注“详见《汉书疏证》”材料,检佚名《汉书疏证》得验;间接补证的是近代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小川茂树、平冈武夫和中国学者孙海波、朱希祖等人对该书作者为杭世骏的推定,以及根据该书提到的杭世骏与清代学者张永祚、齐召南、赵一清的关系,杭世骏学说思想与佚名《汉书疏证》中相关论述的契合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