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政治正当性的理论建构

从子产到韩非子,先秦法家学说完成了从"救世"理论到"治世"理论的蜕变过程。"救世"之说,乃是西周以降以"礼乐刑政"为核心观念的"王道政治"的权宜补充。"治世"之说挑战王道政治观念,形成了先秦法家独具特色的政治正当性理论。法家学说从历时视域与共时视域两个层面构建其政治正当性理论。历时视域中的法家政治正当性,强调政治正当性之获得在于洞察人们最为关切的时代主题,并且通过有效的途径与手段来回应人们的关切,最终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戴。共时视域中的法家政治正当性,强调"以力服人"、"以利服人"与"以理服人",主张回归到政治最为坚实的初衷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获得正当性的最终源泉在于获得百姓心悦诚服的拥护。法家的政治正当性理论是一套完整的"治世"理论,是独立于儒家"王道政治"并谋求长治久安的治国原理,并非儒家学说主导下只能应对"乱世"的学说,司马谈"可行于一时之际而不可长用也"的断语不足以定性法家学说。今日研究法家,应该超越历史的成见与偏见,超越法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具体学说,深入挖掘其背后蕴涵的深刻政治原理。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论韩非的人性“自利”观——兼驳对韩非思想的种种误解

韩非认为人性自利,但他并不认为人的自利心是邪恶的,而认为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人之常情,政治家应该在法治的框架内去有效地利用这种人之常情。同时,他并没有把“自利”与“利人”绝对地对立起来,而是根据互利的原则将自利的人性引入正轨,提出了“以利之为心”的处事原则,这实际上是一种利人的思想。

韩非法术思想观照下的修辞观

韩非依存于法术思想而产生的修辞理论,充满了实用、功利的色彩。他认为,言说应合于“法”,应以功效判别其好坏优劣,应根据接受对象的心理、喜好有针对性地选择言说内容和方法。他特别重视事物的本质,反对雕饰,反对言辞的修饰。但他在文章中又非常注意措词造句,并运用了多种艺术化的修辞方法,使其字里行间又不乏文采。在法术思想的观照之下,韩非的修辞理论与修辞实践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性。

韩非与马基雅维利君主专制政体观比较研究

韩非和马基雅维利都主张实行君主专制,他们的君主专制政体观在人性论基础和技术手段层面都极其相似,但制度设计的初衷却有本质差别。

法家:反智还是崇智?

上个世纪70年代,余英时先生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提出法家是反智论者,"反智论"在法家的系统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三十年后,周炽成先生于本世纪初撰文《略论法家的智性传统——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提出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法家不仅不反智,而且"扬智、崇智,开启了智性传统"。而实际上,法家确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反智而非崇智。周先生之所以得出法家崇智之结论,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正确、全面地解读法家原始文献。

管子与韩非人性论之比较

管子、韩非的人性论都是其著书立说的前提基础。管、韩同属法家,其人性论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经验主义人性论的代表,都是为其政治立说而服务的。管、韩在法家内部分属不同派别,其人性论也存在着相异点:首先在对待儒家式道德态度上,管子采取的是包容性态度,把道德也看作人性所趋之"利",而韩非则采取的是拒斥道德之术的反儒立场,把人性所趋之"利"仅限定为纯粹的外在之功利;其次二者人性论所服务的执政者类型以及治国理念也存在着相异之处。总体上看,管子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而韩非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革命性和实用性。

荀韩思想理论矛盾分歧浅谈

战国晚期,韩非的思想理论已在秦国付诸实践,而作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对关于“势治”、“权谋”、“以力兼人”还是“以德兼人”以及如何评价舜继尧位和汤、武诛桀、纣而灭夏、商等方面问题的看法同韩非显然是针锋相对的。

人性判断与秩序构建——论韩非子对荀子思想的疏离及异化

荀子的性恶论并非"性本恶"而是一种"后果恶",是针对过度纵欲导致群体生存失序而做出的价值判断。韩非子已经跳出对人性作善恶与否判断的思维模式,而是径直对人性做出经验性的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分野,是荀韩人性论的根本差异所在。对于人性的价值判断必然导向"应然"的意义诉求,所以荀子构建的"礼义之统"与个体之间处在一种柔性互动关系中;而事实判断必然指向"实然"的实践运作,故而韩非子认为"唯治为法",其"法"与人性之间是一种刚性关系,只能顺性而不能逆性。韩非子的秩序构建方案缺乏内在的社会凝聚力,其逻辑前提逻辑地决定了其方案本身内蕴着分裂与动乱的因素。而荀子在注重社会现实的同时充分地注意到意义世界的重要性,较好地协调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张力,其秩序建构方案充满内在的凝聚力,可以实现社会内部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

彪炳古今的韩非定律

远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 ,韩非子就迳直去研究客观世界的逻辑结构和逻辑规律。更难能可贵的是 ,在韩非子的逻辑思想宝库里还显露出当代逻辑的不用逻辑量词然而却分析到多元关系和项 (个体变元、个体常项 )的语义的研究和语构的研究的端倪。韩非子关于项逻辑的研究比德国数理逻辑家弗雷格的谓词逻辑早两千多年。

法家哲学智慧与企业经营谋略

韩非所揭示的某些政治智慧,虽然是直接为君主集权制服务的,但是它所蕴含的政治谋略,经过现代诠释,企业家也可从中得到某些启示和经验教训,成为他们开拓市场、推销产品和增强竞争力的经营谋略。

悖反中的统一——韩非对墨子的接受

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是一个博学的思想家,他的学说融汇了先秦多家思想,其中就包括墨子的思想。文章从墨子"尚同"和"非乐"思想对韩非的影响探讨了二者之间通常被研究者忽略的承启关系,从中可以看出韩非对墨子的接受。

《管子》与韩非人性思想比较

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其人性理论在极大程度上继承并发扬了早期法家,特别是《管子》的人性思想,但《管子》人性思想和韩非的人性思想也有显著区别,并且都从自己的人性理论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之策,研究《管子》和韩非人性理论及其治国之策,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应该说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韩非子》不属秦地文学——与崔文恒教授商榷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一文认为,《韩非子》属于秦地文学,这是不确切的。《说难》、《孤愤》是韩非子在韩国时的作品。《韩非子》中只有半篇《存韩》作于秦国。

韩非的学术突围及迷失——以师事荀子为出发点

儒墨显学给韩非带来巨大学术压力,为了证明儒墨之学的愚诬,韩非设定了两条检验标准。在这两条标准之下,韩非必须通过师事荀子才能论证法家思想的合理性,因此,韩非师事荀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韩非与荀子共同遏制墨家"兼爱说",客观上实现了儒法的短暂学术结盟。韩非对孔子进行"法家化"处理,强化了法家存在的合理性,至此,韩非完成对儒墨的学术突围。基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在解决人性本质与资源占有矛盾的问题上儒墨法各具特色。儒家倡导即凡入圣的生活,墨子提倡超凡入圣的生活,而韩非则主张按照丛林法则像动物一样地生活。韩非"去仁爱",舍弃了"仁爱"的差等原则,导致其在"爱"与"恨"的权衡中迷失了方向。

韩非政治哲学的再思

韩非在其人人皆自利、自为的人性论基础上,强调"世异事异""事异备变"的变法主张。韩非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道、理和德相应的形而上学基础上的。"道"为让万物之所以存在和变化的自然客观规律(准确地说,即"道"具有自然本性、经验和功用意义);而"理"则是具有功利色彩的万物各自的特殊规律,并且它是"道"的可认识性、可言说性和可操作性的外在表现;"德"(得)即万物普遍的实得道理,从而形成事物固有的本质。韩非综合吸收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的思想,创建了其法、术、势三者相统一的政治哲学思想。在这三者形成的有机共同体中,法是核心,而术、势则为两个辅翼。韩非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功过在历史与现实层面都得到了评论。

阅读对三国魏国皇帝治国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阅读史上,魏晋是个重要的拐点,这时文化阅读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其特点是突破经学禁锢,主张个性自由,"越名教而超自然"成了时代的旗帜,人们在阅读时都祈望多元化,以提高个性化,力求为将来改变现实积累知识。三国时期魏国皇帝的法学阅读行为,有其思想行为的知识来源,阅读活动对其个体观念和行为产生多方面影响,循此可以取得对魏国以法治国更全面的认识。三国时期图书与读者思想行为的互动,也为我们的全民阅读和素质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论韩非的立法思想

本文从立法的根据、立法的主体、立法的原则、立法的价值等四个方面,论述了韩非的立法思想。指出:依据自然规律立法是韩非的立法根据;君主是韩非立法的主体;韩非的立法原则有功利性、公正性、因人情、随时变等。

逻辑矛盾、辩证矛盾还是拟似矛盾——摘揭“逻辑皇冠”的明珠

根据逻辑派:"谎者"、"理发师"和"(韩非)矛陷盾"论题,同犯隐蔽的矛盾谬误;当被揭发后,"千古之谜"简明消解了(三者均可简化为明显的矛盾"P而非P",四者均可称为"自我否定指涉")。当我们更进一步揭发"谎者"随后又犯"复合命题"谬误,指出"谎者"只是"拟似真矛盾",更能超越逻辑派而直面辩证派的"辩证矛盾(真矛盾)",更彻底地消解了它!注意:辩证派的"亦此亦彼"论题否证逻辑派的"不矛盾"律。

韩非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之比较——兼论东西方法治观念产生不同走向的缘由

韩非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一,都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二,都承认法的平等性和普遍性;三,都认识到了法的可变性与稳定性的辩证关系。二者的法治思想又有着鲜明的差别,在对立法和执法主体的认识、对人性的看法及对法的性质和宗旨的界定上,有本质的不同。独特的地缘环境、农耕经济、宗法制度、文化传统造成了中国古代法哲学与西方法哲学迥异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