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绝对专制主义的经典——韩非政治思想再释评

在先秦诸子中,韩非拥有最为完备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关于道、德、理的观点,是其全部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由此发展起了关于君臣之道和治国之术的整个政治理论体系。韩非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是绝对君主专制主义。韩非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专制政权的兴亡更替经验,形成了中国政治学说史上最为完备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韩非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甚至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最早的国家主义倡导者。他先于马基雅维利1,700多年,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国家与君主,并视国家利益为公共利益。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对待韩非及其《韩非子》,应当坚决抛弃其君主专制的消极内容,努力弘扬其依法治国的积极内容。

辞格认同在中国典籍中的应用——以《韩非子》中层递为例

肯尼思·伯克修辞学中认同理论的应用受到学者关注,伯克认为认同分为形式认同和内容认同,其中内容认同又是基于形式认同,因此,形式认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将应用形式认同下的辞格认同分析中国典籍《韩非子》如何实现与受众的认同,具体而言,将以其中的层递格为例阐述其作用。以层递为例的分析表明,《韩非子》中的修辞者通过形式认同可最终实现与古代以及现代受众的内容认同;另外,本文也展示了运用伯克认同理论跨时空分析中国典籍的可能性。

自私非“恶”:小议荀子与韩非子的人性论

荀子和韩非子关于人性的观点往往被贴上“性恶论”的标签并受到贬斥。然而荀、韩论人性,不过是指出了人具有好利恶害、自私自利的特性,但这种特性本身并不是一种与道德之“善”相对立的“恶”。先秦哲学家所说的“恶”未必具有今人深受西方形而上学影响而根深蒂固的善恶范畴对立之“恶”的意义。从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观来看,所谓善恶只是相对的、程度不同的价值,未必是两个绝对对立的范畴实体。好利恶害、自私自利不仅不是“恶”,而且还可以说是“小善”“次善”,是由近及远、由低向高推导出大德大善的基础。确认自私不是“恶”,不仅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也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先秦时期伦理道德观念特质的理解。

关联理论视角下《韩非子》的英译策略

我国古代哲学经典著作《韩非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法理思想和文化意蕴是英译过程中需要被准确传达的重要元素。本文从关联理论视角出发,以《韩非子》两个英译本为例,分析译者在传达原著法理思想和文化意蕴时运用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并以此为参照探讨中华典籍英译过程中关联理论的指导作用。

韩非子“术”论新探

韩非子“术”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法术”对官僚系统的常规控制,二是“术”对“重臣”的重点控制。前者为官僚系统确立明确的行动规则,划定臣僚的行为边界,通过将臣僚行为“确定化”来实现官僚机器的高效运转从而提高治理的“效率”;后者则聚焦于防范、伺察并清除对君权有威胁的一切力量,关注的是君权的“安全”。前者注重君之“宣明”,后者则强调君之“周密”,但在实际运用中“明法”往往反噬于“暗术”。韩非子的治道设计意在佐助“中主之治”,使“中主”摆脱能力有限、才德不足的个人缺陷,在有效治吏的基础上实现高效治理,但能够得当用“术”者绝非“中主”,而恰恰是具有极高修养和超凡智慧的“明主”,于是“术”的有效性最终完全取决于君主一人是否“圣明”,以佐助“中主之治”为旨归的“术”论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君主个体有限性与国家事务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论韩非子与老子、黄老之关系——以人性论为线索

韩非子尽管深受老子和黄老道家的影响,但从人性论角度看其思想与老子颇有不同,与黄老道家则有更多的相似。老子追求超越升华的精神境界,反对“人”成为任何他者的工具,但黄老道家和韩非子则力图直面战国时代的现实问题,主张以“因情而治”的方式加强对“人”的控制。老子以“道”的视角观察宇宙、俯瞰人类、审视人性,对人类文明进步和权力异化有深刻的反思意识;韩非子及部分黄老道家则聚焦于在列国纷争中如何加强统治的现实问题。老子超越了时代,黄老和韩非子则顺应了时代。

论韩非子官僚治理学说的内在逻辑

韩非子官僚治理学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官僚系统的常规支配,二是对重臣的重点支配。前者确定官僚选任、考核、奖惩和监察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官僚政治的制度基础和运行规则;后者则意在防止重臣壅蔽,疏通有关国家治乱和地方民情等信息的流通渠道。常规支配重在“规范”,强调法令制度的“稳定性”,侧重于“治事”;重点支配则重在“防范”,强调权力运作的“灵活性”,侧重于“治人”。在常规支配和重点支配之间,作为理想执政者的明主随时转换角色,既通过治理官僚以高效地管理国家事务,又维护绝对的政治秩序。“明主→治官治民→至安之世”是内含于韩非子官僚治理学说的重要逻辑,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得君行道”的思维范式。

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论韩非子法学说的建构逻辑

韩非子的法学说在吸收和转化黄老道家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形成,其核心理念包括“因道全法”“法因人情”和“守法责成”。“因道全法”是韩非子法学说的哲学基础,它主张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来实现“法治”。通过将“道”引入法的概念,韩非子在形而上层面论证了法的权威性、恒常性和无私性,这是他对黄老道家“道生法”理论的继承和改造。“法因人情”是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实践过程。这意味着在实行法治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人情的客观规律。与黄老道家主张的“先德后刑”不同,韩非子主张“厚赏重罚”以激励人们遵守法律。韩非子还将黄老道家的形名理论简化为君主的形名之术,从而使“法因人情”具体化为君主对官僚行为的督责之术。韩非子建构法学说的最终目标是,君主通过“守法责成”以实现“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的理想之世。通过对黄老道家与韩非子的比较研究,可以呈现出韩非子“法”学说常常被忽视的另一种形态,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厘清先秦时代复杂的道法关系。

天子之位与政治中央集权的确立——试论作为政治理论家的韩非子

作为周秦之变的总结者,韩非子在多元权力逐渐覆灭、单一主权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为政治理论奠基。韩非子建构了作为政治顶峰的天子,同时也从权力斗争、圣人之道、治理结构三个层面消解了作为特殊性个体的天子;在将“天子之位”视为政治中央集权的同时,天子本身又成了政治中央集权的工具。由此出发,不仅可以解释对皇权进行制度约束的合理性,也为秦汉之后的士大夫政治与礼法秩序开放了理论空间。

略论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韩非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战国以来早期法家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完善的法治理论体系。他提出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法治思想,在实现秦朝统一,维持社会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荀子韩非子礼法思想比较研究

礼、法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手段,各有特色。人性论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石,荀子虽然主张人性有恶,但他以心为人之向善提供了可能,肯定了化性起伪的重要性;而韩非则主张利用人性,因势利导。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使二人对礼法的运用也不同,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二人的礼法思想可以看出,荀子对于统治者有才智与德行的要求,韩非则认为中人抱法处势足以治国,对统治者没有要求;荀子主张隆礼重法,王霸并用,韩非则主张法术势相结合,以力服人。

浅析《韩非子》中的为君之道

君主是中国古代国家的掌舵者,君主控制着一切,君主是国家的灵魂,不管是在政治上或是在思想上。君主的权力讲究“独”,天下独占、权势独操、势位独一、决事独断、地位独尊。只要君主处在君位,就拥有治理四方的权力,因而君主的权力并非建立在个人修养和道德之上,而是依仗君主的势。韩非作为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在《韩非子》中揭示了诸多政治纷争,以及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趋利畏威的各种表现,君主要如何管理各种各样的人,汲取不同人的价值,以便更好地进行统治。

概念整合视域下《韩非子》寓言的认知阐释

寓言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其能够将复杂抽象的概念和深奥难解的道理融入故事叙述的字里行间,以浅显易懂且生动有趣的方式来阐明,使之易于理解和接受。寓言的本质便是打比方,善用隐喻促进创作者与读者的交际。本文以概念整合为研究框架,以《韩非子》寓言为研究文本,选取其中典型的寓言故事进行深入分析,以期重构寓言的在线意义建构过程,并从认知层面对该过程进行阐释。研究发现,概念整合理论有着其他理论无法与之相较的强大阐释力,能够有效揭示《韩非子》中寓言的意义构建过程;在四种整合网络中,双域网络在寓言中的应用频次最高,是最适合阐释寓言意义整合的网络模型;在概念整合的过程中,文化背景和上下文均是重要的参与因素。

批评译学视角下《韩非子》核心概念“势”的英译比较研究

基于批评译学视角,采用语料库和话语分析的方法,从语言结构化数据入手,结合译词、主题及可读性分析,逐层推进对《韩非子》三个译本中“势”的英译比较研究。研究显示:廖译“势”呈现出译词形式多样化及概念体系化特征,有一定翻译异化倾向,主题上涵摄“势”的自然性、人为性和历史发展性,语言较稳定,可读性较强;华译用词较丰富,人为之“势”与自然之“势”兼具,文学表达和学术表达兼容,可读性很强;萨译用词较集中,“权势”观突显,主题呈现相对单一,有一定阅读难度。三译本显示出对原典不同程度的忠实,其差异性或与译者的选译行为、翻译思想和潜在态度有关,不同形式即传达不同意义、建构不同形象,这对法家思想文化的英译和传播研究亦有所启发。

读《韩非子》笔记

暑假读完《韩非子》,并没有感到“益人神智”,反而心情格外沉重复杂。韩非这位深刻洞察人性之“恶”,“犀利”“冷静”“理性”到极致,时刻提防着所有人的“思想家”,竟然死于其“老同学”李斯的“谋害”!这如何可能?作为一个“韩国”人,韩非的思想不见用于韩王,却得到了秦王的“高度重视”,而正是这“高度重视”给韩非带来了杀身之祸。

韩非说老

《老子》玄妙难识,就目前文献看,韩非最早对《道德经》做了阐释,他的《解老》篇是第一个普及了《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这类辩证对立句法的解读。韩非亦以权谋之术来读解老子,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到“君王不仁以万民为刍狗”,法家与老学似有某种隐秘的联系。

论韩非政治伦理的整体转向与深层机理——以吏治为中心的考察

吏治是参透先秦法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支点。韩非在批判儒家吏治的基础上,致力于引发吏治思维的根本转向。德性修为向法治规范的核心观念转换、道义担当向功利承认的价值认知转移、人格典范向制度合力的运作机制转化和自律管理向他律控制的践行方式转变,构成这一思维转向的核心内容。韩非吏治思维转向,既刻画了吏治发展的态势,亦折射着他对政治伦理的基本看法。韩非率先冲破抽象伦理道德对政治的约束,试图开创一种完全不同于正统政治伦理的新论说,旨在揭示政治自身的特质及政治伦理的“政治性”偏向。

韩非子伦理思想义旨考究

认定法家为“非道德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中的一个误区。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为纠正传统伦理观念,构建了自己独到的伦理思想体系。考伦理“实情”的思维基点,尚以法为教的公德导向,重以赏罚扬善惩恶的实操路径,求国家富强的现实目的,构成了韩非子伦理思想的鲜明特色。通过建立尚公伦理以增进国家实力,是贯通其伦理思想体系各环节的轴心、主线。以君臣民为主体依托、以自立为精神依托、以法治为制度依托、以赏罚为手段依托,它们相互联系、互为支撑,共同勾勒出韩非子的伦理愿景和立体伦理图式。他所力图建立的新型伦理关系模式,是以国家公利为依归和最高标准的伦理。

韩非与操作化政治的理论完型

近代以来人们习惯于以价值先设的立场审视韩非与法家,因此在民主价值的映照下,韩非被视为专制的设计者与辩护师。作为民主政治的对立面,韩非因之遭到否定。这是一种需要矫正的思路。在韩非时代,挣脱血缘关系的社会结构变化,催生了政治的独立价值,这是一种站在今人的民主价值立场上无法理解的政治史事实。以规范与操作替代价值与事实的关联分析框架,可更好理解韩非的操作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敏锐感超迈同时代思想家,让操作化政治在理论上得以完型。但因为韩非未能同时将操作化政治所必需的规范论证凸显出来,故存在弱化规范以凸显操作的限度。而这正是在古典社会中儒家与法家互补的理由,也是在现代处境中,法家政治思想再阐释需要补足的理论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