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韩非学研究

唐宋时期的韩非学,其“形式”以“评论”为主,虽然唐代学者的评论文字留存不多,但两宋学者的评论文字留存却很多。在政治层面,唐代官方并不提倡韩非之学,宋代官方对韩非的态度较为模糊,但是两宋学者评论韩非受王安石变法与宋代党争影响,大有影射王安石之意,后来直接将王安石与申韩一起并入异端邪说名录。在价值取向层面,儒家本位意识突出,特别是儒家道统观念流行以后,“门户之见”成为评判韩非的前提预设。在主要命题层面,除去沿袭《史记》对韩非生平事迹、学术宗旨的评价外,基本是在评论历代政治得失、历史人物功过是非时,附带提及韩非,将其作为评判历史问题的负面价值评判标尺。

《说林上》篇义及其双寓言说理结构初探

《韩非子·说林上》由多则寓言组成,故事取材范围相当广阔,学界对其内容性质、于全书意义一直存在争议。文章认为《说林上》的内容有明确的主题,其寓言依主题分类列出,形成有层次的寓言群,与《内外储说》的编排方式接近。此外,本篇经常合二事以表一义,这种说理结构与韩非爱用对句的特点正相对应。可见《说林上》内容自有其逻辑思路,并非毫无条理、随意堆砌而成的篇章。

论中国先秦解释经典的三种模式

中国先秦时期 ,已有数种对古代经典注释的书 ,这里先取三种不同的注释方式作为典型例子。第一种可称为历史事件的解释 ,如《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公羊传》与《梁传》对《春秋》的解释 ;第二种是《系辞》对《易经》的解释 ,可叫作整体性的哲学解释 ;第三种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可把它叫作实际 (社会政治 )运作型的解释。尽管每种对经典解释的著作中也会包含其他类型的解释方法 ,但上列三种方法无论如何具有很鲜明的特点 ,可能对后世影响最大 ,这将是我们应注意的。

法家的道理之论:从管子到韩非子

在先秦法家中,管子和韩非子对道、理的说法最多。这些说法与道家和儒家的同类说法有相通之处。管子的君道论和天道公理论、韩非子的分理论和道、理、物三相结构论都很有意义。现代学者钱穆对中国道与理的论述也值得注意,但同时也有不足。

古代中国“王霸并用”观念及其近代形态

孟子秉持以德服人的仁政立场和王道政治,立场鲜明地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荀子则认为"王"、"霸"概念在政治理想与目标层面,并不存在根本差异,所不同者只在于前者表征一种纯粹的王道政治,后者体现现实倾向的政治治理。韩非子王霸论的核心,其实在于内政治理以增强自身实力从而在列国兼并过程中求得一席之地,最终目标仍然在于王道。荀韩王霸并用的观念,在秦汉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不仅长期获得认同,而且在近代亦为中体西用观念提供了理论资源。

从秦代刻石文看秦始皇对法家思想的接受与发展

秦代刻石文共计七篇,它们反映出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后对未来国家发展的规划设计,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接受和继承。主要表现在重视国家法令、重视分职以治吏,以及民俗的法律化和对确定的大一统王朝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解读刻石文我们还发现,秦始皇对法家思想不是一味地继承和接受,而是同时又有所发展:他并不遵行法家着意提倡、主张的君无为臣无所不为的"无为而治";他不再坚持法家非常重视的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而是在重农的同时也为工商业提供了适度发展空间;融阴阳家思想要素于法家之中;主张偃兵息武。这些接受和发展表现为我们动态地认识先秦法家、客观地评价秦始皇提供了历史依据。

《韩非子》单音节动词配价研究

本文简要地介绍了采用配价理论对汉语进行研究的意义,在研究《韩非子》单音节动词中的操作步骤和处理办法。

《墨子》《庄子》《韩非子》说诗、引诗之衡鉴——兼论战国时期非儒家诗学思想

《墨子》、《庄子》、《韩非子》作为战国不同时期非儒家的代表著作 ,它们说诗、引诗反映了非儒家的诗学思想 ,以及《诗》被接受的状况。战国时期非儒家对《诗》基本上保持了抨击的姿态 ,且越来越强烈 ,这种态度从反面也说明了《诗》在战国时期的影响越来越深广 ,这是儒家《诗》

论韩非子不两立的思维方式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 ,韩非子具有一种别具一格的思维方式。对其不两立思维方式的内容、性质、特点、不足、历史影响等进行探讨 ,并将它跟中国其他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和西方典型的思维方式进行比较 ,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两立思维方式是一种刚性的思维方式 ,它与《周易》、《老子》等的活性的思维方式不同 ;它更接近西方典型的二元论的思维方式。

韩非子教育思想探析

文章分析了韩非子与儒家教育思想的异同,在二者之比较中阐释了韩非子的教育理念及其特点,指出了其卓异之处与时代局限以及留给今人的启迪。

论《韩非子·说林》的性质与文体学意义

《韩非子·说林》上下两篇本是韩非平时积累的原始资料汇编,内容多为传说故事,类似 于后来之“故事集”。它的文体学意义有二:一方面,它是我国最早的寓言专集,标志着我国寓言的 独立;另一方面,它对后世笔记小说有很大的影响,可以将其称作“准笔记小说”,这一点通过它与 《说苑》的比较就可以看出来。

韩非子的信任理论

韩非子在吸取儒、墨、道、法诸家信任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信任理论。他将信任关系明确区分为血缘关系和非血缘关系,提出"去私心,行公义"、"以法为教"的信任原则,强调信任的实质在于制度信任,由此制定法、术、势结合的信任策略,将信任和国家紧密结合,同时不忽视信任与道德规范的诸多联系。

《韩非子》否定副词研究

在《韩非子》所处的战国末期,否定副词之间的分工虽基本明确,但其严格性较之以前已明显减弱,相同用法的同一类否定副词之间的分布对立现象也已不明显,无论是表示一般否定的、表示禁戒性的,还是表示否定判断的、表示未然的,否定副词都有统一为“不”的倾向。在这一时期,词汇更加规范和稳定,也因此形成了很多能够延用下来的习惯用语和格式。同时,战国末期的口语中已有判断词“是”和“非”的萌芽。

《韩非子》同素异序双音词研究

《韩非子》共有69组同素异序双音词,这些同素异序双音词从语法上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其中名词居多,动词次之,形容词最少;从词汇意义上也可分为三类,即词性和意义完全相同、词性相同但意义不同和词性不同但意义相近或相关三个类别。《韩非子》同素异序双音词的发展变化也是汉语词汇复音化趋势的一种表现。

《荀子》的人“性”论是否为《韩非子》“人”观的基础?

过去支配荀子和韩非之间关系的论述架构是由"韩非为荀子弟子"和"韩非的人观渊源于荀子的性恶论"两项主张所构成的"循环论证"。从两书中的"性"概念和"人"观的比较来看,《韩非子》的"人"应该继承《商君书》以及慎到和田骈等齐国稷下学者,并非荀子。在司马迁《史记》的《韩非列传》中含有"(韩非)俱李斯事荀子"一句话的理由应该是,司马迁在同情赴秦冤死的韩非之余,构成了李斯害过他为主轴的生平故事,为此司马迁需要说明韩非在年轻时就已认识李斯。总之,在《荀子》和《韩非子》的"性"论和"人"观的层次上,此两者之间的思想关系并不大,因而看不出由前者到后者的直接影响关系。关于他们之间是否有过师生关系的问题,虽然在目前的史料情况下不能断定有还是没有,但至少司马迁自己相当确定韩非并没有继承荀子的学术这一点。

先秦“论”体文之演进及其成就

先秦时期,"论"体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定型、成熟的完整发展过程。《墨子》"论"体文代表了先秦"论"体文的初期形态,虽有其不完足之处,但已能够紧紧围绕同一主题集中论述。《墨子》对名实概念的强调,提出的诸多逻辑学原理,为后人论事说理提供了坚实的思维基础。《荀子》"论"体文体现了先秦"论"体文体制的定型和成熟。《韩非子》以政论文著称,其结构之明晰、论证方法之犀利、文风之峻峭、行文之流利,为后世政论文提供了可供追慕的典范。

《韩非子》谈领导者素质

《韩非子》一书中涉及到很多管理思想,其中对领导者素质问题多有提及。多识谨慎,信守诺言,果断沉稳,节制欲望,恬淡心态,做到"不拔"、"不脱"、"自胜"及"去私",以提高个人修养。善于识才并用才;赏罚依法;目光敏锐,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属于领导能力范畴。领导者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导向作用,不轻易暴露个人的兴趣爱好,勤俭节约并同时具有经济头脑,破除迷信,目光长远,清正廉洁,嗜鱼而不受,以塑造良好的组织风气。作为管理者和领导者,深深领悟书中散发的思想闪光点,对于提高个人素质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外交思想之比较

韩非子和马基雅维利是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的思想家,但他们的外交思想从背景、基础、本质、原则、运用到目标却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都有着动荡格局的背景,人性恶的理论起点,权力外交的本质,实力外交的原则,权术外交的运用,君主独裁外交的目标,然而,从两人外交思想的认识论基础、独裁专政理念到人民性,又体现了各具特色之异。

论《韩非子》中的“之”

《韩非子》“之”使用频率高,位置灵活,词性多样,用法复杂。其主要用法首先是连词,其次是代词,动词只占一小部分。其复杂性是先秦汉语特征的体现,大量使用含“之”四字格或四音节复音词是孟、庄、荀、韩所代表的先秦政论散文的显著特征,也为后世留下许多成语和惯用语。

同途殊归——韩非子与马基雅维里思想之比较

韩非子和马基雅维里分别都是中国思想史和西方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虽然年代相距久远,但他们俩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对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二人的思想却走上了两条完全相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