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墓志所见唐翰林学士承旨崔汪事迹补考

崔汪,唐昭宗朝翰林学士、承旨。其入翰林院事迹,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均有考论。然而,由于资料缺失,崔汪入院、出院时间、在院期间职官变迁等,阙疑者甚多。今据新见崔澄《唐故太子宾客崔公墓志铭并序》,结合传世典籍考定崔汪约大顺二年以兵部郎中充翰林学士入院,旋加知制诰、承旨,历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尚书右丞、兵部侍郎,于景福二年十月稍后出院。在院时间,前后约三年。又,据出土石刻,亦可以考定崔汪家世、生卒年、入翰林院前及出院后的仕历、其文学影响以及墓志撰者崔澄事迹等。拈出此等,以为附论。

李白居翰林及赐金放还考辨

居翰林及赐金放还,是李白研究中很重要的环节。李白居翰林时的真实身份,是翰林供奉。但开、天时期是翰林供奉向翰林学士过渡阶段,也是二者共存阶段,并没有绝对严格的区分,翰林学士和翰林供奉混称的现象,屡见不鲜。二者虽有身份差别,但比较细微。李白被赐金放还的原因,主要在政治方面。他在翰林院期间的交游,一定程度上为当朝权贵所不喜。除此以外,李白的家世、与执政者的关系、行政历练、自我定位等因素,是他仕途上的一系列障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赐金放还一事的必然性。

唐翰林制沿革考

唐初，翰林院的前身“别院” 即已出现。唐玄宗即位，正式建立翰林院，翰林院待诏各以艺能供奉君主。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７３８年），唐玄宗在翰林院内置学士院，翰林学士专掌机务枢密。从此，翰林学士政治地位日益崇显，学士院亦逐步走向内阁化。

《长恨歌》与白居易左拾遗翰林学士转任考

白居易任职盩厔县尉仅一年半即转任左拾遗翰林学士,由低级官吏升任清望朝官,这一快速升迁的经历不同寻常。一般认为白居易是因讽喻诗创作而为宪宗所发现并召入翰林的,但白居易此前只创作了十几首讽喻诗,也并无讽喻诗创作的自觉意识,不可能因讽喻诗的创作受到提拔。他在任职盩厔尉时期因创作《长恨歌》而名动天下,此诗所展示出的文学才华及其题材与宪宗本人关注点的契合,才应是白居易被宪宗发现并提拔的真正原因。

卢挚生平几个疑难问题再考辨

《元代文学家卢挚生平新考》一文受到著名蒙元史研究专家周清澍先生首肯,周先生撰写长篇论文对卢挚生平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以早年出身和每次任官为单元,将有关诗文详细编年。但在卢挚生平中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偏差,而且关于卢挚早年生平又有新的材料被发掘出来,本文即在与周先生商榷的过程中,力求将卢挚生平研究推向到更完善的阶段。

宋英宗、宋神宗朝翰林学士与治平、熙丰诗坛——以王安石为中心

宋英宗、宋神宗朝任用翰林学士共36人。熙宁、元丰人才之盛,堪比庆历、嘉祐。王安石文章节操都堪称"真翰林学士",他对翰苑制度之变革,翰苑词臣之任用,翰林学士之政治职能,都给予直接有力的干预和推动。熙丰时期不同政治力量间的角力与学术思想的交锋也导致文学群体的分化,在王安石及其新党把持熙丰政坛、文坛话语权的情势下,旧党翰林学士陆续被贬退,"乌台诗案"毒化了自由活泼的文学生态。由于文学的政治化、边缘化以及政治家和文学家身份的分裂,使熙丰时期以王安石为中心的汴京诗坛并没有成为诗歌创作和传播的中心,熙丰诗坛呈京城与地方独立分散形态。元丰年间,新党学士王珪、蔡确、章惇、王安礼、张璪、安焘、李清臣等人围绕王维山水画的一组题画作品,为探究新党学士群体复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范本。

唐“中书舍人六人”考辨

唐代职官典籍都记载中书舍人员额为六人,但在实际任职中有四种情形:一为中书舍人实任满员;二是中书舍人缺员;三为以他官知制诰补足缺员;四是以翰林学士补足缺员。虽有其他官员使职的补充,但中书舍人常有缺员,且自始至终未超六人。

北宋馆职词臣的宴赏赋咏活动

北宋三馆秘阁馆职及两制词臣频繁参与宫廷及馆阁宴赏诗会 ,构成北宋诗歌发展的重要文化背景。赏花钓鱼是宴赏诗会的重要内容。群臣唱和以颂扬盛世、粉饰太平为务。君王对和诗往往品题并致赏黜 ,因此对诗风有影响。

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探略

翰林学士始设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738) ,掌重要诏令的起草并参内议。这一重要职官历经玄、肃、代宗三朝发展 ,至德、宪宗时 ,因集中皇权和动荡的局势的需要以及朝中权势斗争的影响 ,翰林学士的职权得到显著发展 。

出土墓志所见晚唐翰林学士崔凝考

崔凝是晚唐著名政治家、文学家。限于文献资料有限,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等对其生平考证颇多阙漏。立足新出土的《崔凝墓志》,可较为详细地考证崔凝的科第仕宦事迹,弥补傅璇琮先生考证之不足。崔凝是晚唐政局中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对当时科举生态有重要影响,全面、深入地考证其生平,对我们认识晚唐科举生态亦具有一定意义。

《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皮学士诗集》文献价值述略

晚唐作家皮日休作品集的现存版本中,由明人辑刻的《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皮学士诗集》均为海内孤本,长期以来罕为人知,对其文献价值尚无人揭橥。文章考述了二集的编刻及收诗情况,并从诗歌的汇编及作品的辑佚、校勘、评点几方面对这两部诗集的独特价值首次予以发覆。

唐翰林学士入院试制度考述

唐翰林学士入院试是一种资格性考核或考试,其目的是以测试应选者是否符合翰林学士条件,其参与者包括当权者与应选者。有唐一代,翰林学士入院试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建中贞元时期,学士院出现入院考试模式,但以考试为主要方式的入院模式并未完全取代之前以考核为主要方式的入院模式。元和时期,由“四题”为主转为“五题”为主的考试模式,然而实际上,翰林入院试考试并没有硬性的评判标准,因此翰林学士入院试是成为翰林学士的不充分、不必要条件。

翰林宿直诗:权力空间与私人领域的双重书写——以南宋孝宗朝为例

宿直是翰林的一项重要制度。南宋初年,宋孝宗规范宿直制度,一员独直成为定规。创作于宿直中或书写宿直的诗作可称为宿直诗。宿直诗展现了宿直制度下翰林学士的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的双重维度。宿直诗书写了学士在政治空间中的权力行使及任职心态,即作为"皇帝私人"的重荷与荣耀;记述了学士在私人领域下的行为方式及玉堂夜直清冷寂寥的情感体悟;寄寓了学士对跻身宰辅的仕宦追求以及人生浮沉的深沉思索。诗中的特色意象构建了宿直的物理空间,成为宿直诗文化内涵的特定载体。

近三十年来大陆学界唐代翰林学士研究述评

翰林学士是唐玄宗时期出现的重要职官,近30年来,大陆学界不仅在唐代翰林学士的综合性研究方面有了深厚学术积淀,而且在馆院制度与翰林学士的关系、翰林学士相关名称辨析以及翰林学士的政治作用及地位等专题性研究方面亦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新方法、新视角和新理论的引入,今后对唐代翰林学士的讨论应放在更长时段中,综合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学史等层面加以综合研究。

比拟律令职官:五代宋初特定使职的品官化

唐前期实行律令体制,官员享有的待遇和特权基本依据律令。唐后期使职差遣盛行,大部分使职享有的特权和待遇需通过散官、本官阶或带职来确定,此时的官僚等级序列是二元体制。五代宋初,文武官、内职、军职三类职官中的使职逐渐品官化,可依据使职本身享有俸禄、班位、荫补、当赎等待遇和特权。北宋前期的官僚等级序列,通常由有官品的职官和品官化使职共同构成。从翰林学士、藩镇使职的品官化可以看出,品官化后的使职既可以是纯粹阶官,也可以是有具体职掌的职官。在北宋前期官僚等级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使职品官化是独具特色的重要环节。

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

唐代对文的重视催生出新的政治文化和精英群体,要了解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需要对被视作最能代表这一新价值的词臣及其家族加以考察。新出唐五代碑志为具体了解唐代精英对词臣身份的定位和词臣家族特征的认识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为更完整了解"文"在唐代文化中的重要性的提升提供了更多被淹没的环节。本文的工作是从这些碑志中择取六则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分析其内容及书写来勾勒词臣文化在唐五代出现的历史语境和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唐后期三大类词臣的升迁与地位——以白居易、元稹、权德舆、李德裕为例

中书舍人、知制诰和翰林学士在唐代都是词臣,在唐前期,知制诰和翰林学士还不是固定常设的使职,还不重要,所以中书舍人的地位最崇高清望。但到了唐后期德宗以降,翰林学士的权势越来越大,超越了中书舍人。在唐后期,一个词臣如果要接近皇权,获取政治上的实权,最便捷的仕途便是进身学士院,成为翰林学士(如元稹和李德裕)。若只做到舍人院的中书舍人,即使再上迁为六部侍郎和尚书等高官,也只是闲官,虽居清要,却没有什么政治权力,但可能因词臣所具有的"文"资产,拥有一种文化权力,足以开创文风,领导文坛(如权德舆和白居易)。

仁宗朝馆阁翰苑与词坛论略

仁宗朝是宋词发展的关键阶段,出现了北宋文人词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著名词人除柳永和张先外,大多曾任馆职或翰林学士。在馆阁翰苑文化的影响下,仁宗朝词体完成了从伶工、宫廷之词向士大夫词的蜕变,语言渐趋典雅,内容乐而不淫,抒情主人公逐渐转变为思致深远、气节相尚的士大夫形象,并由此奠定了士大夫词的范式,对其后的元祐词坛及词史发展影响深远。

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

唐代文人的就仕之途，主要有三，即科举。方镇幕府。翰林学士， 翰林学士是唐朝中期以后文士参预政治的最高层次，对其生活、思想及文学创 作，都有较大影响。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本文拟以翰林学士的起始阶段，即玄宗、肃宗两朝的翰林学士作一个案分析，并与当时的中书舍人等作 比较研究，探讨这一时期翰林学士的政治环境及相应的社会作用。

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的形成及演变

中晚唐两制草诏的区别较鲜明地体现在用纸材质上,从学士院成立之初翰林学士张垍用黄麻写诏,到代宗大历年间以内制白麻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是翰林学士院草诏制度的一大变化。在早期的白麻内制中,命相制书是最早且较稳定地归属学士院起草的文书类型。至德宗贞元时期,涉及节度使的除命以及赦文德音、招讨宣慰等重要政务处分的诏令起草,开始较为稳定地归属学士院。宪宗元和时期及其以后,通过对元稹、白居易文集等集部文献中所收诏敕予以归类,可大体展现此期两制分工的整体面貌,其中外制黄敕在各品级官僚群体的除授上皆有行用,而内制白麻的行用则大体被限定在常参官以及五品以上外官的除授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