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fect of combined therapy of Yinchenhao Chengqi decoction and endoscopic sphincterotomy for endotoxemia in acute cholangitis

AIM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mechanism of Yinchenhao Chengqi (YCHCQ) decoction (containing mainly Herba Artemisia capillaris) combined with endoscopic sphincterotomy (EST) for endotoxemia (ETM) in acute cholangitis.METHODS Twenty-one cases of acute cholangitis with ETM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two groups: group A, 10 patients treated with YCHCQ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EST, group B, 11 patients treated with EST. The incidence rate of ETM, plasmic ET, serum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ctivity, malonyldialdehyde (MDA), complement C3 and C-reactive protein (CRP) were studied respectively.RESULTS The ET level of group A (35.92ng/L±8.30ng/L)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7 days of treatment (P＜0.05) in contrast to that of group B (47.8ng/L±11.62ng/L), so did the level of MDA and CRP. But the SOD activity and C3 level in group 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CONCLUSION YCHCQ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EST had a beneficial effect for ETM in acute cholangitis.INTRODUCTIONEndotoxemia (ET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hysiopathologic causes of acute cholangitis and it is the trigger of cytokines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recent studie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Yinchenhao Chengqi (YCHCQ) decoction has a beneficial effect on ETM in acute cholangiti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ndoscopic surgery, endoscopic sphincterotomy (EST)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replacement for some operations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cholangitis[1]. The effect of YCHCQ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EST on ET, oxygen free radical and complement C3 was observed in order to find out its therapeutic mechanism.

“圣人之道,至卿不传”——从二程的荀子观看荀子罢祀的学理因由

历史上的荀子“罢祀”事件需要在一个更宏观的思想史背景下审视。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荀子在明代遭到罢祀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性恶”“礼伪”的思想不合于宋明理学的道统观,被视为不传“圣人之道”。通过考察二程在不识性、不知诚、悖圣人三个层面对荀子的批判,可以发现荀子之所以被视为不传“圣人之道”,是因为其对性道关系、心道关系、圣人与道的关系的理解,不符合二程为“圣人之道”所构建的新的形上基础。进一步说,正是由于以“仁义之行”为不变内涵的“道”,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由“礼义之统”到“天命之性”的转变,才导致荀子被视为不传“圣人之道”,并最终因“言性恶”的理论问题而遭罢祀。

从“天命”到“天理”——韩愈、二程天论与唐宋之际儒家的发展

唐宋之际儒学出现了变革,这种变革可以通过对韩愈、二程天论的分析体现出来。从韩愈的“天命”到二程的“天理”,体现出唐宋儒学对天性质的界定从意志之天转变为义理之天,天的功能从天地万物之性由天命赋予转变为天地万物之理由天理转化,天人合一关系从外在合一转变为内在合一。从韩愈的“天命”演变成二程的“天理”,带来了儒学发展质的飞跃,这种演变是儒学发展的必然,是儒学为了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论程颢、程颐《论语》诠释的工夫论倾向

二程讲求于切身体认中进德成圣而达于超越之境,其《论语》诠释过程始终贯彻克己、诚己、尽己、推己的工夫论倾向。第一,程颢将“克己复礼”视为保障“道”之本体呈现于“己”之工夫践履,程颐将“礼”置于“天理”与“人欲”的二元架构中,摄“礼”归“理”。第二,程颢以“诚”作为贯彻智仁勇三达德的衡量标准,将“自得”发挥“自然见”得与“自能寻”得,程颐则走向“敬”而循“理”,乃至“自诚”“不思而得”,并看重不假外求之“素诚”“素敬”之工夫境界。第三,二程共同明确“忠”与“恕”的体用关系,但程颐明显侧重于推己工夫阐发。二程于《论语》诠释中持有的工夫论呈现出程序的共通性与指向的趋同性,为四书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二程君主论的内涵及其思想史背景

二程作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不仅对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有着重要的思想阐发,而且对儒家所强调的外王事业亦有诸多理论创见,他们打破了儒家长期以来“内圣”和“外王”相脱节的困境,明确了为学与为政的次第关系,构建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新的治道体系。二程的治道体系是以君主为核心的,它强调君主的重要性,着眼于君主心术的本源,并对君主提出了期待和要求,重建了三代以降日渐败坏的政治、社会秩序,成为后世政治思想的核心。二程对君主权威的重视及其关于君主的独到见解对中国古代君主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当时社会各种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

天理与人欲:二程礼乐美学与道德实践

程朱理学“天理人欲”之辨历来备受争议。二程洛学与朱熹闽学并未将天理人欲完全对立,二者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截然对立的。二程认为理欲之辨就是公私群己之别,与天理相对的是私欲而非人欲。在这个解释框架下,二程理欲论被公私之辨取代,承认了人性自然情感欲望合理、合法,具有正当性,继而提出祛除恣肆的人欲,自然也就顺理成章。正基于此,二程推证情欲本善,善恶皆天理。由此,二程礼乐美学与道德实践从礼乐本体论、心性义理、道德修养三个方面展开,借此确立了身、心、性的礼乐修养论。

朱熹对程颢及程门弟子“万物一体”的理解和修正

阐述程颢与程门弟子的“万物一体”,自程颢提出“万物一体”后,这种思想便为其弟子所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程颢及程门弟子以“万物一体”为仁体;论述朱熹对“万物一体”的理解,他认为“万物一体”并不是仁,而是仁之后的结果,是仁爱之后所达到的境界和状态,在施以仁爱实现“万物一体”的过程中,离不开公与恕;认为朱熹使“万物一体”从抽象的形上玄思走向实践性的仁民爱物,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实践理性和人文精神。

“生生之理”与“一体之仁”——基于程颢生命智慧的研究

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程颢对“理”与“仁”的理解独具特色:“理”被赋予“生生”的内涵,挺立为“即活动即存有”的本体;“仁”与“生”关联,挺立为“万物一体”之仁体。在一本上下圆融的思想体系中,“理”“仁”皆为生生不已的道体,且关涉着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生生之理”造就了“生命延续体”,突破了个体生命之死生局限;“一体之仁”造就了“天地大身体”,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私己之执。“理”与“仁”的融合为德性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乐感意识,接续了先秦儒家关注生命存在的文化慧命,呈现出纵横时间长河与生命广幅的充满爱与责任的生命图谱。

程颐评程颢:孔孟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传人

程颐认为韩愈尽管提出道统论,但他所阐明的儒家之道仍停留在形下层面,不足与佛道的形上思辨相抗衡。周敦颐、邵雍、张载虽皆汲取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伦理,但周子的诚本论只是价值本体论,尚未上升到宇宙本体论;邵雍与张载各视儒家道德为道本体或气本体的属性,还不是本体本身,儒家之道被纡尊降贵,故韩愈、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俱非完整意义上儒家道统的传人。而程颢立足儒门,借鉴佛道,直接把儒家伦理奉为宇宙本体,在主张理本论的同时也有心本论思想,并以天理论道,这在儒家道统史、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还倡仁与万物一体、内圣外王等境界,初步完成其抗击佛道、重振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故被程颐等评为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传人。

二程仁礼关系辨

仁礼关系问题是儒学的重要问题,二程对此颇为措意,全面把握他们关于仁礼关系的观点,有助于理解二程思想的开创性。二程思想虽有差异,但对于仁礼关系,二者观点总体上是统一的,即都认为仁与礼具有同根性、异质性、相成性。同根性是指仁与礼同是天理的体现,同根于人的至善之性;异质性是说仁与礼在内涵、地位和作用上有实质差异;相成性意味着仁与礼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仁是礼的内在基础,礼是仁的必然要求。但因二程在气质个性、精神气象上的不同,他们在具体论证仁礼关系上也有所区别。二程对仁礼关系的辨析相互补充,促进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

茵陈蒿承气汤配合乳头括约肌切开术治疗急性胆管炎内毒素血症的临床研究

为了探讨与分析茵陈蒿承气汤配合内镜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对急性胆管炎内毒素血症的治疗作用机理，将２１例符合乳头切开指征，具有内毒素血症的急性胆管炎患者随机分为切开加中药组（ｎ＝１０）和单纯切开组（ｎ＝１１）。结果与单纯切开组相比，切开加中药组患者外周血中内毒素水平明显降低（治疗后第七日，４７．８０±１１．６２ｐｇ／ｍｌＶＳ３５．９２±８．３０ｐｇ／ｍｌ，Ｐ＜０．０５），丙二醛与Ｃ反应蛋白亦明显下降（Ｐ＜０．０５）；超氧化物歧化酶与补体Ｃ３水平升高显著（Ｐ＜０．０５）。认为茵陈蒿承气汤配合乳头切开治疗急性胆管炎内毒素血症疗效显著。

茵陈蒿合承气汤对急腹症时内毒素血症的影响

目的：观察茵陈蒿合承气汤对急腹症时内毒素血症的影响。方法：选择具有内毒素血症的３０例急腹症患者，随机分为常规组和中西组，每组１５ 例。常规组给予抗感染补液治疗，中西组除常规治疗外，并给予茵陈蒿合承气汤口服。定量测定外周血内毒素（ＥＴ） 、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 、血栓素Ｂ２（ＴＳＢ２）／６酮前列腺素Ｆ１α（６ｋｅｔｏＰＧＦ１ α） 的水平，并观察每日大便次数的变化。结果：两组患者入院时外周血ＥＴ含量分别为９１．３０ ±３９．５０ ｐｇ／ｍｌ、８９．２１ ±２８．９０ ｐｇ／ｍｌ（ Ｐ＞ ０．０５） ，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３３．２４ ±１０．８４ ｐｇ／ｍｌ（ Ｐ＜ ０．０１） 。两组患者外周血ＴＮＦα、ＴＸＢ２／６ｋｅｔｏＰＧＦ１α值明显高于正常人（ Ｐ＜０．０１） ，每日大便次数则明显少于正常人（ Ｐ＜ ０．０１） 。接受治疗后，中西组在降低外周血ＥＴ、ＴＸＢ２／６ｋｅｔｏＰＧＦ１α、ＴＮＦα含量和促进肠道功能恢复方面明显优于常规组。结论：茵陈蒿合承气汤通过通里攻下、清热解毒能降低急腹症患者外周血内毒素含量，减少内毒素血症的发生，抑制炎症介质的产生，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从而改善预后。

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时防治内毒素血症的实验研究与临床观察

本文对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ＡＨＮＰ）时的内毒素血症（ＥＴＭ）进行实验研究和临床观察。研究中应用Ｗｉｓｔａｒ大鼠５个系列２ｌ４只，观察了２４例急性胰腺炎病人，并应用茵陈蒿承气汤（合方）对急性胰腺炎时的ＥＴＭ进行防治。结果发现，实验性ＡＨＮＰ血浆内在素（ＥＴ）含量随致病原浓度加大而升高，相同浓度致病后ＥＴ含量到４８小时达到高峰，ＥＴ含量高则病情重死亡率高；合方可使ＥＴ含量下降，防治组和治疗组的死亡卒分别为１８．２％和２８．１％，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５３．３％；临床观察到同样的疗效。合方具有维持肠血屏障和胆血屏障的作用，能够提高机体免疫力、拮抗和清除ＥＴ等，从而发挥其法邪扶正之功效，深入阐明了中西医结合是防治急性胰腺炎的有效手段。

大鼠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时细菌移位和茵陈蒿合承气汤的影响

目的 :研究大鼠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 (牛磺胆酸钠胰胆管注射诱导 )细菌移位及其机制和茵陈蒿合承气汤的影响。 方法 :大鼠分成模型组、中药防治组、假手术组。术后观查外周血、门静脉血内毒素水平 ;肝、脾、胰、肠系膜淋巴结细菌移位率 ;盲肠内容物需氧菌总量和革兰阴性杆菌菌量 ;肠推进功能。 结果 :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时外周血和门静脉血内毒素水平显著升高 ;肝、胰、肠系膜淋巴结组织细菌移位率显著升高 ;盲肠需氧菌总量和革兰阴性杆菌量显著升高 ;肠推进功能降低。应用茵陈蒿合承气汤能显著改善上述指标。 结论 :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时存在细菌移位 。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 ,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 ,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 ,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 ,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 ,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 ,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 ,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 ,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 ,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 ,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 ,非性之本身 ,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宋儒对“一贯”和“忠恕”的不同诠释

汉唐经学并不太注意“忠恕”和“一以贯之”的关系问题。北宋道德性命之学兴起后,宋儒多将一贯的“一”等同为道,而“忠恕”并非一贯之道也就成为一种流行见解,曾子也因此而被认为并未明道,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和陈祥道的新学解释之中。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二苏和不少程门后学都将忠恕视为曾子训导门人的转语,但二程则通过繁复的理论建构来肯定忠恕可以诠释一贯。朱熹批判性地兼采了这两种思路,他既借鉴二程以体用来理解“一贯”和“忠恕”,但又极力强调《中庸》之“忠恕”的实践力度,创造性地为曾子的一唯之对铺垫了《大学》格物致知苦学积累的前奏。

“一体”训仁与以“公”释仁:二程仁说的比较

二程共同建立了理学,推动了仁学的本体化。但是二程在“仁”的训释上差异明显,分别以“万物一体”训仁和以“公”释仁。其实二者的差别体现在“仁之本体”与“仁之用”、生命境界与道德实践、体认天理与大公无私几个方面。两种仁说上的差异,与二程兄弟的气质个性与思想境界不同有关。

嵩阳书院与二程理学

嵩阳书院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它是宋初兴起的私人讲坛性质的书院 ,其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地位历史早有定论 ,崇福宫作为文人挂职之所与嵩阳密不可分。二程是理学的开创者 ,嵩阳对理学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程学南传后发扬光大 ,朱熹集其大成 ,形成程朱理学体系。理学久经贬抑 ,其治世价值逐渐被认识 ,宋末立为正统 ,后代又发展为宋明理学。理学是对汉代以来旧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具有历史进步性。作为统治思想影响元、明、清社会达六、七百年之久 。

从天理与善恶关系的角度看程颢与程颐天理的异同

程颢的天理与气为一体而尚未能分离,故而在程颢看来,气的善恶必须由理的善恶来负责。程颐则放弃了其兄理有善恶的观点,而将以善镇恶之理发展为纯善无恶之天理。此即将天理与气区分开来,理不再对气的恶负责,从而将恶的根源完全推给了气。这样,程颢与程颐的学术重心便很不相同,程颢的天理与气一一对应,故而其理与气关系的问题不多,主要的问题在于天理与性的关系问题,即天理的善恶如何经心性拣别而形成善性的问题。程颐则已解决了此一问题,其“性即理”将性与理直接贯通,其学术的中心在于如何处理理与气的关系。

论二程的历史哲学

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从“天理”的角度对历史重新进行了深邃的思考,他们将一种本位价值——道德价值置于一切人类价值之上,把一切历史活动都放到道义的审判台上加以考察,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再解释以说明伦理价值的普遍性、绝对性和至上性。不论是对历史学基本性质的反思、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对历史规律的探寻和历史动因的认知,其理论基点与归宿都是融摄伦理规范的宇宙本体——“天理”,展现出一种成熟的历史哲学理论所具有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