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翻译学视角下《好逑传》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

《好逑传》作为首部译至西方世界的中国长篇小说,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基于知识翻译学理论对《好逑传》的德庇时译本展开探究,主要结合时代背景对编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分析,以此来揭示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化的关联。

《好逑传》《醒风流》的“互文性”探讨--兼论《好逑传》的创作年代

《好逑传》与《醒风流》之间存在诸多相互指涉、相互映射的部分,后者是对前者的仿作,两部小说有着派生关系的“互文性”。二者在对“以诗为媒”叙事模式的突破和才子佳人形象的变异上颇为一致,并且共同反映了才子佳人小说创作中由“以情止淫”“情理结合”向“以理制情”转变的趋势。由于《好逑传》的成书时间并不明确,通过与《醒风流》的互文性研究,可借后者断定它的成书时间下限为康熙十一年。

《关雎》“好逑”正诂

《关雎》中"好逑"一词,向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被解释为"好的配偶"(或"佳偶"),二是被解释为"和好众妾之怨",三是将上述两种诠释调和为一。本文通过甲骨文及远古文化风俗之考据,论证此处之"好",并非"好坏"之"好",而是"心爱"之意,因而"好逑"乃"心上人"之谓。

“好逑”本义考

《诗经.周南.关雎》之"好逑",前贤诠释众多,均无公论。本文认为"好逑"当释为"喜欢的女性伴侣"。根据如下。(1)《诗经》时代,"仇"与"雠"是同源关系,而与"逑"既无同源关系,亦不能通用。段玉裁、闻一多等前贤说"逑、仇古多通用"、"逑、仇古通",是没有根据的结论。(2)"逑"是为"求(裘)"的引申义"敛聚"、"女性配偶"等造的区别字,由此"逑"与"求(裘)"构成了同源关系。《关雎》篇中的"逑"专称女性配偶,而不包含男性伴侣。(3)战国以后"仇"的词义外延扩大了,覆盖了所有的伴侣或朋友,不再专称男性伴侣或朋友,故时人引用《诗经》或有将"好逑"引作"好仇"者,由此而形成异文,尽管如此"逑"仍不与"仇"通用,"逑"虽能写作"仇",但"仇"却不能写作"逑"。(4)国人喜欢用"衣服"来比喻妻子、女友。这种习俗来源久远。古人最早就用裘衣来比喻性爱中的女伴、女友,于是"求"和"逑"就具有了称呼女性配偶的词义特征。(5)《关雎》的"好逑"是指男人"喜欢的女性伴侣",这类被喜欢的女性伴侣因久久追求而不易得手,故男人视之为"怨匹"、"冤家",今人或称"欢喜冤家",亦就是《关雎》所谓"好逑"。

《好逑传》英译本版本研究——以帕西译本和德庇时译本为中心

《好逑传》是第一部被译成西文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自1761年英译本出版后,先后被转译为法语、德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形成了《好逑传》西文译本语言多样、版本丰富的特征。其中帕西译本和德庇时译本是最重要、流传最广的两种译本。帕西译本和德庇时译本在故事单元的编排整合、章回目录的释读翻译、诗词歌赋的翻译润色和文字词语的选择修饰等各个方面存在着不同;从帕西译本到德庇时译本,西人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认识逐渐深入,评价日益肯定,翻译越来越忠于原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好逑传》英译本的历史演变轨迹。

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受众意识——以德庇时英译《好逑传》为例

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能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但因缺乏受众意识,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步履维艰。从本质上看,文学典籍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受众是影响传播过程的要素之一。译者只有具备受众意识,仔细分析受众类型与受众接受动机,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

《好逑传》英译史与中国形象的异域构建

通过聚焦译者微观史,本文梳理早期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两位译者围绕《好逑传》英译实施的编译操控及其对“中国形象”的异域构建,旨在揭示翻译与“讲述中国故事”的渊源由来已久。同时,本文也提出历史、译者和译本的互动研究视角可挖掘《好逑传》英译史研究的另一层意义,即通过译者文化过滤的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了解“中国形象”在英国的历时建构历程,折射18-19世纪中英外交和文化交流的状态,从而充分发挥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优势。

《好逑传》珀西译本中的选择和顺应

作为西方人对中国古典小说早期翻译和传播的典范,托马斯·珀西编译的《好逑传》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本文从语言顺应论的角度入手,从文本选择、文化立场确立和文本意义传达这三个层面上分析《好逑传》珀西译本中体现的选择,以探讨珀西如何在上述三个层面上成功的顺应了本人的翻译目的和目的语读者的要求,从而实现了文本、译者和读者之间的成功交际。研究发现:在文本的选择上,帕西选择的《好逑传》顺应了其本人的教化意图以及读者的文化审美需求;在文化立场的选择上,帕西顺应了本国的文化立场;而在文本意义的传达也就是在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帕西又成功地顺应了目标读者的语言习惯。

单逑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

西周晚期后段即宣幽时期的铭文习惯用语,包括颂赞、褒扬用语和嘏辞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单逑诸器铭文中多有体现。这一特征,与此前夷厉时期有明显差别,可以作为西周晚期青铜器断代研究中的一项参考标准。将之与宣幽时期册命铭文的变化规律相结合,便有可能进一步清晰区分西周晚期前段(夷厉)和后段(宣幽)的青铜器。

中国古典小说早期译本中的人性探析——以《好逑传》最早全译本为中心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好逑传》最早英文全译本是1829年德庇时译本。译者通过增删、改编、刻意"误读"等方式强化了宗教、道德因素对译本的干预,并在保证了原作故事情节完整的情况下,为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品味进行了相应的调适。而决定其流传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译本彰显了在比较文学视阈下文学经典所应具有的普遍价值的人性。

《好逑传》非才子佳人小说论

在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里,《好逑传》被置于第二十篇“明之人情小说(下)”中论述。但鲁迅先生认为,它固然与《平山冷燕》、《玉娇梨》等同属人情小说,却与“正格”的人情小说《金瓶梅》等不同,是那股异流——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作品。关于才子佳人小说,鲁迅先生也作了颇为明白的界说:

论清代小说《好逑传》的类型归属

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一直存在类型归属的难题。有关清代小说《好逑传》的类型归属,学术界争议较多。文学史一般认为其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从作品男女主人公的塑造、才子出游的目的、才子择偶目标、小说情节发展模式以及小说所表达的伦理道德等角度分析,《好逑传》与才子佳人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得出其类型归属为英雄儿女小说。

从《好逑传》选择问的研究窥其创作时代——兼与《型世言》《品花宝鉴》比较

押作为一部优秀的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的创作时代颇受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该书创作于明代,有些学者认为《好逑传》成书于清初。一个时代的语料有一个时代的语言特点,根据学者关于近代汉语选择问的定义和分类,将《好逑传》选择问分为并列选择问与正反选择问两类进行定性分析和计量研究,全面总结《好逑传》选择问特点。在统计分析《好逑传》选择问次数和频率的基础上,比较《好逑传》选择问与明末语料《型世言》和清末语料《品花宝鉴》的选择问,发现《好逑传》并列选择问在继承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并列选择问特点的基础上,其特点与《型世言》与《品花宝鉴》并列选择问特点都有相近之处,更接近于《品花宝鉴》并列选择问的特点;《好逑传》正反选择问具有明清时期正反问的共性,又有不同于《型世言》和《品花宝鉴》正反选择问的特点,《好逑传》成书于清初的观点较为可信。

试论《好逑传》中“情”与“礼”的碰撞

《好逑传》作为近代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无论在创作初衷、情节安排,还是在人物塑造、道德探询等方面,其"情"与"礼"的激烈冲撞都表现得尤为突出。才子佳人小说"发乎情,止乎礼义"、以"礼"制"情"的婚恋观念在《好逑传》中有了一次极致的表现,显示出其极端性和理想性,并折射出时代思潮和文学发展的丰富折光。

《好逑传》是非问及揣测问考察——兼与《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元曲选》宾白比较

《好逑传》是明清之际的一部才子佳人小说,反映明清时期的语言特点。运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分析与统计《好逑传》是非问与揣测问,全面总结其是非问与揣测问特点。《好逑传》是非问出现48次,分为无语气词标记的是非问与语气词"么"、"否"标记的是非问,语气词"么"标记的是非问比例最高,"可+VP"是非问句式占是非问比例为41.7%,从元代到明代使用语气词的是非问比例增多;《好逑传》揣测问出现29次,用"莫非"、"莫不是"、"想是"、"怕不是"标记,疑问副词"莫非"使用频率最高,有时与语气词"么"、"耶"配合提问。

说《逑盘》铭文的“■黄耇”

《逑盘》铭文“■(■)黄耇”之“■(■)”,旧说多读为有老、寿义的“耆”,并谓“耆黄耇”系同义复指的形容词,本文以为不妥。“■(■)”字从“者”,当读为“诸”,“诸黄耇”是对诸位老臣的泛称。而且,“诸黄耇”在铭文中断句时应从下,即“诸黄耇,保奠周邦”,是对诸位老臣勉力保奠周邦的期许,这也与《尚书》等早期文献中所反映的耆老治国理政的重要性相一致。

浅析《好逑传》早期译本

中华文学宝库浩荡无际,诞生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算不上其中璀璨的明珠,但作为第一部被译成西方文字并得以出版的中国长篇小说,它在汉籍外译史上却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好逑传》的翻译传播史可追溯到18世纪,其西文译本语言多样,版本丰富,其中,经托马斯·帕西(Thomas Percy)编辑于1761年出版的英译本不仅问世最早,而且颇具盛名与影响。本文试以帕西英译本《好逑传》为中心,对其早期的传播、翻译及影响进行初步探究。

谈谈逑钟的几个问题

出土于陕西眉县青铜器窖藏的逑钟,是一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西周甬钟代表实物,属于姬姓单氏家族。文章先对逑钟的定名、编列、藏地、纹饰和调音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探讨。然后对一些文献中涉及逑钟的讹误进行了厘订,内容涉及逑钟的纹饰定名、乐器定名、调音信息、出土时间和编列。在对逑钟诸多方面进行细致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文章结合以往的断代研究成果,从调音和纹饰两个方面对逑钟的断代进行了探讨,认为该钟应为西周晚期宣王之器。逑钟可以作为西周晚期宣王之世甬钟的断代标准器。

翻译规范论视角下的汉籍外译策略探究——以帕西英译本《好逑传》为例

《好逑传》是中国第一部被译成西方文字的长篇小说,1761年托马斯·帕西(Thomas Percy)编辑的英译本出版最早,对该小说之后的翻译与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将帕西英译本《好逑传》作为研究案例,从翻译规范论的视角,分析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包括删节、改写、增译、注解,旨在探究汉籍外译过程中,译者为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而做出的协调。

论《好逑传》的创作特色及其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

《好逑传》是我国清朝一部比较特殊的才子佳人小说。在其人物形象、情节设置以及其传播影响方面都有其独到的地方。我国古代出现了一批类似的才子佳人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好逑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