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的分期与编年方法

流传至今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总数不少于100种。除原碑以外，上述这些拓本构成今天好太王碑文研究的最主要的研究资料。传世的各种好太王碑拓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制作的，由于拓本上大多缺少题跋或有关拓本制作年代的记载，许多拓本的收藏者无法判断自己的拓本是属于哪一时期的拓本。这直接影响着此碑释文的研究，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拓本的性质和拓本价值的判断。在好太王碑拓本的编年研究中，石灰补字拓本的编年是最为困难的。本文将以数十种传世的好太王碑拓本为资料，对拓本的分期和编年方法问题做一番探讨，并力图采用一种新的更为接近真实的拓本编年方法。

晚清朴学大师俞樾与好太王碑——从俞樾隶书书法与好太王碑关系谈起

晚清朴学大师俞樾不仅在学术上卓异于近代,且在书法上具有较深造诣,尤其是其隶书书法亦以古为师、独具特色,与好太王碑碑文书法有类似之处,但俞樾的隶书书法并非取法于好太王碑而是取法于古代的汉隶。俞樾首次获得的好太王碑拓本是日本驻清外交人员中岛雄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赠送给他的,该拓本是由酒匂景信带回日本的石印好太王碑拓本。俞樾据此作有《句丽古碑歌·序》一首,对好太王碑中的相关记事内容进行了考证。中岛雄向其赠送好太王碑拓本不仅是因为俞樾“好古”的原因,同时还带有着特殊的政治目的,即为近代以来日本谋求海外发展、军事入侵朝鲜半岛制造历史依据和舆论。

清末王志修与好太王碑述考

王志修为清末东北地方学者,曾作有《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考》一书,对好太王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为中国国内最早单独刊印的好太王碑研究著作。虽然其在《高句丽永乐好太王碑歌》中有"手剔霉苔索点画",但并非是在光绪初年好太王碑发现后不久即到怀仁县通沟口实地考察好太王碑且亲手剔除苔藓。其作《高句丽永乐太王碑歌考》时所依据的好太王碑释文亦并非是依据"初拓"好太王碑拓本而识读出来的好太王碑释文,而应是依据早期带有"补字"内容的《抄本》好太王碑释文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