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绿色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发展是其显著特征和突出品质。中国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应地从生态赤字缓慢扩大期、生态赤字快速扩大期、再进入生态赤字缩小期、局部生态盈余期,未来将转向生态盈余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生态保护修复、绿色低碳转型、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特色制度体系创新等方面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但生态环境保护仍面临基础性问题,结构性压力、根源性压力、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为此,中国必须坚持长期主义,避免短期机会主义,坚持绿色增长,追求绿色发展的长期价值,并以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即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统筹推进,整体推进与重点攻坚协同并进,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双向发力,多元参与与协同治理并行不悖,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紧密结合。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西方现代化的四重超越

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问题因现代化产生,也应在现代化中解决。基于对西方现代化的生态反思,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华民族生态智慧的基础上,经过百年接续探索于新时代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辩证统一看待人与自然关系为前提、以绿色发展为路径、以生态为民为价值取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目标的现代化,从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方式、价值取向、目标导向四个层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超越,不仅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力量,也为世界各国走向生态现代化提供了道路选择。

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及其启示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理论根基,从“和合共生”的中华智慧中汲取营养,立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探索实践,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一时代课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明确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要坚持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认识,要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强调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以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担当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提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指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实践方向。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彰显了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其重要启示在于:新时代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全球气候正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秩序迈向公正合理;深入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经济绿色发展对资本主义“自然悖论”的超越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资本主义大工业将科学和自然力运用到生产过程中,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与技术的提升。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其最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根源,因此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自然悖论”。资本本性的剥削性和无限扩张特征,促使其对生态环境无止境地滥用与掠夺,资本主义再生产在充分利用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物质变换断裂”,产生了各种“城市病”和“文明病”。不同于资本主义“竭泽而渔”式的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发展方面始终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面对资本主义的“自然悖论”及其造成的“文明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制度性基础,促进了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相互融合,在未来社会的绿色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的治理逻辑

建设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化是必然要求,其中环境法治不可或缺。中国式的环境法治必然要重视党内法规的特殊法治和治理功能。可从着力发挥党内法规在环境法治中的特殊作用、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功能、推动构建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文明三方面,揭示出环境党内法规所秉持环境系统观、环境效能观、环境文明观的政理法理。环境党内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党内法规所承载上述治理逻辑的规范样态,不仅包括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形式要件的狭义党内法规,也包括引领环境法治发展的环境政策、起到监督保障等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从环境党内法规的政治功能和规范效力来讲,将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为主要载体的环境政策视为广义的环境党内法规,符合新形势下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构筑的核心要义。从目前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情况看,起到监督保障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成为了主力军,但其数量庞杂又单线作战的实践困境使其亟需完善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党的环境政策和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向狭义党内法规的有机转化,使狭义的环境党内法规成为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广义视阈下的环境党内法规,在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着规范、治理与重塑的制度功能。环境党内法规通过将党的不成文的环境文明提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态,从而使其获得长远的效能力和长期的执行力。环境党内法规通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赋能,从而全面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政治效能、预防效能和发展效能。环境党内法规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结构为环境文明奠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为环境文明铸魂、以党规国法共治为保障的外部制度为环境文明塑形,使其实质上具备了打造人类环境文明新形态的重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完备的环境党内法规体系对上述功能的系统发挥尤为重要,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体系化完善。

引领新时代水土保持之科技前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对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全面提升水土保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是新时代水土保持攻坚的目标与任务。新时代水土保持科学技术支撑十分重要和紧迫,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快科技创新和应用: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减量降级目标与评价,实行水土保持率不同阈值的区域水土保持分类指导,构建水土保持功能分析指标体系,探索生态系统水土保持功能提升技术;建立水土保持重点区域空间管控制度,实施差别化管理,探索并推广不同类型农林开发活动水土保持技术措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智慧管理,水土流失风险评价与智能预警,建立绿色设计绿色施工标准,探索视频监控与跟踪管理;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技术支撑,以生态清洁小流域促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探索水土流失治理中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提升技术,推进水土流失科学治理智慧指导与智能管理;加快水土保持碳汇研究与市场交易,建立水土保持生态损害价值评估体系,深化水土流失测报与动态监测等基础研究。以创新理论、技术、机制的新探索,全面提升水土保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服务高质量发展。

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及其农业伦理原则

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既体现在自然生态系统对现代农业创新的基础性支撑方面,也体现在现代农业创新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多重影响和生态后果方面。理解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而且具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德意义。现代农业创新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表面上看是技术问题或环境问题,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业伦理的缺失。走向负责任、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创新必须重构农业创新和自然生态的多重关联,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伦理原则。

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审视

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是使工业文明生态化;其价值立场应当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为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基本准则;其价值追求是实现生态正义,防范因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少数个人或集团因追求私利而给整个人类带来生存环境危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旨归。

地球科学全民科普教育一体化建设探索与实践: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为例

地球科学科普教育是新时代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全民地球科学素养、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对加快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为例,对现阶段我国地球科学全民科普教育一体化建设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目前主要存在科普基地资源分配不均衡,发展后劲不足;地球科学科普目标群体针对性不强,科普内容创作和科普传播形式均有待进一步创新发展;基层单位对科普工作重视不够,高水平科普队伍建设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地球科学科普宣传效果难以定量评价,科普资源浪费现象较为明显等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一是优化地球科学科普基地资源配置,进一步加快高校科技场馆科普化进程;二是细化地球科学科普目标群体,不断创新发展科普形式;三是加强高校科协基层组织建设,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科普积极性;四是规范地球科学科普宣传效果评价体系,有效提高科普宣传效果等相关参考建议,以期充分发挥高校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科普主力军作用,加快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论创新的三个维度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念,它强调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为当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前提和哲学基础。从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视野来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总结历史又立足当下的基础上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创新主要包括3个维度:一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思想;二是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整体性原则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在对西方生态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中,实现了对“人”与“自然”二者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的理论超越。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模式探索——基于学术史的考察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蕴含着一个如何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与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从学术史上考察,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其实早有传统A模式和布朗B模式之说,前者注重从“经济”的角度看环境,是一种“浅绿”思潮的表征;后者注重从“环境”的角度看经济,是一种“深绿”思潮的表征。但无论是“浅绿”A模式还是“深绿”B模式,它们最终都走向了极端,无益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然而,一种超越于A模式和B模式的升级版C模式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性,它是一种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而凝练出的“一体三面四驱动”模式。“一体”即广义上的绿色发展,“三面”即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而“四驱动”则主要指作为生态现代化推动、生态致富路开辟、生态经济带贯通和生态试验区引领的驱动路径。该模式各维度是相互联系和交叉渗透的,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批判、构建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思想基于马克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批判了西方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及其造成的人类生存危机,开辟了非西方的现代化思想,是批判与构建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思想。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新时代条件下对什么是现代化、如何进入现代化的实践指向和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通过生态生产力、实现绿色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实现生态文明,是人民至上、生态优先的现代化。

以“六个必须坚持”引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好、运用好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方面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质,既是新时代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基本原则,也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科学方法。明晰其要义和核心要求,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反思与影响论的探讨

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关系,中外学界始终存在“决定论”与“影响论”之争,将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界定为“为人类的产生、生存、发展、消亡或离开这个环境提供了物质基础”等方面,然而在具体时空范围中,地理环境一般只起着加速或延缓作用,并不具有决定性,对此可姑且称之为“抽象决定论”和“具体影响论”。地理环境是“决定”还是“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的确是值得深度追问且有待持续展开探讨的问题。学界将孟德斯鸠的“气候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影响”、黑格尔的“自然界是历史的地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是矛盾统一体”、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生产力发展”等关于地理环境的阐释笼统归结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乃是“地理环境影响论”,由此在现实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影响论”,远比在抽象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更有时代价值。自觉遵循“地理环境影响论”,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自觉保护和积极改善自然,推动文明之兴衰的生态考量和评价,引领确立发展的生态向度和生态标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鲜明特色,它既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方向的理论概括,也是对我国在新征程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非空中楼阁,它是我们党在深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经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的吸收与发展。这一现代化道路契合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响应了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的内在需求,同时也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客观走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双碳目标稳步实施、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为走出具备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保驾护航。

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本内涵、原则架构和鲜明特征

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规范体系,其中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领导力量,全体社会成员都要受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约束,主要处理生态文明领域的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原则架构是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六个坚持”为基本原则、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依据、以生态文明领域中若干重大制度为基础性规范、以生态文明建设具体领域一系列重要体制机制为全面表现。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具有以下鲜明特征:(1)鲜明的现实性,即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2)系统的完备性,即生态文明法治和制度越来越完整严密;(3)保障的规范性,即真正实现用规范的制度来管理生态环境;(4)持续的发展性,即与时俱进地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创新;(5)根本的政治性,即“四维”政治性质在生态文明领域具体展开;(6)价值的人民性,即始终以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中心。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意蕴及其推进路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形态,在生态维度上,表现为绿色发展的现代化样态,包含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人民创造美好环境福祉、基于中国生态国情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多维生态意涵。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人类最质朴的生态价值需要,创造了人类生态文明新样态,对推进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和世界各国共同绿色发展意义重大。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人-社会-自然”的本质关系,要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建立起和谐共生的生态发展新秩序。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生态本体论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与经典性著述对“生态本体”意涵做了既唯物又辩证的概括,即同时坚持人与自然作为统一整体的自然生态的物质客观性和人类活动的主体实践性。当今世界异常复杂艰巨的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挑战和新时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我们深入思考这一概念议题提供了新的语境。其一,重思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问题可以进一步恢复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唯物辩证特征;其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论可以通过阐发“生态阈限”“生态实践”等一系列概念来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体系;其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论及其构建可以更坚实地确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体论学理性支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南方各民族木本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利用

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立项保护名录中,有不少以木本作物的传统栽培技术及其文化为保护对象。与草本农业相比,木本农业经营的地域范围、配套技术、知识积累及相关制度保障明显不同。当下对木本农业在农业与林业上的分野和利用价值仍存在认识上的模糊不清现象,为此,本文以云南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等多项木本农业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并结合文献史料相关内容,对我国南方各民族传统木本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利用展开研究,意在揭示其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助推南方各民族木本农业复兴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逻辑叙事、时代方位、价值旨归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内在特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孕育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是对已有现代化模式“反生态”实践的反思,更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有力响应。在特征鲜明的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命题中,人口规模巨大是其现实前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其使命指向,“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其时代保障,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其世界昭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价值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