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Sierpinski垫片及其推广形式的Hausdorff上测度的探究

自相似分形集有很多种,其中有很多种自相似分形集的Hausdorff上测度很难求出,即使可以求出也很难得到较为近似度高的值,文章试图探究广义Sierpinski垫片上测度的求解方法,并用此方法估计它的Hausdorff上测度的更精确近似值。最后再将广义Sierpinski垫片试着进一步推广并探究其上测度。

P-adic空间上测度的Hausdorff维数和局部维数

研究了d-维P-adic向量空间Q_(p)^(d)上的Borel集Ω的Hausdorff维数与支撑在Ω上的概率测度μ的局部维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将欧氏空间Q^(d)上的质量分布原理推广到非阿基米德空间Q_(p)^(d)上去.

产权理论视角下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测度与优化路径——以湖南四个典型传统村落为例

传统村落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产品,如何在乡村生态文明的建设下,把握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状况,助推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实地调查法,基于产权理论划分传统村落生态产品类型,并构建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指标体系,同时以湖南四个典型传统村落为例,开展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测度与优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产权理论视角下传统村落生态产品分为私人生态产品、准公共生态产品和公共生态产品三类,包含生态物质产品、生态文化服务、生态调节服务三要素;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测度差异度低,整体价值实现水平一般,得分在57.08~60.85之间,其中横岭村得分最高,芋头村得分最低。根据价值实现的测度结果与实地调研情况,针对性地提出了旅游开发型与农业主导型传统村落的优化路径,以此助推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可持续发展。

中、美、日、韩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优势测度与比较研究——以锂电池汽车为例

本文基于中、美、日、韩近30年在锂电池汽车领域的专利数据,选取20个关键指标构建“技术-经济-法律”三维分析模型,并划分出关键核心专利,在此基础上应用景气综合指数法计算四国在锂电池汽车产业的竞争优势指数,并对其进行比较与分析。结果表明,中、美、日、韩在锂电池汽车领域的总体发展布局已基本到达顶峰,且于近两年呈现波动下降趋势。总体来看,美国获得竞争优势时间最早且指数发展趋势最为稳定,连续多年稳居第一;中国获得竞争优势时间最晚,但指数发展速度最快,截至2021年末,中国总体竞争优势指数与美国持平,远超日、韩两国。分维度来看,中、美分别于经济、技术维度具有绝对竞争优势;韩国在经济、法律维度发展较为稳定,但技术维度影响整体,导致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日本在各维度均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仅在技术维度下降幅度较小。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发展带动整体,已基本实现锂电池汽车产业的技术赶超,技术维度的发展是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基础,因此应在保持现有锂电池汽车领域竞争优势的同时注重相关技术轨道的跨越与变迁,以获取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性竞争优势。

基于位置服务数据的社区生活圈测度方法及影响因素分析

生活圈的边界划定是社区生活圈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现有的划定方法有基于行政边界或控规单元、依据设施服务半径及可达性、居民日常活动行为三种方式,其中基于居民日常活动是最接近社区生活圈本意的测度方法。但目前这一方法的应用主要依靠全球定位系统(GPS)数据,成本高且样本有限,难以描述社区大多数居民的活动规律,更缺乏对大范围不同类型社区生活圈的全貌认识。以成都市为例,基于大样本的手机位置服务数据(LBS),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技术(Infomap)对中心城区(549 km^(2))的社区生活圈进行测度,通过识别其规模和边界特征,进一步探讨空间要素对社区生活圈边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通过选取恰当的单元精度和距离约束d值,可以获得较好的网络聚类结果(接近15 min生活圈的实际规模);基于LBS数据划分的社区生活圈面积规模差异较大,但大多数的规模处于1~5 km^(2)之间;三类代表性空间要素中,路网密度与社区生活圈面积规模存在中等程度相关,区位和商业兴趣点(POI)密度与社区生活圈规模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社区生活圈的人口密度与三类空间要素存在强相关。基于手机LBS数据的社区生活圈测度方法可以加深对社区生活圈现象的理解,并为社区生活圈规划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基于面积系数法的乡村景观碳模型建构及测度研究——以直山村为例

“双碳”视野下的乡村景观研究与实践是当代风景园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面向,乡村景观碳源碳汇量化解析与制图分析是其研究基础与技术途径,以面积系数法构建的乡村景观碳模型及其测度技术研究亟待开展。基于“三生空间”景观要素进行乡村碳源碳汇因子聚类,建立碳源碳汇清单并计算景观要素基础碳量,依托GIS平台关联对应面积、获取碳系数,建立乡村景观碳模型。以直山村为例,根据景观要素SHP图形数据库将碳模型进行制图表达,实现乡村景观要素的碳量集成与测度解析。相关研究为乡村景观要素碳源碳汇联立分析提供了一种可借鉴、可发展的技术框架与测度方法,为乡村景观碳模型系统建构与纵深发展提供研究基础。

我国居民消费环境的测度及消费增长效应研究

本文从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商贸环境和制度环境四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我国各省份2007-2021年的消费环境综合评价指数,探究其时空演化特征,并验证其消费增长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我国的消费环境及其消费增长效应提供了来自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测度与评价

防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其前提是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做准确测度。文章针对现有隐性债务风险度量方式的不足,构建了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测度模式,并实证测度了2012—2020年我国省级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然后以测度结果为依据,对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基于因子分析法开展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测度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仍呈递增态势,且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但东部地区隐性债务风险的省际离散程度相对最高;最后提出切实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四项政策建议。

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水平测度及动态演进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消费的高级形态载体。从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和消费满意度五个维度构建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TOPSIS法对其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核密度估计、收敛性分析、修正的引力模型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等25个具有竞争力的城市为样本,剖析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2017—2022年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城市间发展差距大且呈现出梯队层级分布态势;从各维度看,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和消费满意度四个维度发展水平表现为上升趋势,消费繁荣度涨幅最大,到达便利度发展水平较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间发展的绝对差距较大,但城市的追赶效应使得相对差距缩小;从空间格局看,城市初步形成了北部“北京+天津”集聚圈、南部“广州+深圳”集聚圈以及以上海为首的长江联系带的“两圈一带”总体空间网络格局,表现出“高者全局集聚、低者局部扩散”的集散效应特征,城市间有着“核心城市占据主导,边缘城市结构优化”的非均衡空间联系。因此,应立足城市比较优势、深入挖掘并梯次培育特色消费增长点,完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突出重点打造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积极把握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多层级优化城市消费资源空间配置,重视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逐步形成以点带面、以圈扩容、结构优化的消费空间发展格局。

基于熵权法的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测度与评价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因此科学、准确地测度区域性金融风险显得尤为重要。针对目前区域性金融风险测度所存在的环境适应性低、指标构建随意和合成处理欠科学等问题,构建基于熵权法的区域性金融风险测度模型,实证测度2012—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区域性金融风险,以此为依据,对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价,研究表明,基于熵权法测度区域性金融风险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测度结果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东、中、西、东北地区区域性金融风险呈逐次递减态势,且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省际差异较大。对此文章提出防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策略:一是将东、中部地区作为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防控的重点区域;二是对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应重点关注陕西、吉林等区域性金融风险较高的省份。

知识复杂性的测度方法综述与比较

[研究目的]复杂知识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基础支撑,也是企业或区域建立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该文旨在全面把握知识复杂性测度方法的研究现状与前沿进展,为知识复杂性的深入研究提供测度理论基础。[研究方法]通过梳理国内外知识复杂性研究的相关文献,详细介绍三种主要的知识复杂性测度方法的核心思想、理论基础和计算过程,并进一步对比分析不同方法的适用层次和优缺点,最后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研究结论]反射法主要基于知识的空间分布异质性间接衡量知识复杂性,虽然原理简单且操作相对容易,但无法揭示知识复杂性的本质特征;元素依赖性指数利用知识组合频次衡量知识元素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进而反映知识复杂性,忽视了其他影响知识组合的因素;结构多样性指数通过知识组合网络拓扑结构的多样性反映知识复杂性,综合考虑多个网络结构指标,并经过大量数值模拟检验,但存在估计结果不稳定、仅适用于二值网络等问题。

辽宁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性测度及协整机制

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动态调整的背景下,辽宁省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以此为切入点,结合相关理论,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了辽宁省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之间的耦合水平,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不适应问题提供更切实的解决对策和建议,这对于提高辽宁省高等教育结构化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效率具有很大的意义。

未确知测度理论在盾构下穿既有隧道安全风险评价中的应用

盾构下穿既有隧道工程施工通常存在较大风险,为了对风险等级做出准确有效的评价,提出了基于未确知测度理论的盾构下穿既有隧道安全风险评价模型。首先,通过对相关规范和现有文献的研究,并结合盾构下穿隧道施工的特点,构建了盾构下穿既有隧道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盾构掘进参数、新建隧道条件、既有隧道条件、地质条件和施工管理条件5个一级指标,以及掘进速度、掘进推力、注浆压力等19个二级指标;其次,将综合安全风险划分为5个等级,并明确了各指标的等级划分标准;然后基于熵权-未确知测度理论构建盾构下穿既有隧道安全风险评价模型,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根据未确知测度理论构建各指标的单指标未确知测度函数,将各指标数据值代入单指标未确知测度函数中得到单指标测度评价矩阵,结合指标权重和单指标测度评价矩阵计算得到多指标测度评价向量,依照置信度准则确定安全风险等级;最后,将提出的模型应用于实际盾构下穿既有隧道工程中,对其进行安全风险等级评价。结果表明,模型评价结果与实际风险等级一致,并通过与模糊层析分析法对比验证了所提模型应用于工程实践的有效性,研究结果可为实际施工安全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群众体育发展水平测度及多重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

群众体育发展关乎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探究群众体育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对我国体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9年的数据,运用熵权法测算群众体育发展水平,再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群众体育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且发展水平由东向西呈下降趋势;(2)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三者缺乏横向联动,尤其是市场发挥作用微弱。为此建议:(1)群众体育水平的提高要重视体育机会、体育资源、体育权利和体育能力的发展;(2)在体育建设过程中,应加强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的横向联动,尤其要促进市场发挥核心作用。

运动负荷熵:一种运动负荷测度新理论

确定和安排运动负荷是运动训练过程核心和基础性的内容之一,也是体医融合领域重要的关键技术。研究通过数理逻辑分析和建模,基于不确定性科学,提出了一种运动负荷熵测度理论,构建了相应测定系统,并组织实施了151 958次试验。分析发现,1834年德国生理学家恩斯特·海因里希·韦伯(Ernst Heinrich Weber)提出的最小可觉差的观点并不完善。研究证明运动刺激的感知阈限并不是一个固定值,且韦伯分数也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会随着参考负荷的增加而降低的系数。经数理推导和实验验证,研究建立了运动负荷主客体统一的测度方程,研究成果为个体化精确运动负荷测度提供了新方法。

我国居民休闲消费潜力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

本文使用2002-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计算居民休闲消费潜力指数,并重点考察其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的演化特征,得到以下结论:休闲消费能力、休闲消费支出和休闲消费环境是休闲消费体系的基本构成要件;各省份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均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上升,新冠疫情对休闲消费潜力的负向冲击比较大;在不同地区,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增长分化明显:东部地区增长平稳;中部地区增长迅速,基本追赶上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增长缓慢,提升空间较大。最后,本文提出释放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政策着力点。

治理绩效测度与政治算术内涵初论(下)——兼与邱东教授商榷

本文从东西方文明比较的视角指出,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不同的治理模式发展出了不同的测度指标体系。本文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坚持东方治理模式的“以人为本”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科学实证对政治决策、定量分析对定性分析的补充作用,讨论了政治算术与治理绩效测度以及治理绩效测度与公共经济运行之间的学理关系。本文认为,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逻辑,而国家治理绩效的评价就是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价,因此经济统计、治理绩效与政治算术的测度对象是政府的公共服务。因此,经济统计与治理绩效指标体系的确定需要以公共服务消费者的需求为依据来进行设计,政治决策应更多地依赖以利益取舍为内涵的政治算术,而不是以效率高低为内涵的经济测度。

数字经济内涵及测度指标体系研究综述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文章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归纳数字经济的基本范畴和内涵特征,发现其具有生产要素的价值创造效应、促进产业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媒介效应,以及推动全球资源供需契合的平台效应。选取全球范围内主流的数字经济测度方法进行述评和比较分析发现,鉴于基础数据获取、指标体系构建以及理论视角的差异,目前常见的方法包括指数法、增加值法和编制卫星账户等。通过对比这些方法的测度价值和应用意义,提出我国构建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的基本思路和相关建议。

收入增长与相对贫困治理——一种新的相对贫困变动测度模型及应用

本文构建一种新的相对贫困变动测度指数(Measurement Index of Relative Poverty Change,简称RPC指数)来测度一段时期内相对贫困的变动。为分析收入增长对相对贫困的减贫效果,本文进一步构建RPC指数的分解模型,既可测度相对贫困群体及社会总体分项收入增长对相对贫困变动的影响和贡献,也可测度样本分组内部相对贫困变动及其对总体相对贫困变动的贡献。基于RPC指数及其分解模型,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至2020年4期家庭人均收入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对相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整体收入增长不具有自动消减相对贫困的作用;相较于中位数收入,以平均收入为基数制定相对贫困线能更敏锐地反映居民收入增长分布的合理性;城乡居民分项收入的增长对相对贫困变动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治理相对贫困时需予以不同的考量。

沿黄九省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测度与影响因素

为有效识别沿黄九省区旅游经济发展趋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和新增长点,运用熵值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法,对沿黄九省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进行测度,并对其空间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沿黄九省区旅游经济发展综合潜力水平存在显著差距,而相邻省区差距较小,质量效益潜力、动力保障潜力水平除个别省区出现较低和较高值外,其余省区差距较小,各省区经济结构潜力水平均较低且差距较小;(2)沿黄九省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空间上呈现显著差异和不均衡的分异特征,只有综合潜力和经济结构潜力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但局部集聚水平较低;(3)上游和中下游发展潜力影响因素差异较大,上游的动力来源主要为质量效益,中下游发展潜力影响因素较全面且只有环境保障因素不显著。该研究可为挖掘沿黄九省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