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对中国入境旅游需求的影响

后疫情时代,文化冲突可能会是中国入境旅游需求复苏的突出制约因子。基于2002—2018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关于66个客源地对中国的入境旅游人次数据和面板数据估计策略,探究了文化冲突对中国入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1)文化冲突显著负向影响中国入境旅游需求;(2)文化冲突对中国入境旅游需求影响在不同性别、区域、年龄、目的群组中具有异质性;(3)文化认同是文化冲突影响中国入境旅游需求过程中的机制变量。研究结果能推进入境旅游需求影响因素理论研究,为实现中国入境旅游需求复苏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区位劣势和县域行政管理费增长

中国以"三公"经费为代表的行政管理费居高不下,其中县级为最。基于空间经济学中的"中心—外围"理论,中心城市和外围县域会形成资本流动上的均衡。外围县域的资本回报率远低于中心城市,即使其偏向于生产性支出,也难以吸引资本流入本县辖区,因而它们会偏向于非生产性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本文基于中国1938个县2001—2006年的数据检验,发现区位劣势显著地促进了县域行政管理费增长,交通状况的改善则弱化了两者间的关系。可见,遏制县域行政管理费增长,需通过交通建设来减少县域的区位劣势。进一步研究发现,高度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的县形成了寄生型财政,寄生型财政强化了区位劣势和行政管理费增长的关系。

中国跨省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收集中国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第4次至第6次人口普查中的跨省人口迁移数据,在一个扩展的引力模型基础之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跨省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Hausman-Taylor估计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主要由4个方面的因素决定,分别是迁出省份的"推力"因素、迁入省份"拉力"因素、迁出省份人口迁移"能力"因素和迁出迁入省份人口迁移的"成本"因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影响中国人口跨省迁移前四位的决定因素依次是:迁出省份的人均GDP、迁出省份的总人口、迁入省份的人均GDP和迁移存量。由于中国人口迁移的动力因素仍然存在,而人口迁移的成本正在降低,中国将面临人口迁移规模不断扩大的压力,制定合理的人口迁移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户籍限制与集团企业创新——基于人力资源配置的视角

本文基于张吉鹏和卢冲(2019)构造的城市落户门槛指标,结合工业企业、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数据,探究城市落户门槛如何影响集团企业创新。研究表明,所在城市的户籍限制显著地抑制企业创新,但集团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小。本文提出假说认为,集团企业的这种优势来自内部人力资源流动配置,当母公司落户门槛高于子公司时,人力资源从母公司流向子公司,促进了子公司的创新。一系列回归结果验证了这一假说,结论是稳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户籍限制对集团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大,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不显著,对规模更大的企业影响更大。

赶超战略与产业结构扭曲——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分析

二战伊始的赶超战略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结构的影响为何?首先,通过数理建模的方法,论证了经济体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迁的一般性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了"一带一路"国家赶超战略下的金融抑制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影响。此外,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对模型提出的结论进行论证,并以二战伤亡人数作为工具变量,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为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最终得出结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工业产值比服务业产值定义的产业结构会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一带一路"国家赶超战略下的相关政策显著导致了其产业结构的扭曲。最后就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中国与各国应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度合作与融合,在全方位的开放与互动中,共同实现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