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是深闺梦里人”——评何顿的《来生再见》

何顿的《来生再见》以史实为根基,融虚构于情节,小说介于历史和故事之间、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具有文学和生活的双重见证意义。对于那段不为人知的抗战历史,作为读者的"我们"是"被蒙在深闺"的"梦里人";就生活现实而言,小说中幸存的主人公们,则是不知今朝为何夕的"梦里人"。作品以小人物命运勾连大历史风云,以历史材料辅政文学想象,既有文学照进历史的"真实"价值,也显出作家叩问历史正义的家国情怀。

女性救赎之路及其困惑——从毕淑敏《女心理师》中的贺顿谈起

在男权话语依然占统治地位的当代话语框架下,女性作家毕淑敏力图通过对笔下的女主人公贺顿作反传统的刻画,使主人公贺顿在自我救赎中凸现女性主体,达到对女性社会性属的再建构,消解已有的女性在社会的第二性别。但其在叙述过程中对身体表述的自我怀疑,又造成了贺顿在自我救赎中出现难以突围的困囿,而这造成了对自我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男权话语秩序的顺从。

城市民间的独特言说——何顿城市小说简论

新生代作家已经成为 90年代文坛上的中坚力量。何顿作为独具个性的一位 ,在商业浪潮面前激流涌进 ,将其笔触伸向时代的最敏感的部分 ;为读者提供了 90年代所特有的五彩缤纷的社会画面。他不仅成功地写出了当下某些特定市民阶层的生存状况 ,还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某些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特别是他小说中前承王朔、多有新意创造的城市民间视角及其价值尺度 。

现实主义美学特征的彰显——评何顿的《幸福街》

何顿的新作《幸福街》是成熟作家的精心之作,体现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美学特征。作家书写从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后期近70年的历史时,摒弃了长篇小说表现历史惯常对“大历史”“史诗性”的追求,转而关注普通人性格、命运的发展变化;同时,广泛而深入的描摹人物的心灵,凸显人性,以人性之光折射生活本相。而这种现实主义的书写,主要得益于作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娴熟运用。

清代西藏《铁虎清册》税赋资料探析

依托对史料档案等文献的解读,复原历史时期的经济地理要素,是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铁虎清册》是清代西藏噶厦政府记录清查土地租税的一种档案,内容包括普查的缘由、规定及十世达赖喇嘛的批示和各宗谿的租税数额,对赋税对象进行考证,可以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这一历史时期西藏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

人性透视与历史的深度反思——论何顿长篇小说《湖南骡子》

何顿长篇小说《湖南骡子》对残酷战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塑造了何金山、何秀梅等一系列具有骡子特点和人性深度的艺术形象,小说叙事独具特色、结构宏大,是当下时代一部少见的具有史诗性特点的优秀历史长篇小说。

湖湘人文精神百年回顾的经典文本——何顿长篇小说《湖南骡子》初探

何顿的长篇历史小说《湖南骡子》史诗般真实再现了湖南乃至中国百年来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和历史变迁,以细腻传神的笔调塑造了何金山、何秀梅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作品视角新颖独特,结构宏阔繁复,情节跌宕曲折,语言诗情浓郁,堪称当代文坛的经典之作。

小说递进与历史的人——评何顿的《来生再见》

何顿的小说《来生再见》与他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抵抗者》在叙述上有诸多相同、相似的内容。就区别来说,《来生再见》是适合这个时代的、经过打磨后的更为细化的《抵抗者》;但就小说的原创价值而言,《来生再见》并不是何顿的第一部具有突破性转向风格的作品,他只是略有递进地改写了自己十余年前的作品。

“温柔敦厚”宋代阐释的两个转向

"温柔敦厚"在宋代的接受与阐释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由伦理学领域逐渐向诗学领域过渡,二是与"温厚和平"交替使用。这两大转变意味着"温柔敦厚"的性质和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温柔敦厚"从此由一个偏重政教功用的伦理学原则逐渐过渡为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典范。而在内涵方面,"温厚和平"更侧重于"向内转",更侧重于个体心性修养的一面。如此以来,"温柔敦厚"中蕴含的原始儒家"外求以大济天下"的理想精神相应就淡化了,逐渐转化为对一种文学风格类型的追求。

南风可以解民——何顿小说研究综论

关于何顿的小说创作,评论家从创作主体、创作风格和社会审美等方面进行了评论。这些评论,或赞同,或反对,但都不同程度地认同了何顿小说中的都市生活的审美价值。在这不同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评论家们关于何顿小说中“都市文化”的诠释及其不足。

湖湘文化视域下的何顿小说叙事

何顿作为为“卑微的人、大写的历史和血性的土地”立传的长沙本土作家,常以长沙为叙事场域创作小说,采用原生态和平民化的“俗性”叙事,塑造了一批具有湖湘精神特质的“蛮性”人物形象。同时,“辣味”湘方言作为表现民间趣味、民间情绪的重要载体,使叙事文本充溢着湖湘文化的野性与灵性。在湖湘文化的观照下,何顿小说创作呈现出“俗性”“蛮性”“辣味”共存的混搭叙事风格,为湖南文学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为了忘却的记忆——何顿抗战文学的创伤记忆书写

湖南作家何顿的“抗战三部曲”,为当代文坛书写中国20世纪历史变迁贡献了重要的一笔。以创伤记忆书写为视角,从战争创伤记忆的个体经验、集体认同及社会共享等层面阐释了何顿抗战文学的艺术特征,揭示何顿抗战文学的历史见证、创伤修复及社会反思的价值。

论池莉、何顿市民小说的人物形象

池莉、何顿都以写作市民小说见长,在他们笔下,小市民们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百态图: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被各种各样的烦恼和欲望所包围;他们想冲出生活的"牢笼"却又无能为力,即使有幸摆脱了贫穷生活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这丰富多彩的人物刻画当中,池莉更擅长对女性人物的描写,何顿则在对个体户的叙述上得心应手。

被冤枉的何其芳 被误解的孙大雨:新诗节奏单位缘起之争

本文以孙大雨引发的一场诗坛“公案”为切入点,对汉语格律体新诗节奏单位“顿”的起源进行了梳理。在比较了“顿”和孙大雨所提出的“音组”之间的区别后,本文指出,孙大雨认为何其芳“窃取”其音组“造意”之说与事实不符,而且学术界对孙大雨“音组”的概念也普遍存在误解,以为“音组”是语音小组的意思,但事实上按孙大雨的意思,该词的概念取自于英语的meter(格律)。由于当代中国诗歌翻译界的主流译法是“以顿代步”,因此,厘清“顿”与“音组”的区别,确定新诗节奏单位的起源,一方面有利于诗歌翻译界进一步认识“顿”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格律体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顿”在诗歌格律建构上所存在的诗学缺陷有重大意义。

展示自我性生活整体的现象学范型--论何顿的写实艺术

作为进入权威文学史著述的“新生代”作家,何顿的写实艺术既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也融合了基于个人生命体验的当下性观照,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性生活整体的现象学范型,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经验。首先,是采用“在场式”的表达立场,直接介入事物内部,与世界原初状态相接触;其次,是使用“生活流”的结构方式,将日常生活作为主要审美对象,如实展现生活的本真面貌;最后,是践行“向下沉”的审丑美学,不避讳对丑态事物的描写,揭示生活被遮蔽的本质。借助上述写实方法,何顿构建了一个原初化的生活世界,文本和生活的界限得以被打破,展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世俗化底色。

中国近代百年史如是说——读何顿长篇小说《湖南骡子》

何顿的长篇历史小说《湖南骡子》,通过长沙青山街何姓家族五代人的命运变迁,真实呈现了中国近代百年的历史沧桑;作者善于将抽象的历史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变迁和家族日常生活的细致书写之中,其叙事深得中国传统小说精神情韵;作品塑造了何金山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语言诗意醇厚,细节真实细腻,不愧为一部历史性和艺术性完美融合的史诗性巨作。

一个家族的精神史诗——论何顿长篇小说《湖南骡子》

何顿长篇小说《湖南骡子》的叙事偏离主流叙事的既有模式,以更人性化的态度看待战争,在战争叙事的意义上实现了对以往"红色叙事"和"英雄叙事"的反叛。作者严格遵循人物性格自身的发展逻辑,以雄浑的笔力展现了20世纪长沙市民近百年的集体性格史和精神史;为凸现这种精神在各个时期的流变历程,作者把审美视点聚焦于一个军人世家的命运沉浮与变迁,使这部小说在叙事上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美学效果。

在历史的腹地“闯关”前行——论《黄埔四期》的交互叙事

何顿长篇小说《黄埔四期》注重交互叙事,主要表现在穿插藏闪技巧的应用上。其辅之以历史场景的深度还原和日常生活写实,双线分叉并进,增进沉浸感,这不仅带来了鲜活生动的阅读体验,更显示了传统叙事手法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