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小雅·鹤鸣》的主旨及创作手法

《鹤鸣》是《诗经》中的名篇,历代诗评家对其关注评论有加,对于《鹤鸣》的主旨,迄今主要有三类观点:一是认为属于劝喻讽刺类,二是认为属于山水写景类,三是认为属于贤者处世类。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历代学者对诗歌意象和文本逻辑的理解不同。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史料,辨析诗歌文本和各家观点,对《鹤鸣》之主旨及创作手法进行分析。

现代中国建筑之“脉”的分枝与演进--我国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群体研究

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前期,在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脉络分支延续与世界现代建筑思潮直接影响下,由内地迁台建筑师及其学生组成的“新派”建筑师群体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体系化的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建构并形成理论流派。这一理论流派直接继承发展了1930年代以来在学院派与官式建筑传统之外探寻现代中国建筑道路的思想新芽,系统呈现了世界现代建筑运动主流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全面碰撞融合的理论图景,亦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之余绪在现代中国建筑理论探索中的映射,具有多重重要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本文将发掘本时段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余绪与现代建筑社会属性多重交叠下的理论探索,论述其对“复古思潮”的抨击抵抗及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理论内涵,呈现其从“型造人”到“建筑文化自觉”的启蒙主义理论建构演进目标,总结这一群体及其理论建构作为现代中国建筑发展图景重要组成的意义与价值,以期完善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相关研究,补充战后中国建筑理论界在世界现代建筑运动进程中的叙事。

现象、本质、价值--论《老子》之“常”的三重进境

“常”作为独立的哲学范畴,是理解《老子》“道”论的重要维度之一。“常”在时间上表现了“道”的恒久性,在空间上表现了“道”的稳定性。理解“常”需经过三重进境。首先,要明“常”之现象。“常”在万物的生命历程中表现为“复命”,在万物的生命状态上表现为“知和”。其次,要达“常”之本质。“常”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了“道”循环往复的周行过程,在空间维度上呈现了“道”比于赤子的和谐状态。最后,要显“常”之价值。“常”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中去,政治化为“无为”之道与“损益”之道,使国家长治久安成为可能。

何景明“靡、弱、振、亡”说与复古派的“变古”性

明代“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并非守旧派,他们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在回顾诗文传统的同时有着深刻的“变古”内涵。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提到的“靡”“弱”“振”“亡”是认识复古派“变古”主张的突破点,一是强调了诗文发展呈现动态演进和反复性的客观事实;二是指出文学复古必然伴随革新;三是揭示了复古的目的实为“变古”。复古派其他成员的论断虽有差异性,但对复古与变古这一问题的认识无疑殊途同归。李攀龙则融合了李、何二人的观点,将“拟议成变”作为复古的纲领,实现了复古派理论的成熟。

明朝与苏禄交往历史对高校课程思政的启示

明朝初年,苏禄国组成庞大的使团访华,受到明成祖朱棣的隆重接待。苏禄国东王不幸病逝于中国并安葬在山东德州,在华守墓的苏禄国东王后裔逐渐与中华民族融合,共同繁衍生息。明朝与苏禄友好交往的历史表现了我国睦邻友好、和谐包容的精神。把明朝与苏禄友好交往的历史融入高校课程思政中,发挥其作为深厚历史文明积淀的育人作用,培养学生面对不同文明的正确态度,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具有深刻意义。

现代中国建筑之“形”的求索与开拓——我国台湾地区“新派”建筑的形式与功能(1950—1965年)

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中前期,在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脉络分枝延续与世界现代建筑思潮直接影响下,由内地迁台建筑师及其学生组成的“新派”建筑师群体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体系化的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建构并形成理论流派。本研究将基于世界现代建筑运动传播和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延续之“双重维度”视域,阐述“新派”建筑师通过结构理性、功能主义与文人生活审美价值的融合,对现代中国建筑之“形态功能”范畴的求索与开拓,呈现1950—1960年代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发展的多元图景,以期完善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相关研究,补充战后中国建筑理论界在世界现代建筑运动进程中的叙事。

532nm眼底激光联合和血明目片治疗重度NPDR的疗效

目的:观察532nm眼底激光联合和血明目片治疗患有重度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non 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NPDR)患者的疗效。方法:纳入经门诊确诊为重度NPDR患者120例226眼,采用随机数字表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采取全视网膜光凝术联合口服和血明目片3mo,而对照组只行全视网膜激光光凝治疗。分别观察光凝术后的1、2、3mo时两组患者视功能、眼底视网膜出血、渗出、水肿等情况,同时记录两组患者光凝术后3mo眼底荧光血管造影情况。结果:两组患者在光凝治疗术后1、2mo时,治疗组患者患眼视功能恢复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光凝术后3mo时,治疗组与对照组患眼视功能指标之间却无显著性区别,但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患者在眼底渗出、视网膜出血以及水肿消退方面具有显著性优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重度NPDR患者采用激光联合和血明目片进行治疗,可有效地缩短患眼视功能指标恢复速度,并可以促进视网膜出血及渗出的吸收速度,减少激光继发再损伤有一定的作用。

丘和明教授治疗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经验介绍

丘和明教授认为,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其病机以阴虚为本,火热为标,火热迫血妄行为临床最多见,亦有部分与脾不统血、肝不藏血、风邪伤络有关,临证必须谨守病机,辨证论治。

试论明清时期河湟文化的特质与功能

明清时期河湟文化的特质为伊斯兰文化、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多元鼎立、兼容并 包，各文化既独立发挥着 自身的功能，又以这些功能保持着相互间割舍不断的联系。其中，汉族以强大的政治、军事 功能，以先进的科技功能；回族以商业功能，以门宦制的组织功能，非主流文化的功能；藏族以政治权力分享的土官制、以共建军事防御体系为功能与主流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文在表现文化多元的同时，又探讨了相互间联系的机制，这是河湟文化的关键所在。

杵针为主治疗寒湿型腰腿痛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杵针腰阳关八阵、河车命强段为主治疗寒湿型腰腿痛的临床疗效。方法将62例寒湿型腰腿痛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31例。两组均配合中药熏洗治疗,治疗组采用杵针腰阳关八阵、河车命强段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针刺治疗。观察两组治疗前后VAS评分,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0.3%,对照组为87.1%,两组疗效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VAS评分与同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治疗后VAS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杵针是一种治疗寒湿型腰腿痛的有效方法,且无创伤、无痛苦。

何明教授治疗支气管扩张咯血经验

何明教授认为支气管扩张咯血以气阴虚为本,肺热、肝郁气滞化火、血瘀为基本病因,治疗中以治火、治气、治血为三大原则。将其分燥热伤肺、肝火犯肺、阴虚肺热三型论治。同时注重补益肺气,益气养阴,临床取得满意效果。

何明教授治疗支气管扩张急性发作期经验总结

何明教授治疗支气管扩张急性发作期,从痰热论治,注重益气健脾,对于咯血者从火热论治,明辨虚实,而益气固本贯穿始终,同时兼顾降气止咳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疗效。

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若干有关下西洋终止的传统观点存在问题。首先是海禁说不能成立,下西洋与明朝紧接着下颁的禁海令之间没有直接关连,朝贡贸易与海禁是明朝两种不同内涵的政策;其次下西洋有“充溢库市”的一面,耗费巨大乃至物力不支说是一种误解;最后下西洋终止有偶然因素和必然性,下西洋推动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拉近了海外市场与中国的距离,从此中国不必舍近求远前往印度洋,终止与中国从先进到落后没有逻辑的联系。

唐代秦鸣鹤为景医考

为唐高宗治愈目疾的秦鸣鹤,一些学者认为其是本土人士,而桑原骘藏等学者推测为大秦人;近年马伯英先生从医学技术的角度,推断鸣鹤是来自大秦的景教医师。本文试图从医术、医学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角度补证秦鸣鹤为景门医家。

丘和明治疗过敏性紫癜经验介绍

丘和明是岭南地区治疗血证的专家,对各种出血性疾病的中医诊治均有独到见解,认为过敏性紫癜的基本病机为火热过盛、损伤脉络,临床上主要分为热毒炽盛、湿热内蕴、阴虚内热3个证型,并相应提出了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清热祛湿、养阴止血,滋肾降火3种治疗方法,同时强调活血化瘀及疏风祛邪。

论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

对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的文艺现象进行了反思。李何之争是李梦阳文艺思想的主要表现之一。通过文献分析,认为历史对于李梦阳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李梦阳的文艺思想有三个特点。(1)李梦阳在探讨何者为文艺"法式"的问题上,主张学习古文的结构规律,他不仅强调"文必有法式",主张文学创作要学习古典法式,而且还重视法式的灵活运用。李梦阳认为艺术创作要"应诸心",他这样认识文学创作是具有真理性的。(2)李梦阳把写字与作文做比类,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这样并没有什么错误。任何一个人,绝对不会主张文学创作要搞"模拟剽窃"的。后代文人把李梦阳关于写字与作文作比类的思想,认定为文学创作模拟理论,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3)李梦阳偏好雄浑深厚的文学风格。在争论中,他不仅反对何景明偏好清俊响亮的风格,指责何景明的主张是"同室操戈"。这些思想不免有些狭隘偏激之乖。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

郑和下西洋,使明朝在东南亚地区全面建立起华夷秩序。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所推行的华夷秩序,完全基于“王者无外”和“怀远以德”的传统理念,从而排除了明朝对于东南亚的不良企图,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东南亚诸国对于明朝的向心力。然而,他所推行的华夷秩序由于偏重于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完全排斥了民间交流的基础,又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所孕育的文化认同,因而没有形成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长效机制。

晚明户部的财政经制与实际收支——对《万历会计录》收支数字的说明与评估

万历前期编纂的《万历会计录》,汇集了户部掌握的各种财政数据,有助于了解当时国家的财政规模和收支结构。不过,书中所载各种数字的性质比较复杂,要想准确理解和恰当使用这些数字,必须首先弄清其产生背景及其内含意义。大致说来,当时编纂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新确定与户部相关的财政经制,因而该书所载数字本折混杂、年份不一,而且与实际收支有一定差异。与地方财税数据相比较,《万历会计录》中记为本色的项目,实际上绝大多数都已折征银两,而且地方实际征收的数额,比户部定额高出不少。

明代河、湟、岷、洮地区的藏族分布

吐蕃在明代被称作"番"或"西番"。与元代相比,明代西番发生了许多变化。明代张雨所著《边政考》等史籍,对西番部落记载最为详明,据此可以梳理明代河、湟、岷、洮地区西番部落的分布情况。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海洋文学

郑和下西洋这一航海壮举不仅是中外交通史上浓重的一笔,而且对明代海洋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是中华民族"云帆高张,涉彼狂澜"的时代精神与"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的宏伟气度在海洋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其二是与海洋有关的作品成批地出现,《西游记》有着浓重的海洋情结,《三保太监西洋记演义》专写郑和下西洋之事,水傀儡戏、《下西洋》、《八仙过海》、《五龙朝圣》等演出了海洋故事题材的戏剧;其三是展示了海洋交通所带来的异国文化和风俗民情,开拓了海洋文学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