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藏何融《潘岳年谱》和《陆机年谱》稿本考证

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朱丝栏稿本《潘岳年谱》和《陆机年谱》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潘陆年谱。该本不题撰人名氏和编写年代,《国家图书馆藏稿钞本年谱汇刊》提要因“此书未见有书目著录”,以致定为“佚名编”。经研究发现,二谱为何融初编于民国十四五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之际,略加添改后发表在《知用丛刊》上,并被朱希祖抄撮进同名年谱之中。何融稿本为参证诸史及潘陆文集编纂而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祝融佐理》考——明末西法砲学著作之源流

明末西学东渐之时,恰逢满洲崛起,辽东战事愈烈,西洋大砲及相关军事技术加速传入华土。天启、崇祯年间,出现了几种介绍欧洲火砲技术的编译著作。文章以新发现之《祝融佐理》钞本为中心,考证该书编者事迹、成书背景、西学来源,分析同类作品之源流谱系,进而就该书所载铁砲制造工艺、防御工程技术,探讨中西技术传统的交融与演化。

论两汉之际的河西窦融集团

两汉之际的社会动乱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动荡,而各地的地方豪族则表现得异常活跃。河西地区的豪强以窦融等人为主,结合成了一个地域军事集团。该集团具有准政权性、自保性和河西豪强与东方士人的联合等特点,他们割据自立意识不强,统一倾向明显,其实际行动在东汉政权的统一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脩容侍侧兮辟非常”的作意及相关问题——南昌海昏侯墓《衣镜赋》探微

“脩容侍侧兮辟非常”作为《衣镜赋》的关键文句,是联结刘贺的过去和当下的一大知识通道,在尽显“儒家情怀”中,直通当年的立废往事。由此,所谓的“脩容侍侧”,就不是简单地修整面容,而是具有“礼”的意义。刘贺通过“镜于人”,而远离“非常之祸”。另外,“脩容侍侧”虽与“容礼”有着密切的关联,但通过刘贺的用礼状况可以看出,学界流行的“容礼派”之说应是后世的想象。所谓的刘贺为“容礼派”之论,是一个不存在的伪问题。

试论洋务派对“和戎”外交政策的辩护

近代中国,曾国藩等洋务派清楚意识到"和戎"外交政策对中国带来一定的损害,并会遭到时人的非议。但为了维持统治和实现自强,就必须采取"和戎"以保定"和局"。虽然他们的外交政策遭到顽固派极大谴责,但他们并不认为中国进一步衰败的罪责该由他们以及他们的外交政策承担。相反,他们认为那些拒绝并反对学习西技以自强的顽固派才是真正的祸国者。

《风月锦囊》之昭君故事考论

《风月锦囊》"摘汇戏式"《王昭君》所选10出内容与今存富春堂本《和戎记》的曲文无异,并且锦本《正科入赚》所述"王昭君"的剧情梗概亦全同于《和戎记》,由此可证《和戎记》是旧本戏文《王昭君》的原貌;再从《和戎记》的角色配置、演唱形式和体制规范来考察,可知其为明初早期戏文的形态而非万历间传奇改本。《王昭君出塞》和新增[山坡羊]《王昭君》原本皆为杂曲,产生时代甚早,后来被各种戏曲袭用和改编,成为剧曲,传播甚广。而[跨调山坡羊]《昭君》是故事说唱体杂曲,实为佚曲仅存,它为昭君故事流变的探索,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李鸿章“和戎”思想成因探析

李鸿章是晚清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都与其有关,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李鸿章之所以形成"和戎"思想缘于其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非常重视中外力量对比,以及为频繁战乱的艰难时局所左右。

论君子文化传播与“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立足于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结合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做出的一个积极打造经济融合、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的国家新型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决策。要使一带一路国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就应该让中国传统文化向沿途国家走出去,作为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孔孟等一直推崇的君子文化就值得推广。君子文化提倡的"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诚信不欺的相处之道、和而不同的人生态度、亲诚惠容的交往方式",都足以让君子文化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得以弘扬传播,进而担负起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

邹容《革命军》之人权思想解析

邹容所写的《革命军》一书被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在这本书中 ,邹容用犀利的笔锋、通俗的语句 ,以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人权思想为武器 ,痛斥清廷对人权的压制 ,进而阐明了自己的以“国民”概念为核心的人权观 ,并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的人权理想国 。

先秦德性世界的基本价值理念:强、容、和

先秦道德哲学描绘其德性世界的基本价值理念有三,即"强、容、和"。它们源于《易经》三种原初的基本哲学意象,即"阳、阴、生"。它们成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伦理精神以及"贵和重中"的伦理品格,同时,也是先秦儒道两家描绘自己德性世界的"三原色"。

《榕阴唱和集》考论

《榕阴唱和集》是晚清福建地区的官员进行日常吟咏、诗词唱和的合集,包括编者在内,唱和者共计十七人且多为在福建任职的官员。此集中的唱和诗词体裁多样且主旨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仕人的生活面貌和福建地区的诗坛风尚。《榕阴唱和集》的作者情况、唱和内容与形式以及它的文学价值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民俗学是一门国学——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计划与早期民俗学者对学科的认识

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说,初始的学术取向往往决定着学科的未来走向,初始的研究成绩则影响着学科的基础范式。从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发展时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四份工作计划可以看出,不同民俗学倡导者对于民俗学的理解以及工作计划相去甚远。以何思敬为代表的西学主张和以杨成志为代表的人类学取向最后都没能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道路选择,究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其实践成绩和原创精神的不足。何思敬只有学术主张,没有实际成绩,因而也就没有可供后人仿照的学术范本;杨成志借助他山之石,没有原创的理论和方法,其学术成就最后也只能被归入他山。早期民俗学者具有示范意义的学术成绩主要体现在顾颉刚等人的国学研究上,正是这一研究范式,成为后代民俗学者立足的根本和不断再出发的学术原点。学术史一再告诉我们:任何漂亮的学术主张都是纸上谈兵,唯有原创的学术成绩才是我们不断精进的立足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