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有关徐特立入党日期的文献及其价值阐发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确切日期说法不一。新发现的文献显示,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确切日期是1927年5月24日。这一文献不仅记载了徐特立入党的确切日期,而且对于认识和研究徐特立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献身革命事业的奋斗精神和忠诚老实的高尚品质,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

本文对中共"一大"研究中现今仍被视作重要史料的几份资料——即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929年12月31日)》——进行探讨。通过探讨,我们将看到,在共和国时期党史研究中,史料的翻译、整理、编纂等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今后中共"一大"研究所需要的,不是对现有各种资料进行比对的"考证学",而是充分斟酌资料内容、资料生成过程的"史料学"。

何叔衡对中央苏区法制事业的探索与贡献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司法战线的先驱和卓越领导人,中共党史上反腐第一人,为中央苏区的法制建设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主政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期间,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严厉打击贪污腐化分子;担任内务部代部长期间,积极开展行政立法,开创性地以顺口溜的形式对法律进行传播,为法律社会学及法律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范本;担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时,践行治国安民"法为上"的原则。

中共创建史尚需探讨之问题

历史研究应避免人们(包括当事人)把后来的观念层层累加进既往的时空。在史料不足或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对“历史真相”的探索往往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不仅仅要追求某种“定论”,也要揭示有些问题的真相仍存有多种可能性,值得进一步研究。中共成立于1920年夏并有了一批正式党员,才在1921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而不是反之。中共不是在孤立隔绝的环境中自行诞生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对中共建党帮助极大,但对中共初期的组织状况有所轻视和挑剔。有关中共创立和“一大”的史料仍有一些“漏洞”和缺失。但“12名代表”之说记载于1921年共产国际的两个文献中,代表名单有1928年6月的中共“六大”文献和1929年张国焘的讲稿相互印证,所以目前不能被否定。比较各种材料,各地派出13名代表到会,张国焘借故把何叔衡支走,因而只有12名代表继续开会的可能性很大。说包惠僧身份特殊,不是正式代表,此说缺乏过硬的史料依据。

何叔衡教育实践活动初探

在何叔衡59年的人生历程中,有39年在学校度过,其中有27年都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在乡村私塾学校教书10年,在乡村新式学校教书4年,在省会新式学校教书7年,在湖南自修大学、补习学校、湘江学校教书6年。在这27年的教书生涯中,何叔衡从事了诸多的教育实践活动。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的坚守和实践——以何叔衡为例

深入挖掘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的坚守和实践,对于当前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被誉为中央苏区“五老”之一的何叔衡,对革命初心的坚守和实践主要体现在:肃贪惩腐,纠“左”防右,体现了何叔衡禀公执法、勇于担当的品格,反映了何叔衡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情怀;遭批判撤职,矢志不渝,反映出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诚;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生动诠释了他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