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新探

"河图"在先秦最先指一种玉石或典册,后来演化成一种祥瑞。"洛书"的形成晚于"河图",其一开始就被当成一种祥瑞。在汉代,"河图"、"洛书"主要指祥瑞,到了刘歆才把二者与八卦、九畴对应起来。而纬书中的"河图"、"洛书"形式虽然多样,但内容主要是指帝王的受命之图,目的在于说明帝王取得政权的合法性。作为谶纬的《河图》、《洛书》最晚在战国末期逐渐形成,至两汉之际定型,其内容主要包括占星、地理、异闻等,与经学关联较少。这说明《河图》、《洛书》的形成虽然早于《七纬》,但其对《七纬》的影响可能仅在于占星、受命等方面,至于《七纬》中的经学思想则受其影响较小。

朱熹对邵雍先天象数学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从探究《易》之本义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邵雍的先天象数学,提出了《周易》本来是卜筮之书的思想,主张“三圣易”和经传相分,探析了河图、洛书及其关系,进而对伏羲画卦的内在机制以及大衍之数五十的来源做了阐释,从而不仅为象数易学增添了新内容,而且为学人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易》方法。

胡煦易学的河图洛书观

胡煦是清初著名易学家,治易兼采汉宋,融合象数与义理,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胡煦认为《周易》为传道之书,阐述天人合一之旨,而欲明周易所传之道,必须从研究河图、洛书开始。他认为河图、洛书同为伏羲画卦之资,反对以洛书为作《范》之具的观点。关于河图、洛书的关系,胡煦提出“河图合而洛书分,河图先天洛书后天”,“图为先天是流行之气,书为后天是对待之形”,批评先天对待后天流行的观点。基于河图先天的看法,胡煦提出“先天河图无拆法”,批评拆补之说,提出羲图文卦的观点。

论河图洛书的哲学思维

河图洛书的原始传说以及历代学者关于河图洛书的文字解说和图像分析,表现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维。其一是时空论:河图洛书的图形表示方位和次序,是空间和时间概念的简明图解。其二是形质论:在《易》学研究史上曾有象数和义理两派,河图洛书的图形既展示象数,又深含义理,是关于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问题的形象表述。其三是知行论:传说伏羲据河图而创八卦、大禹据洛书而创《九畴》,这体现了《易经》的通变精神和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知行统一的思想。

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

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

易学研究的新进展——千古《洛书》、《河图》与八卦关系的揭示

依据历史唯物论观点，把握我国远古无文字时期主要以图形与形象化数描述事物的基本特点，用图示形式分别论证《洛书》、《河图》与伏羲八卦的关系，揭示中华文化起源问题上的千古之谜。

综参古《易》：《太玄》的易学渊源

沿着班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的思路,后人就会寻求《太玄》与《周易》的对应关系,结果却发现二者有诸多不合。以此回溯汉代《易》经存在的实际情况:三《易》并存、《周易》尚未定型,说明《太玄》不仅仅是模仿《周易》,而是综合参照了当时存在的古《易》。本文通过分析《太玄》与《连山》、《河图》、《洛书》的具体关系,揭示《说卦》是《太玄》与古《易》联结的纽带,明晰三《易》发展的实际线索。

黄道周的中医藏象新说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易学家,在所著《三易洞玑》中提出了独特的藏象学理论。他以河洛象数为依据,提出了五脏五系、四腑四房的分类法,特别强调了心、胆、胃的作用。该理论具有独特的象数易学思想根源,在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中独具创新性,其研究方法和创新精神可为当代中医学界所借鉴。

陈应润对图书学的质疑和批评

陈应润对图书学的质疑和批评不等于对河图、洛书的一般性地反对,但他明确否定邵雍的先天八卦方位。所谓后天或文王八卦,其实正是伏羲八卦的本来模样,文王则是继承了伏羲的图式。爻变是陈应润分析《周易》卦爻运动的基本方法。十二卦阴阳消长,说到底是乾坤的互变。《四库总目提要》对陈应润破陈抟之学的称许,大致是可以成立的。

系统互补性决策思维渊源的论证

论证了我国决策思维的互补性准则渊源于远古无文字时期的《洛书》、《河图》。从而得到的重要结论为 :应以互补性准则 。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与《河图》《洛书》

对黄钟、律本、度母及十二平均律的释解,诠释了朱载堉新法密率与《河图》、《洛书》的内在关系。《河图》内函方而圆其外之图解,详细标出了十二律之数据长度,并对《洛书》九数与十二律相配之法作了通俗的释解,文中引《周礼·大司乐》及《明实录》为证,将《洛书》九数、十二律吕、十二支辰、六代乐舞相配及祭祀应用作了详细的说明。

中国叙事原点的特征

中国叙事学的建设要返回到中国叙事原点,文字、图画和经典文献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叙事原点表现出了意象叙事、图像的阴阳叙事、经典文献的圆形叙事与整体叙事等特点,其丰富的宝藏已成为世界文化的共同财富。

朱载土育创立十二平均律的理论探析——试论朱载土育所构建的公理化体系

本文分析了明代科学家朱载土育创立十二平均律的理论结构，认为朱载土育所用的以河洛之学为理论依据，用勾股求弦为推演方法，统一解决律学所有疑难，从实验检验中找最终结论的公理化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科学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历史价值。这种义之以图理，验之以物事的研究方法有别于经学家们的繁琐考据，在整个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尚处于经验积累、简单归纳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特立独行地深入到分析科学的领域。这表明人类文明的发展并没有截然的东、西方科学的划分，只要条件具备。

基于河图洛书的中医内外相关学说探讨

中医"内外相关"学说是曹东义教授在河图洛书思想基础上,吸收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五脏相关"理论提出的学术观点。河洛文化是中医的根脉和源泉;"五脏相关"理论,重点强调五脏六腑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生理病理特点;"内外相关"学说,根据河洛整体生成的思想,结合五脏相关理论,概括说明人体内外、表里、阴阳、脏腑之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这一学术思想,是中医整体观念的延伸,能够指导中医临床实践,尤其是有利于阐明中医外治方法的学术原理,让中医优秀的特质独立于西医的目光之外。

李觏视域下的图书之学

宋代之后,图书之学成为象数易学中的一支显学。探索《易》卦的起源与《洪范九畴》的由来,是其兴起的基本原因。就现存文献而言,黑白点的易图首见于刘牧的著作。李觏则是在反思刘牧易图说的基础上推出其视域下的图书之学的。李氏的图书之学指出:河图、洛书是真实存在的;伏羲不仅取河图八方之位和洛书五行之象,还参照了宇宙万物之情状,从而画出了八卦;河图演示的是天地阴阳之气的运行方位,洛书昭示的则是天地阴阳之气的会合,而会合之后有象有形,象、形不可分割。他的这一图书之学识见,对后世图书之学起到了重要的引发作用。

蔡清《虚斋看河图洛书说》初探

《虚斋看河图洛书说》涉及蔡清的易学成就。明成化、弘治年间,以蔡清为代表的一批"清源学派"学者,在泉州开元寺结社研究易学,其影响至为深远,有"今天下言《易》者,皆推晋江"的称誉。蔡清撰此著既是"羽翼程朱"之举,又有追溯文化源头完善自己易学思想体系之初衷。该书以朱熹《周易本义》之旨趣为依归,将阴阳五行即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结合地支的子、卯、午、酉,对应河图的奇妙数阵,对理学开山周敦颐《太极图说》作出不支离且圆活浑成的阐释,还"易本是卜筮之书"的真实面目。理学家蔡清以"冬至子之半"及"天根""月窟"揭示阴阳转换之枢纽。蔡清作为"一位有名的易学家"(朱伯崑语),探索他的这一重要著作,对于厘清明清时代的易学嬗变当有补益。

宋易河洛学的传承脉络:从刘牧到程大昌

宋易河洛学围绕着“圣人如何画卦作《易》”的问题而建立,《河图》与《洛书》的关系也是它必须面对的问题。宋易河洛学开始于《易数钩隐图》,从刘牧到程大昌,他们都认为“图九书十”。《易数钩隐图》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形而上下区分《河图》《洛书》,第二部分引入《洪范》以与《洛书》相配,第三部分认为《河图》就是“参伍”之数。《易数钩隐图》承认圣人则《河图》《洛书》而画卦作《易》,但没有详细展开。程大昌认为,《河图》为本、《洛书》为用,并以《说卦传》“乾坤生六子卦”为核心,统一了《易传》中诸种圣人作《易》的说法,解决了刘牧系河洛学“圣人如何画卦《作易》”的根本问题。

“河图”“洛书”与洛邑之营建及神道设教——关于“河图”“洛书”的新揣测

“河图”、“洛书”最早很可能是周公决定营建洛邑的地图及占卜卜辞。而其后来不断被神化则是统治阶级为了神道设教、愚民以治的需要。

中华和合文化源头新探

关于中华和合文化的源头,学者主要从其产生的时间和文化母体两方面考察,前者最早定位为伏羲时代,后者主要定位为龙图腾文化、“三祖”文化和天台山文化。和合文化源头的这些定位都有其不足,和合文化探源还可以从思想渊源和社会根源两个方面着手。河图、洛书蕴含了阴阳和合、五行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和合思想的“终极”源头;群体劳动中的分工协作关系,是中华和合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