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利用、厚生:“春秋三事”的现代阐释与中国人文经济学构建

中国人文经济学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中国人文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一方面要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另一方面要发扬中国人文传统。中国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的基本理念,而中国人文传统是中国人民通过观乎天文,观乎人文,彰往察来,显微阐幽,经数千年而形成的历史文脉。“春秋三事”是中国古代圣贤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基本政治经济理念,具体来说就是要合理利用天地之间各种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做好三件事,即正德、利用、厚生,并将“三事”统合协调,执中惟和,从而实现人民安乐,万世永赖。所以,正德、利用、厚生成为中国历代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本文认为,“春秋三事”经马克思主义的现代阐释,并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结合,可以作为中国人文经济学构建的基础框架。

从谱系视角论郑和下西洋对妈祖文化的综合影响

从谱系视角出发,郑和下西洋对妈祖文化的影响是整体性的。郑和下西洋拓展了妈祖文化的族群谱系,并极大推动了妈祖文化空间谱系的扩布。郑和下西洋所串联的历史记忆构成妈祖文化时间谱系的一个序列,奠定了海内外同胞之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基础,而镌刻着郑和印记的妈祖文化形式谱系则构成了中华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

记载郑和下西洋使用牵星术的海图

从航海天文角度研究了《郑和航海图》的价值。《郑和航海图》是中国古代航海经验的结晶,它既是郑和等人航海实践的记录,又是宋、元时代牵星航海经验的总结。文章推算出牵星术“一指”相当于天体高度的1.9°。同时考证出以“指”为量度单位起源于战国时期,证明中国的天文导航技术由来已久,且独具特色,自成体系。

养正合剂在抗肿瘤治疗中的减毒作用

对养正合剂的升白作用和镇吐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用养正合剂按生药计１５，３０ｇ／ｋｇ给小鼠ｉｇ连续１０ｄ，对环磷酰胺引起的正常及Ｓ（１８０）肉瘤小鼠白细胞和骨髓ＤＮＡ含量的降低有显著的升高作用；亦能对抗（６０）Ｃｏγ照射正常小鼠导致的骨髓ＤＮＡ含量减少，但对白细胞降低无效；对化、放疗后的脾脏指数无显著影响。５，１０ｇ／ｋｇ养正合剂对顺铂所致的家鸽呕吐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养正合剂对实验性肿瘤的治疗作用

养正合剂（１５，３０ｇ／ｋｇ，ｐｏ）能显著抑制小鼠移植肉瘤１８０（Ｓ（１８０））、肝癌实体型（Ｈｅｐｅ）及艾氏腹水癌（ＥＡＣ）的生长，最高抑瘤率分别为４７．５％、４４．８％及４２．１％。养正合剂（１５ｇ／ｋｇ，ｐｏ）与低剂量环磷酰胺合用，表现出明显抑制小鼠Ｓ（１８３）瘤的增效作用。养正合剂（１５，３０ｇ／ｋｇ，ｐｏ）显著升高Ｓ（１８０）小鼠的血清溶血素抗体的含量，３０ｇ／ｋｇ，ｐｏ明显增强ＤＮＣＢ所致Ｓ（１８０）小鼠接触性皮炎。

后郑和时代:中国海洋文化由开放走向内敛的现代思考

中华民族不但率先于世界其他民族走向海洋,而且在搏击茫茫瀚海的过程中,创造了璀璨的海洋文化,为世界海洋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海洋文化在郑和时代达致巅峰,随后直转急下。一出把中国推向世界,但却没有把世界带给中国的可谓既是历史亮点,又为历史拐点的交织着自豪与悲情的历史壮举,在郑和手中悄然落幕。此后中国由开放走向内敛,乃至完全封闭,进而造成中华民族在近代化进程中的最终落伍。进入21世纪,中国终于迎来和平发展的大好良机,世界各国都把发展目光转向海洋,藉此需要我们积极策应,努力在全社会范围增强海洋观念和海洋战略意识,重塑海洋文化自信,推动并繁荣海洋文化与经济协调互动发展,走海洋强国之路。

养正合剂的免疫调节作用

实验表明养正合剂１５，３０ｇ／ｋｇ（ｉｇ）显著升高正常及环磷酰胺免疫抑制小鼠碳粒廓清速率，增强正常及强的松龙所致免疫低下小鼠迟发型超敏反应；３０ｇ／ｋｇ升高环磷酰胺免疫抑制小鼠的溶血素含量，并促进ＣｏｎＡ诱导的大鼠脾细胞产生ＩＬ－２，但对正常小鼠血清溶血素含量、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及ＮＫ细胞的杀伤能力均无显著影响。提示养正合剂对机体低下的免疫功能具有调节活性。

郑和下西洋对季风洋流的认识和利用

在蒸气机发明之前的风帆时代,庞大的郑和船队必须依赖季风和洋流的帮助,才能顺利航行。郑和航线所经历的地区是世界上季风现象最显著的地区之一。盛行风的季节性变动,带来了洋流的季节性变化,为郑和航海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本文以郑和航海图为基础,结合海洋地理知识,根据郑和出使西洋过程中的航期、航线与航速,分析对季风洋流的认识和利用,并以此侧面反映15世纪中国领先于世界的高超航海水平。

“郑和模式”:现代海权构建的思考与启示

19世纪以来,备受西方政治家、军事家所推崇的马汉海权战略思想,是建立在以海外贸易和海上力量相互结合为特征的"地中海模式"基础之上的。这种"剑与火"的海权战略一直影响着欧、美洲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国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权意识或海洋意识,是一种与西方海权思想迥然不同的"郑和模式"。这种模式的"文明海权"是建立在不以侵占他国领土和权益的友好交往,以传播中华文明和追求国际和平秩序为价值目标基础之上的。故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也是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而且应成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中的一种新思维。

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

“西洋”一词在历史上的渊源及其内涵的衍变,是我们研究郑和下西洋首先应该认识和解释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中外史学界对东、西洋的界分争议纷纭,莫衷一是,遮掩了对“西洋”一词的探究。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语词衍变的视角考察“西洋”一词的渊源何在,在明初的涵义及其衍变,揭示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力。

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兼论朝贡制度的虚假性

集中体现在郑和下西洋的明初海外政策,其核心是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郑和下西洋的动机,既是为了营造“万国来朝、四夷咸服”“天朝”的气势,也是中央集权政府打击东南沿海民间贸易和海上流民的措施。其结果是“倾国力”进行的“下西洋”活动因国库告罄而无力继续,“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随之烟消云散,宋元时期国人方兴未艾的海外拓殖也为之中断。明朝政府也因此背向海洋,继续维持海禁政策。中央政府对东南沿海人民的海外拓殖事业的敌视,是明清时期国人海外贸易与移民扩张的最主要障碍,它使中国多次丧失向海洋发展的机会。

1945年之前台湾回教研究

1945年台湾光复之前台湾回教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最早是郑和船队到达台湾,明末清初郑氏集团从大陆往台湾移民,泉州很多回民随至台湾;清政府统一台湾设置台湾府后,有数位大陆回教大员至台湾任职或至台湾活动,泉州陈埭丁、白奇郭回民构成台湾定居回民的主体;日据时期,台湾回教受到压制,在皇民化运动中受到严重打击,几乎断绝。台湾回教的发展与祖国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中国现代海权战略的先驱——郑和下西洋的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

以控制海洋为手段,进而实现国家强大为目标的海权理论,是一个伟大国家所不得不选择的战略理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不仅反映明朝的政治军事目的,而且从其海洋活动的战略实施而论,也是中国历史上海权意识的觉醒。它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同时也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提供了一种新思维。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战略和军事实践经验,对推动中国现代海权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与现实意义。

郑和下西洋视域的海洋文化创新

从郑和下西洋视角,探讨中国海洋文化由开放走向内敛的过程,指出目前我国发展海洋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唤醒国人海洋意识,实施科教兴海战略,提升海洋文化发展品位,创新海洋制度文化,通过海洋文化创新带动海洋经济发展,走海洋强国之路。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侨华人

根据笔者实地考察,东南亚至少有15个郑和寺庙和近30个有关郑和的传说。它们反映了早期南洋中国移民的生活状况、他们与当地妇女的通婚、华侨宗教信仰的特点以及华侨华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重要的桥梁作用。东南亚华人纪念郑和活动的特点是“四个结合”,即将纪念郑和与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吸收定居国文化相结合,与宣扬祖籍国和定居国的友好关系相结合,与发扬华人创业精神相结合以及与争取华族正当权益、促进族群和睦、繁荣当地经济相结合。虽然郑和在东南亚影响很大,但海外对郑和的了解仍十分有限,因此,在海外全面、深入地介绍郑和任重而道远。

郑和下西洋与明朝的“麒麟外交”

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与亚洲和非洲各国的交往,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多体现在文化交往上,其中也包含着麒麟(长颈鹿)等动物的交流。郑和下西洋可分为第一至第三次和第四至第七次两个阶段,活动地区由第一阶段在东南亚和南亚,拓展到第二阶段的西亚和东非地区。与郑和七下西洋直接有关的海上"麒麟贡"约有七次,均出现在第二阶段,之后出现的"麒麟贡",也与下西洋有着紧密的关联。或以为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地域上的拓展,是与"麒麟贡"直接有关。永乐大帝在总结了历朝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将自己在东亚国际体系中实践的经验和理论,施行于南海西洋。郑和下西洋起初有为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和打击流亡的反朱棣的残余势力之目的,但之后渐渐演变为搜寻奇兽异物、保护南中国海的航道安全、在南洋宣扬国威和与非属国施行外交的需要。明初通过"麒麟外交"所履行的一系列邦交礼仪,深化天下意识和华夷观念。"麒麟外交"仪式不仅仅为了演示给本土成员,同时也有吸引周边国家及南洋和东非国家加入天朝宗藩朝贡联盟的政治目的,以确立明朝的中华朝贡体系中心的地位。

“古生物地史学”新开课课程体系的构建与思考

"古生物地史学"课程是地质学本科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系统分析了多年来其在高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其他高校的教学经验,结合安徽大学地质学专业的办学特色、师资力量与实验平台,对安徽大学"古生物地史学"新开课程提出了新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学时分配等做了进一步调整。

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若干有关下西洋终止的传统观点存在问题。首先是海禁说不能成立,下西洋与明朝紧接着下颁的禁海令之间没有直接关连,朝贡贸易与海禁是明朝两种不同内涵的政策;其次下西洋有“充溢库市”的一面,耗费巨大乃至物力不支说是一种误解;最后下西洋终止有偶然因素和必然性,下西洋推动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拉近了海外市场与中国的距离,从此中国不必舍近求远前往印度洋,终止与中国从先进到落后没有逻辑的联系。

郑和与马可·波罗的中国文化传播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郑和与马可·波罗的活动都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内容实施的对外传播。他们都是以离开本国进行远程文化考察与实践而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活动在传播学上成为古代异国文化的垦荒者。他们的文化贡献在于对殊方异域文化的勘察探险和描述追踪,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实践的先驱,郑和下西洋给沿岸各国带去了中华文化中的仪式文化;马可·波罗在西方传播的中华文化除了货币制度文明外,还把中国的造船、修船技术以及养殖珍珠、采摘珍珠的技术传播到欧洲;《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元朝各地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等社会文化,开拓了欧洲人的思维,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与碰撞。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

郑和下西洋,使明朝在东南亚地区全面建立起华夷秩序。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所推行的华夷秩序,完全基于“王者无外”和“怀远以德”的传统理念,从而排除了明朝对于东南亚的不良企图,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东南亚诸国对于明朝的向心力。然而,他所推行的华夷秩序由于偏重于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完全排斥了民间交流的基础,又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所孕育的文化认同,因而没有形成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