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补注杜诗》黄鹤成书刊刻时间考辨

《黄氏补注杜诗》是南宋黄希、黄鹤父子共同完成的一部重要杜诗注本,其成书乃在黄鹤之时。关于黄鹤完成及刊刻其书的时间,学界主要有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说、宁宗嘉定九年(1216)说、光宗时(1190—1194)说、理宗宝庆二年(1226)说四种看法。导致这些歧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黄鹤《年谱辨疑后序》署宁宗嘉定九年(1216),董居谊《序》、吴文《跋》署理宗宝庆二年(1226),两者有异,且相差十年余;二是对于书中避讳,学界一直认为止于光宗之嫌名,认识有误。其实黄鹤生前当有过两次刊刻,书中避宋讳并非止于光宗嫌名,而是止于宁宗之嫌名“廓”字。黄鹤初刊应在嘉定初年(1208)至九年(1216)之间,重刊应在嘉定末年前后(1224年前后)。

贺铸《东山词》词牌改换新名现象探微

通过对贺铸200余首词作调名的具体分析,并和张辑的改调名现象加以比较,说明贺铸喜改调名的原因在于想要恢复词牌名实统一传统,这一作法体现了贺铸的词学理想。

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

“天子有德四海来归”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于通过武力夺得皇帝宝座但却缺乏政治权威的朱棣来说,提供了一个通过对外交往来改变自己“篡逆者”形象的行动指南。而郑和使团面对着不同宗教信仰所坚持的“和而不同”立场,和对某些海外势力的挑衅行为所采取的“以德服人”方针,也确保了朱棣赋予他们的外交使命的成功实现。

《楚辞·天问》之“帝何竺之”试解——兼论贾学鸿《楚辞还须楚语解——〈天问〉篇“帝何竺之”破译》

《楚辞》是一部在我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先秦典籍,而如何理解却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楚辞.天问》中的"稷维元子,帝何竺之"句,从古至今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特别是从我国先秦时期曾经作为"荆楚"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苗瑶语出发,认为现代黔东南苗语中汉语词义为"远"或者"疏远"的[to11]可与"帝何竺之"中的"竺"相对应,亦可从先秦曾与楚民族有广泛联系的壮侗语以及现代汉语的吴、闽方言等对《楚辞》进行研究。

“九合诸候”之“九”义考

历来学者对"九合诸侯"中"九"的词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有"实数"说、"虚数"说、"聚合"说、"第九次"说,亦有认为表"虚数"和"聚合"兼可等。文章利用古文字形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九"在古代有"聚合"义,并通过对"九合诸侯"的"异文"等材料的辨析,认为其中的"九"是"聚合"义。

论贺铸词的艺术精神及其影响

通过赏析评述南宋词人贺铸不同特点的作品,说明他的词所具有的兼容性和创造性特征,即:一部分词仍然是花间南唐以来传统的延续,但有的具有了刚性的特质;一部分词融入言志的成分,采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而他所特有的豪气词更为南宋开了法门。盛丽、妖冶是他的外在形式,而幽洁、悲壮才是他的精神内核。

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考述

南宋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是《和陶诗》的早期注本之一,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内容一无所知。根据现仅存于韩国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所征引的内容,可以对其基本情况加以考辨。其成书时间的上限约在淳熙七年(1180)至绍熙元年(1190)之间,至绍熙三年(1192)之前完成。蔡氏为《和陶诗》作注,与此书的流播状况以及读者的阅读需求有着密切的关联;之后又继续编纂《杜工部草堂诗笺》,则与宋代陶、杜并论的文学风尚相关。蔡氏在作注时,参考了前代注陶、注苏的成果。其中陶诗部分对于订正后来刊本讹误以及考校陶诗原貌颇有裨益,苏诗部分则侧重于字词诠释与全篇串讲,这些特点均与蔡氏编纂此书时预设的读者对象有关。

《全宋诗》之释道潜、贺铸、释文珦、董嗣杲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九千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全宋诗订补》、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释道潜、贺铸、释文珦、董嗣杲诸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故很有必要对这些诗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

试论严歌苓小说《小姨多鹤》的道德睿智与人性关怀

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在大环境之中描摹小人生,在社会大悲剧下雕刻普通生命的日常遭际,展示了作者对于人性与道德的深沉凝思。在对其艺术精神和人性意识论析后认为,该部小说表现出的人性情感和道德状态具有丰富的蕴含,集中表现了作者对于基本人性的严肃关怀和道德伦理上的卓越见识。

贺铸词对唐诗的化用

贺铸词对唐诗的化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艳情与身世之感结合的角度化用杜牧、李商隐等晚唐诗人的作品;二是从清词丽句的角度化用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及大历诗人等盛、中唐诗人的作品。贺铸词对唐诗的化用,既有"得前人遗意"的一面,也有"自出新意"的一面。

《祝融佐理》考——明末西法砲学著作之源流

明末西学东渐之时,恰逢满洲崛起,辽东战事愈烈,西洋大砲及相关军事技术加速传入华土。天启、崇祯年间,出现了几种介绍欧洲火砲技术的编译著作。文章以新发现之《祝融佐理》钞本为中心,考证该书编者事迹、成书背景、西学来源,分析同类作品之源流谱系,进而就该书所载铁砲制造工艺、防御工程技术,探讨中西技术传统的交融与演化。

“为世宗儒”:何基理学与文学思想论

何基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婺州金华朱学的开创者。他的“理”论、心性论、知行观、文学观等,虽然来源于朱熹,但是,何基的整个思想显得比朱熹简洁纯粹。特别重要的是,何基的重点是在践履上,即他的思想都是与他的实际道德生活实践相通的。何基以践履树立起榜样,这在儒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朱砂的应用之调查

朱砂，化学成分为天然硫化汞（ＨｇＳ）。古代有丹砂等多种名称，它是我国古代各族人民最喜爱 的红色颜料和涂料，距今６０００多年，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中就有外涂朱砂的漆碗，此后，在江浙 一带的良渚文化、西北马家窑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河南殷虚等遗址都曾发现用朱砂涂染的装饰 品和尸骨。西周以来用途较广，秦汉时不仅大量用作颜料还用来炼制水银，北朝至清代全国各地的 壁画及其它彩绘艺术中都用朱砂做颜料。历代对朱砂做颜料的选择、加工制作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朱生豪的译事活动与译学见解

伟大翻译家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鸳鸯湖畔。之江大学的四年以及随后的编辑生涯,为朱生豪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功底,同时使他具备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古典诗词创作才能,这为他翻译莎剧奠定了基础。从1935年开始准备译莎到1944年逝世为止,他共译出莎士比亚悲剧、喜剧、杂剧与历史剧31部半,给中国莎学史和中国翻译史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朱生豪长于译笔,但也不乏译论。他具有伟大的爱国翻译思想,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他的译文自然流畅,这与他采用再现原作神韵和神采的翻译策略密不可分。

蔡清对朱熹《本义》的折中修正——以“保合太和”与“继善成性”的注解为例

蔡清对朱熹《本义》的研究,是在逐字逐句的斟酌中走向前进。他对朱注强调全面理解,并多有义理发挥和字义辩证。在"保合太和"论中,以实理充盈诠解"保合太和",符合朱熹以理为本解释天道流行圆满的主旨;注意"各正性命"与"保合太和"的区别,并将"利"与"贞"分说之;认为"各正"虽指向理,但理不能离气。在"继善成性"论中,肯定"动静无端",道具于阴与行于阳是同一过程的两面;突出道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继善与成性相互发明,其间的差异并不具有绝对性的意义;承认人性兼有善恶高下,推进程颢以来善恶皆谓性和理有善恶的观点,具体化了朱熹对孟子性善论性而不言气的批评;讲性善重要的不在于"善"的质的统一,而在于量的差别。

清朱筠《嶰谷集》手稿考述——兼论朱筠诗集从稿本到刻本的衍变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朱筠《嶰谷集》为朱筠少时诗作手稿。该稿本因远在东瀛,迄今未经学界研究或道及。《嶰谷集》经朱柽之、大谷秃庵、京都大学递藏,共收朱筠17岁时所作诗十二题,皆作于乾隆十年三月至六月。将朱筠《嶰谷集》手稿与《笥河诗集》刻本相比照,可发现《嶰谷集》存有朱筠佚诗29首,且可研究从稿本到刻本文献衍生过程中本事自记、他人评点等文献信息的变化。通过佚诗中的时地信息,可以补证朱筠乙丑年之行止,有裨于朱筠年谱的完善。

从贺铸的词风看他对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贺铸词以其变化多彩的风格而令人推崇。贺铸词不仅具有与花间词风格相似的艳冶之风,还具有深得离骚遗韵的幽洁之风,还具有雄浑劲健的悲壮之风。其特征的多样化已成为众多词人之间过渡的桥梁和纽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我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新见贺铸研究资料一束

自《江村贺氏河西分支宗谱》发现北宋著名词人贺铸佚词一首及署范纯礼撰《传》、单时撰《墓志铭》、李懋庸撰《像赞》各一首,可供贺铸研究之用。

元中后期吴中五家诗文集汇考

元代中后期,吴中地区崛起一批文人,他们的诗文创作,在当时中国文坛独领风骚,影响延及明初。本文对朱德润、杨翮、郭翼、顾瑛、许恕等五家诗文集,就它们的文献价值,版本源流,分别进行了系统考证。

论钱穆与牟宗三对朱子中和学说的研究

钱穆与牟宗三的朱子学研究观点绝异。在朱子中和学说问题上，钱先生认为朱子从旧说到新说的转变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牟先生则认为朱子中和旧说本来蕴含先秦及宋明儒正宗的纵贯系统义理，但由于朱子对“天命流行之体”及孟子所说的“本心”无真切契悟，又因其混本心或良心发见之发与喜怒哀乐已发之发为一，故终于自疑而放弃中和旧说。本文对钱、牟二先生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