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秧歌运动的发生与秧歌剧作者身份的转换

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背景下组织、引导的,在陕甘宁边区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大众文艺运动。新秧歌运动通过秧歌剧的形式宣传了党的理论主张,激发了边区人民的抗日热情,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文艺工作中的优秀典范。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的直接指导再到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对人民文教工作的讨论,轰轰烈烈的“秧歌下乡”运动逐渐发展成了全民参与的“乡下秧歌”浪潮,工农兵登上了秧歌剧的创作舞台,成为了新秧歌运动的主角。而工农兵成为秧歌剧的创作者,得益于边区文艺政策的引导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得益于外部条件改善所激发的创作能力和创作欲望。

解放与重构:延安时期新秧歌剧中的性别图景

延安时期的新秧歌剧将“改造二流子”和妇女劳动英雄建构为革命框架中的政治共同体,在“家庭统一战线”服务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情境中,突出表现了新秧歌剧文本中革命话语和集体话语对消解性别冲突、构建两性和谐社会的努力。通过对民族文艺形式的改造与利用,将男女平等观念融入群众文艺之中,在建构新的性别图景的政治性隐喻中虽然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罅隙,但仍为性别平等议题的讨论提供了独有的延安经验。

德州严务落子秧歌表演形态与文化特征研究

德州严务落子秧歌主要流传于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严务乡地区,是以“落子”为特色的地秧歌类民间舞蹈。严务地区与河北毗邻,当地文化受到齐鲁与燕赵文化的双重影响,因而严务落子秧歌从外在样式到动作本体呈现出“尚武重俗”的文化特征。

站人秧歌的艺术特色及文化意义——以齐齐哈尔、茂兴、塔哈秧歌为例

站人秧歌从萌芽、发展到繁荣,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演变。站人秧歌兼具东北汉族秧歌和满族秧歌的艺术特色,既因受到东北地域文化影响而热烈、诙谐,符合东北人的性格和审美习惯,又因受到当地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影响而包容、开放,独具特色。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背景下,秧歌把站人群体从狭小的站地空间扩展到广阔的村、镇、县,乃至周边省市的社会空间,在与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交流与融合中,共同促进了东北边疆地区的文化发展。站人秧歌中蕴含着站人群体的历史记忆,站人秧歌是站人群体寻求社会认同的文化载体。在站人群体曾经热衷的庙会观剧、跳神乐舞等民俗文化消失后,站人秧歌的传承发展更具有现实的文化意义。

非遗传承与创新背景下的昌黎地秧歌文创产品设计

挖掘昌黎地秧歌的非遗文化元素,并将其应用到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中,传承与发扬河北省昌黎县的地秧歌文化,助力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通过分析昌黎县现有文创产品的优缺点,归纳文创产品设计原则和方法,对非遗元素进行设计因子分析,根据设计因子提取了视觉元素,从而进一步指导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实践。以昌黎地秧歌文化元素为基础设计开发的文创产品,关注产品实用性功能的同时更注重其文化内涵的表达,对继承与发扬河北地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为其他非遗类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提供了新思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建构——以秧歌剧为考察中心

秧歌剧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民间艺术。秧歌剧是从扭秧歌、旧秧歌戏发展而来,在时代机遇、现实需求等背景下形成的。延安时期秧歌剧极具革命属性,在党与边区政府的努力,人民大众的热衷,秧歌剧现代化的发展等共同推进下,秧歌剧革命话语体系得以生成。延安时期秧歌剧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完整,包括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环境等五个部分。并且其宣传也独具特色,以秧歌剧演出为核心,以歌曲传唱为垂心,以节日活动为靶心,以报纸、评论等为内心,从而助推革命话语广为传播。

冀东民间舞蹈中的人文内涵透视

任何艺术形态都是人类精神世界与生活环境的反映,表现出传统民间自娱文化与民俗习惯特征,映射出深层的历史文化内涵。冀东民间舞蹈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地秧歌的社会性、拉花蹦蹦的艺术性、冀东皮影的戏剧性,呈现出冀东地区特有的文化形态与魅力。

高校陕北秧歌传承教学实践策略研究

陕北秧歌作为民间艺术形式,结合音乐、歌唱、舞蹈、戏曲等多种艺术元素,是陕北人民在劳动实践中的智慧结晶,与其相似的还包括东北秧歌、河北秧歌、山东秧歌等,均是民间舞蹈的代表。陕北秧歌因具备鲜明的地域特色与重要的传承价值,在2006年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陕北秧歌传承与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文化传承的主途径,开展陕北秧歌传承教学对其传承和发展意义深远。对此,该文通过了解陕北秧歌的起源与嬗变,分析高校陕北秧歌传承教学的影响因素,从民间采风,提炼素材,制订教学计划,建设专门教材,培养专业师资等维度提出教学实践策略,以探索陕北秧歌这一民间艺术的当代传承路径。

从乡土中走来的荷花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荷花舞》的发展

陇东民间舞蹈《莲花灯》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由刘志仁创作并改编成《荷花舞》,成为新秧歌运动的代表。而我国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先生目光如炬,在新中国成立后将《荷花舞》进行新的创造推向国际舞台,受到世界舞坛瞩目!80多年来,《荷花舞》从民间舞蹈演变为二十世纪中国经典舞蹈作品,其中凝结着先辈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对荷花舞的传播及其演变进行梳理,发现《荷花舞》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直接产物;正是在《讲话》精神的影响下,《荷花舞》在中国近代舞蹈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文艺大众化资源的征用路径——以定县秧歌为例

20世纪20—40年代,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晋察冀边区先后在华北乡村开展乡村建设为旨归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定县秧歌文脉深厚而成为运动的重要资源。但由于定县秧歌存在的封建性因素以及实施主体的认知差异,定县秧歌经历了用与弃、亲与疏的艰难抉择。新中国成立至今,经过主题和形式的不断革新,定县秧歌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该文探究定县秧歌发展的个中缘由,帮助大众进一步认识文艺大众化的复杂历史脉络,以期为今日乡村文艺工作提供借鉴。

设计思维在东北秧歌文化IP设计中的应用

阐述了设计思维对于重新构思和塑造东北秧歌文化的重要性。设计思维能够激发创造性思考,帮助塑造更有创造性的东北秧歌文化IP。研究希望推动东北秧歌文化IP创新设计领域的发展,为文化保护和商业创新提供新的视角。

浅论陕北秧歌系统性保护的基本路径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受革命文化的洗礼,陕北秧歌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造,形成了拥军秧歌等现代表演形式的秧歌,促使整个中国秧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而在历史中做出巨大贡献的陕北秧歌在当今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要求下,也迎来的新的使命和机遇。本文旨在通过对陕北秧歌的现状分析,在尊重其传承与保护的基本原则基础上,探讨陕北秧歌的系统性保护的基本路径。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与乡村群众的思想改造

1943年前,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治理工作上遇到了多重困境,生产、军事、党政、文教多个方面的工作因为乡村群众思想上的保守与落后而进展缓慢或停滞,“群众脑子里的敌人”严重威胁到中共在边区的发展与生存。为了走出这一困境,共产党人将具有本土化、广场性和互动性的传统秧歌改造成为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新秧歌,由于这一新的宣传形式喜闻乐见,使得乡村群众在自愿参与的过程中自觉完成了思想改造,不仅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治理工作,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发展进程。

海阳秧歌剧中乐大夫服饰造型戏剧性分析

服饰造型的戏剧性研究在秧歌剧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海阳秧歌剧中乐大夫服饰背景文化、形成原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并将乐大夫服饰以其形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类。从不同时期服饰造型以及同一时期服饰造型所体现的戏剧性两方面对乐大夫服饰造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海阳秧歌剧中乐大夫服饰造型受独特的秧歌特征、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等影响,呈现民间社火性、尚武拥军性、齐鲁传承性等戏剧性特征。

从“亮宝”到蒲州伞秧歌的传承探究

蒲州伞秧歌作为蓬勃发展的民间舞蹈之一,承担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亮宝”的使命,却面临文化属性缺乏、本体灵魂缺失和艺术价值单一三个缺陷,导致其难以胜任传承任务。通过解析相互间的关系,理清了蒲州伞秧歌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从动作结构的提取、道具含义的明晰、民众思想的继承三个方面论述蒲州伞秧歌应有的内涵,重构其体系,推动实现蒲州伞秧歌传承“亮宝”文化的目标。

山西民歌《放风筝》的变体探析

放风筝在我国由来已久,最初由宫廷传至民间。至明清时期,不仅留下了许多关于它的诗词佳句,还逐步开始出现以“风筝”为题材的民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放风筝》在山西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变体民歌,它们遍及全省,兼具“相似性”与“多样性”。文章将重点围绕山西民歌《放风筝》的属性以及它的体裁、题材、内容、曲式、结构、唱词、衬词等方面研究它的变体特征。

人类表演学视角下海阳秧歌秩序与禁忌研究

海阳秧歌因独特的文化环境,使其继承了山东省自古以来崇礼重义的民风,传统的礼仪习俗给海阳人带来比其他地区更强烈的规范化与秩序化,并直接辐射于海阳秧歌的仪式性表演之中。基于此语境下,该文引入人类表演学的相关概念,以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为主要研究方法,试图重新审视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的民俗艺术——海阳秧歌,而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对其秧歌队进行的剧情表演的研究,还包括对其祭祖、祀神等仪式行为的研究,从而探讨海阳秧歌这一仪式性展演中秩序与禁忌的问题,分析其生成的原因,旨为海阳秧歌的民俗性认识提供参考。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困境思考——以胶州秧歌文化为例

胶州秧歌在300余年发展历程中,不仅是一项文娱活动,更是在发展中形成了胶州秧歌文化,成为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以男刚女柔、婀娜多姿的舞蹈动作和“抬重落轻走飘”“三弯九动十八态”的舞蹈风格蜚声海内外。该文全面分析了胶州秧歌文化发展存在的困境,主要包括:(1)文化主体困境,包括职业传承人与专业传承人的矛盾、追求理想与现实生存的矛盾、人才短缺与人才浪费的矛盾;(2)文化环境困境,包括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城镇化与乡土文化的矛盾;(3)发展传承困境,包括保护与创新的矛盾、文化自觉与自决的矛盾、破与立的矛盾。该文旨在引发人们思考,如何摆脱困境、保护与传承地方传统文化。

新秧歌运动:解放区抗战歌谣的新高潮

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最早的实践成果,解放区秧歌剧与新秧歌运动第一次较为科学地实现了传承借鉴中西音乐、戏剧、舞蹈、诗歌等文艺形式和艺术技巧的统一,实现了深刻的历史政治语境与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实现了抗战时期的时代旋律与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统一,开创了具有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文艺形态,也开启了解放区及新中国全民沸腾的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崭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