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uo模型同基于赫米特多项式Shan模型评估

研究了He-Luo模型和Shan模型,使用泊肃叶流动和顶盖驱动流对两个模型进行了对比测试,结果显示He-Luo模型计算比Shan模型快,Shan模型在高雷诺数时相对平均温度和平均密度的波动比He-Luo模型要大,He-Luo模型在计算不可压缩流动时的优势很明显。

明代江西族谱研究

明代江西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从“一本万殊”和“民胞物与”的观念出发,也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还受到欧苏族谱学影响,视修谱如同修史。明初族谱较简,明中后期族谱内容充实,收录对族人的规训。族谱修纂盛行,吉安府尤为突出。修谱求真者有之,攀附冒充者亦有之。修谱谱例谨严,保留了一些珍贵谱例。修谱经费、间隔与族谱保存方面的讨论较为充分。

中华和合文化源头新探

关于中华和合文化的源头,学者主要从其产生的时间和文化母体两方面考察,前者最早定位为伏羲时代,后者主要定位为龙图腾文化、“三祖”文化和天台山文化。和合文化源头的这些定位都有其不足,和合文化探源还可以从思想渊源和社会根源两个方面着手。河图、洛书蕴含了阴阳和合、五行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和合思想的“终极”源头;群体劳动中的分工协作关系,是中华和合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

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重要地位

我国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在河洛地区发现了众多聚落和都邑遗址,为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从文献考据可知,唐虞、夏、商、周四代之居大都在河洛地区。河洛地区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的重要聚落和都邑遗址,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充分表明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所具有的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地位。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核心区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早在西周时期,洛邑就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所在地,并形成了“择中建都”的传统观念。其影响所及,使作为“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从春秋、战国到宋代长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召诰》与《何尊》之宅成周

《召诰》历来被解读为对成王的训导,其实不然。《召诰》所记,是周公和成王对洛的争夺。七年,召公受成王命先相宅。周公后至,封锁新邑,祭天承命,作《多士》,殷民丕作。召公被困新邑十余日,出,复入,作诰殷民,要求拥护成王。《洛诰》是《召诰》的继续,记录了周公对成王的全面管束,成王来洛终又回镐。《何尊》所记,是八年三月,成王在洛为自己的王宅奠基,同年四月丙戌,成王大会诸侯,洛邑和新邑,合为新生的成周。成王在四年已完成元祀,成王五祀就是八年。

弘扬河洛中药文化的伟大意义

目的:探索中药文化主要源流的渊源和发展。方法:在对茶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从中药文化的历史、发展和当今情况进行了宏观分析。结果:河洛中药文化是中药文化中的主流,他对国内外的影响,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看,都是十分罕见的。结论:弘扬河洛中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比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战术上的建议。

新疆和田河中游和-墨-洛绿洲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通过对1973、1993、1999和2014年四期Landsat影像进行预处理和信息提取,结合气温与降水数据,探讨近40年来和田河中游和-墨-洛绿洲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近40年来,绿洲面积显著增大;2绿洲集中分布在山前冲积平原区,向西南扩张;3近40年来,气温上升,促进了绿洲的发展。

春秋时期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研究

春秋时期是河洛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这里的少数民族以戎、狄为代表，分布在以黄河为中轴线的山地丘陵地区，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恶劣，大多仍处于游牧阶段。其与诸侯国的关系是和、战并存。二者之间安和局面的出现既有诸侯国为了自身的需要而利用少数民族为其争霸服务，也有少数民族依附于某一强大诸侯国以求得庇护的因素。其衰亡既有自身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也有诸侯国统一战争的必然。

益气清利和络方联合离子导入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气虚湿热瘀阻证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益气清利和络方联合离子导入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气虚湿热瘀阻证的临床疗效及其对血清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及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的影响。方法:选取2014年7月—2015年4月在济宁市中医院肾内科门诊和住院治疗的慢性肾炎患者80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治疗组给予益气清利和络方联合离子导入治疗,对照组给予雷公藤多苷片治疗。结果:治疗组有效率87.5%,对照组有效率85.0%,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组治疗后IL-6、TNF-α、CRP水平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后24 h尿蛋白定量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益气清利和络方联合离子导入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气虚湿热瘀阻证疗效甚佳,可降低异常增高的炎性因子水平。

《河图》、《洛书》新探

"河图"在先秦最先指一种玉石或典册,后来演化成一种祥瑞。"洛书"的形成晚于"河图",其一开始就被当成一种祥瑞。在汉代,"河图"、"洛书"主要指祥瑞,到了刘歆才把二者与八卦、九畴对应起来。而纬书中的"河图"、"洛书"形式虽然多样,但内容主要是指帝王的受命之图,目的在于说明帝王取得政权的合法性。作为谶纬的《河图》、《洛书》最晚在战国末期逐渐形成,至两汉之际定型,其内容主要包括占星、地理、异闻等,与经学关联较少。这说明《河图》、《洛书》的形成虽然早于《七纬》,但其对《七纬》的影响可能仅在于占星、受命等方面,至于《七纬》中的经学思想则受其影响较小。

论河图洛书的哲学思维

河图洛书的原始传说以及历代学者关于河图洛书的文字解说和图像分析,表现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维。其一是时空论:河图洛书的图形表示方位和次序,是空间和时间概念的简明图解。其二是形质论:在《易》学研究史上曾有象数和义理两派,河图洛书的图形既展示象数,又深含义理,是关于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问题的形象表述。其三是知行论:传说伏羲据河图而创八卦、大禹据洛书而创《九畴》,这体现了《易经》的通变精神和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知行统一的思想。

胡煦易学的河图洛书观

胡煦是清初著名易学家,治易兼采汉宋,融合象数与义理,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胡煦认为《周易》为传道之书,阐述天人合一之旨,而欲明周易所传之道,必须从研究河图、洛书开始。他认为河图、洛书同为伏羲画卦之资,反对以洛书为作《范》之具的观点。关于河图、洛书的关系,胡煦提出“河图合而洛书分,河图先天洛书后天”,“图为先天是流行之气,书为后天是对待之形”,批评先天对待后天流行的观点。基于河图先天的看法,胡煦提出“先天河图无拆法”,批评拆补之说,提出羲图文卦的观点。

崤函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兼及崤函文化与河洛文化的关系

崤函文化是以三门峡地区为地域依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生长、发育及其衍变的种种文化事象的总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地域性文化。崤函文化滥觞于新石器时代,形成于两周,兴盛于汉唐,北宋以后陷于缓慢发展。在崤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它始终受到来自长安和洛阳两京的两股外引力,并以古道交通和两京锁钥的形式,与它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格局直接促成了双方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从整体上说,崤函文化的基本特征属于河洛文化,而从地域特色上来讲,则表现为一种复合型文化。崤函文化属于河洛文化亚文化区。

朱熹对邵雍先天象数学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从探究《易》之本义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邵雍的先天象数学,提出了《周易》本来是卜筮之书的思想,主张“三圣易”和经传相分,探析了河图、洛书及其关系,进而对伏羲画卦的内在机制以及大衍之数五十的来源做了阐释,从而不仅为象数易学增添了新内容,而且为学人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易》方法。

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

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

易学研究的新进展——千古《洛书》、《河图》与八卦关系的揭示

依据历史唯物论观点，把握我国远古无文字时期主要以图形与形象化数描述事物的基本特点，用图示形式分别论证《洛书》、《河图》与伏羲八卦的关系，揭示中华文化起源问题上的千古之谜。

从河洛文化看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河洛文化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这一区域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记载了现实生活的世俗场景,也展现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深厚底蕴,挖掘它对我国体育的平衡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共工氏地望考辨

共工氏是古史传说时期的著名部族之一,其事迹上及三皇,下至虞夏。相关古文献的记载表明,共工氏曾长期活动在河洛地区,豫西和晋南之间的黄河两岸是共工氏活动的中心区域,其它共工氏的聚居地是该部族的迁居地或扩展地。

河洛象数在组方配伍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河洛象数与组方配伍的关系。方法:站在河洛象数思维的角度探析临证案例,并结合小柴胡汤对其加以分析。结果:组方配伍剂量与河洛象数有关。结论:临证时可以根据脉象、症象、药象等河洛象数思维进行组方配伍,随证加减。

北魏京师洛阳与河洛文化

古都洛阳是河洛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心。北魏在洛阳建都历４１个春秋。以北魏京师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在复苏和发展了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吸收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吸收宗教及其他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以儒学为基础的多元文化，在河洛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块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