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才”到“三纲”:董仲舒王道观之嬗变

董仲舒王道观由“三才”向“三纲”之嬗变,蕴含着由法天以为仁到本天以立仁(人)的思想。这同时意味着“元”机展露与开显。纵向层面,董子之天备具了本然性根基,从而使天哲学乃至“天人一”得以确立;横向维度,天地人以及物共“元”之性而成“天下一”。董子王道观于“元”的确认中从终极意义上证成了王道本正的先天依据,并由此建构了“天人一”与“天下一”统一的“王天下”图式。

道之道与物之道:论老子作为原则的“道”

老子作为原则的道包括道之道和物之道,而物之道又包括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等。道的至上性、主宰性,决定了道之道只能是“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天之道、地之道都取法道之道,因而都是“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为道”,并且取法天之道,其道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过,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主观上“无为”、客观上“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的“无为”与“无不为”都是客观的,二者是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这显示出天之道、地之道、圣人之道与道之道的不同,也显示出地之道、圣人之道对于天之道的取法。就圣人之道中的“无为”而言,它在自然万物面前是被动的,在民众面前是主动的。道之道、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都具有“利他”精神。

“道”何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高原理?

春秋战国以降,“道”逐渐上升成为中国文化中的最高原理。然而,与希腊哲学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原理”概念相比,这个“原理”从来不是含义清晰明确的,也无法从中推导出一切人间事务的具体规则。因此,这个“原理”只能作为信仰来对待。道其实代表了中国人独特的信仰。道何以成为中国人的最高信仰?为何在人类其他文明中未出现此信仰?考察认为,在“一个世界”预设下,中国人的求“道”思维基于如下几重预设:一、天地或宇宙(世界整体)是一有生命的总体,这一生命机体有自身内在的目的和价值;二、天地或宇宙代表了无比神圣崇高的力量或权威,一切事物,包括人、社会、国家以及万事万物在内,都需要顺应着宇宙生命的整体目的而存在。正因为天地或宇宙作为一切人或物的唯一生存之所,它的存在必定会被认为拥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文章不是基于提供如何求道这样的实用追求,而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导致“道”兴起的文化预设或深层心理结构。

天道与人情:先秦儒家礼乐美学形而上之维释证——以《礼记》为中心

礼乐文化的天道本原以及天道本身的审美化特质决定了以《礼记》为核心文本所建构的先秦儒家礼乐美学必然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思想维度和超越性的精神内涵。按照中国哲学体用不二的显证方式,礼乐乃是一套交通天人、兼摄圣俗的价值系统和行动规范,而礼乐此种功能的践行机制在于一种可以“上下其说”的情感。情感不仅是人间礼乐的发生原理和功能依据,它更指涉、含蕴形而上维度而与性和天道紧密相联,在此意义上,情感因能同时涵盖形上、形下之域而成为主体在礼乐世界中接连天人的精神通路,故正确理解情感在礼乐文化叙事中的思想属性和价值特质成为把握礼乐美学形而上精神的关键所在。

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现代话语体系研究

席卷全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管理活动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促使管理理论必须随之创新。相对而言,天人相分的西方传统管理哲学思想长于建构“有为”管理体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为提高工业企业效率贡献了西方方案;“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长于建构“无为”管理体系,必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绽放异彩,为世界管理学贡献中国智慧。本文通过梳理东西方哲学分野,分析了建立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现代话语体系的必然性、实践路径及其理论升华的思路。

《易传》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认识

天、地、人三才各有其道的思想乃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的共识,但只有《易传》对此作了深入而一贯的探讨,从而影响深远。在《易传》那里,天、地既有其体,又有其德。天之体为阴阳之气,地之体为刚柔之质。阴阳之气实质上是能量与信息所构成之"场",而刚柔之质则是气的能量密集化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天之德为乾,而地之德为坤。乾是健动不息的创生品格,而坤则是厚德载物的接纳性品格。天地各有其能,各具其德,但只有人能够会通天地之能、合和天地之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的智能能够代替天地,因为人总是有其自身的限制,但人的存在也同样不是天地的重复,而是以其不同于天地的品格,与天地并列为三。

孔子与“天人之辩”

"天人之辩"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开创于孔子和老子。在孔子,"天"、"人"关系可以表述为:其一,"天"赋予了人类生活世界的规律、原则和理想,是谓"天道",并且通过特选的"人"赋予其"德"以作为"道"之"文"而彰显"天道"的存在,并且要求这个特选的"人"作为"天道"的担当者在人间实现"天道",从而成为"天"、"人(类)"之中介和桥梁;其二,但是,"天"在何时、选择何人作为"道"之"文"而彰显"天道"的存在,以及这个作为"道"之"文"而彰显"天道"存在的"人"是否还同时具有"王"之位、从而在人间实现"天道",那属于"天"的意志而不可知,是谓"天命";其三,"道"之"在",非"自在",乃"自为"而"在",作为"天道"的担当者,无论是具有"王"之位可以在人间实现"天道"者,还是仅仅作为"道"之"文"而彰显"天道"之存在者,其担当"天道"的方式都是"为",行天道之"行"是"为",显天道之"显"也是"为",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易纬》的气论及其哲学意义

《易纬》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吸收了道家、阴阳五行说、占卜、象数等思想,利用先秦气论资源,承创易学思维理路,对天道、人道进行了以气论为纲,以宇宙、生命、道德、治乱为目的系统思考,在易学体系内最大程度地完成了在宇宙、生命、道德、政治四方面的气本论哲学,阐发了本天道立人极,经人事法天道的天人哲学体系。

程颢易学思想管见

对于程颢易学思想,学界述及较少,本文仅从“生生之易即为道”、“天人一也”、“只心便是天”、“形上形下之辩”等方面入手展开讨论。程颢以易为道,认为道的内容即是生生,生生之易为道体,为天理。从具有普适性的道、天理出发,程颢提出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的思想。在天人关系中,程颢彰显了人的价值意蕴,认为“无人则无以见天地”,“人为天地心”,“只心便是天”。同时,以道、天理为基础,在道器关系上,程颢阐述了道器的清晰区分和真正关联,并更加重视道器的圆融为一。

从颜氏之儒的思想特质看其与易学的关系

颜氏之儒是颜回及其弟子所形成的学术群体,颜氏之儒作为传道之儒,继承和拓展了孔子天道性命的形上智慧,以自强不息、奋进不已作为人生信条,追求用行舍藏、乐天知命的人生境界,向往没有战争,没有纷争的大同社会。从颜氏之儒特征来看,它与《系辞》、《大象》、《彖传》、《文言》有着内在的联系,《系辞》、《彖》、《象》、《文言》、《序卦》有可能是颜氏之儒的作品。

传统医德思想探析

传统医德根植于传统哲学的思想中,形成了深刻的内涵、广泛的外延和完善的理论体系,表现出超职业道德的特点。就其内涵而言,在传统医德的视野里道德是医事活动中做人的道德,是"道"在医"事"中的具体体现;就其理论来看,传统医德以仁爱生命为主要原则,以仁心为人性基础,以天道为形而上依据,达到了体系完备的成熟形态。

论儒家自然哲学的天道时序观及其生态意义——以《易传》为中心

在哲学中,"天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性质和规律。关于天道运行的机制,易学自然哲学的说法是"神妙万物"。神是阴阳运行的微妙、神秘、不知其然而见其功的作用,也是变化的动力;天道运行所表现出来的节奏、节律、秩序以及由这种节律所决定的应该采取的行动则是时和时序。儒家自然哲学的时与现代牛顿时间观不同。儒家的天道观是有机的、内在的,人和自然可以相互影响的。其自然规律,是生态性质的,是一种稳定性,而不是超出人为控制的必然性;可以因人的不当行为而遭到破坏。儒家自然哲学对于天道的这种认识在历史上产生了敬畏自然的生态态度,对于当今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崇信盲人现象的文化解释

传统中国人多信盲人算命相或求卜预言,形成为影响深远的社会风俗。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文化根柢和悠久历史的问题,是传统文化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崇盲现象在实质上揭示了中国思想文化中长期存在的崇尚内明的重要特征。对传统文化中信盲、崇盲、问卜于盲的现象进行探讨,目的在于揭示崇瞽传统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延存的思想根源。

荀子的“先王”“后王”说与辩证道统观

荀子的政治理论既主张"法后王",又坚持"法先王",两者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却体现了荀子"先王""后王"一以贯之,既坚持前代传统,又与时俱进的辨证道统观。这种辨证道统观是荀子在割断了"天道"对"人道"的神秘制约关系之后,对儒家政治学说以"道统"制约君权做出的一种理论安排。

儒家“诚”范畴的发展

儒家的"诚"范畴自其产生后,在宋明时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宋明理学对"诚"如何贯穿"天道"、"人性"作了具体的阐释;另一方面,宋明理学对"诚"的道德内涵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种发展使"诚"的内涵更为丰富,更为完整。

论人文学作为“精神科学”——兼论中国人文精神教化之学的特质

人文学以探究人的超越精神性存在为依归,在研究宗旨上与通常的"人文科学"研究区分开来。人文学作为实践智慧,既是精神教化之学,亦是精神教化之道。中国哲学有悠长的精神教化传统,它追求人道与天道的合一,认为人是具有"性智"的动物,主张"转识成智"。作为人文教化之学,中国哲学是即哲学即宗教的,其特点是讲究知行合一,提倡修行,并将人的超越精神性存在归结为存在信念。中国人文教化之学重视文与道的统一,以文载道,道以文显,从而中国人文教化之学与诠释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论中——兼评程、朱对“中”的严重曲解

中道即指天道。之所以称“中”,是因为天道运行具有精准守信、不过不忒的品性。人能精准如实地、恰如其分地把握和实行天道,就是合于“中”,就是奉行中道。这两层意思都可以用“无过无不及”之“中”来表述。所谓“调和、折中、平衡”,都不是“中”的本义。程、朱用“不偏不倚”释“中”,是对中庸之德的极大歪曲。

《易传》人性论探微

对《系辞》等传中论及人性及其与天道之关系的文字，古今学者的理解各有心得。作者认为，《系辞》论性语义为：一阴一阳的运行变化称之为道，人从天道变化中得到了善，人性使天道赋予人的这种善得到了完成和显现。并且认为，《易传》、《中庸》、《孟子》实际都是认为“性自命出，命从天降”的，都是在人性与天道有一致性的意义上肯定人性善的，故否定《易传》有性善论，以为《易》、《庸》、《孟》的人性说致思路数不同的观点，都是不合实际的。作者又认为，将天道赋予人道正义的意义又返而以支撑人道原则，自《易传》已然，宋儒的天道性命学说与此是一脉相承的，故否定理学与先秦儒学的联系也是不合事实的。作者还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宣扬性善论的主题是弘扬理性，强化人们对人道的自觉与自信，其中凝聚的积极善良的正气，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元神。

论俞琰理不外象、援易入丹的易学诠释取向

俞琰的易学思想包括对易学理论本身的探讨和援易入丹两个方面。在易学理论本身的探讨方面,他本着"辞必本于画,理不外于象"的原则,以经传文本为根据,择取自汉至宋的象学体例,对卦爻取象进行了阐发,并探讨了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提出太极之数是大衍之数形成的先天理据;在援易入丹方面,他以易学服务于内丹修炼学,引入太极之道,为内丹修炼学找到了先天的根据,借助易象、易数、易图阐发了内丹学理论,揭示了道教内丹学与易学在义理上的相通无碍。他的易学思想不仅有功于易学,还推动了道教内丹学理论的发展,对后世道教易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还原设计本色——“绿色”视野中的设计困惑与超越

当代设计常喜欢冠以"绿色"之名,流行观念中这种绿色设计的困惑在于其设计本色多"彩"而"相"殊,或"白"而轻"技"、"赤"而重"用"、"黄"而嗜"肉"、"黑"而失"义"或"绿"而悯"天"。当前绿色设计的超越只有奠基于"道-天-地-人"共域之上才能真正走出天、人两分的窠臼,筑就彼此共生、共荣的世界,这对国家低碳经济战略的实施也不无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