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型贷款与企业创新问题的研究——基于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的分析

伴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企业创新活动对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影响越发明显,目前鲜有文献关注不同来源的资金在创新决策与创新能力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关系型贷款是一种引导资金进入生产性投资的机制,本文将通过采用中国中小企业的样本来研究关系型贷款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并对企业—银行间联系对创新决策和创新能力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行区分。结果表明关系型贷款不仅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决策,而且还有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而且关系型贷款对于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创新选择与创新能力都起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对于带动和促进我国中小型企业的产品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婚前同居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基于Heckman二阶段模型的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初婚年龄持续攀升,婚前同居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那么婚前同居与初婚年龄之间有没有关系?本文基于婚前同居对离婚影响的选择假说与经历假说进一步探讨两种假说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选择假说认为同居者自身特征促使他们追求思想解放,消极地影响着婚姻稳定性,因此与其同居伴侣之间并不想建立一个长期的契约。由此推测这些积极影响同居的特征因素会给结婚带来消极影响,婚前同居就会推延初婚年龄;经历假说认为共同生活的经历将会改变同居者对婚姻的认识,他们不再强烈地致力于追求婚姻的身份。他们将会接受婚前同居这种暂时性的本质。很多夫妇认为同居提供了一个婚姻的替代品,结婚的欲望由此下降。因此这也将推延初婚年龄。除两个假说外,同居者想要通过同居搜集更多对方的信息,这种想要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想法也将推延初婚年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2010年CFPS抽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纠正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带来的偏误并检验婚前同居推延初婚年龄的研究假设。研究结果发现婚前同居使女性与男性的初婚年龄分别推迟了0.415岁与0.868岁。在控制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后,婚前同居对女性与男性初婚年龄的影响仍然很大且显著,初婚年龄分别推迟了0.431岁与0.890岁,证明婚前同居将会提高初婚年龄。这进一步明晰了婚前同居在我国家庭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婚前同居对初婚年龄的推延作用无疑为我国全面二孩政策下出生人口数量增长带来消极影响。

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选择策略与偏向——基于企业异质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检验

文章以财政分权与任期考核为背景,采用2000-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建立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决策模型与研究假设,实证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对地方政府财政补贴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于从事出口的企业、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补贴倾向。回归结果也表明地方政府会选择对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进行补贴,而企业规模与企业盈利能力则与补贴选择与补贴程度呈现反向关系。

基于Heckman二阶段模型的生猪养殖户经营规模选择行为研究

笔者利用吉林省10个县、40个村生猪养殖户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分析生猪养殖户对经营规模选择行为的决策机理,并对影响生猪养殖户选择经营规模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农户信贷选择及信贷可获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天津市506个农户的调研数据

基于天津市6个郊区县506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选择及信贷可获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选择还很有限,而且信贷可获性较低。在分析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选择时,农户家庭收入、对信贷政策的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来源、生活必需品支出及距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远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农户信贷可获性分析时,劳动力人数、年生产经营支出和教育支出、对信贷政策的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龄、土地经营面积等的影响为负。

城镇郊区农民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的务农与务工行为选择是深层次理解我国当前面临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城镇郊区农民群体所处区域的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其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的异质性。本文以四川省崇州市各乡镇郊区农民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调查研究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其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已经不再是影响农民务农或务工行为选择的最为关键的因素,而性别、婚姻、健康与消费状况等个人因素和耕地、家庭经济地位等家庭因素则对其行为选择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进而从行为选择的引导机制、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角度提出引导城郊农民进行恰当行为选择的建议。

复合型林下经济行为选择与农户增收分析

发展林下经济成为林改后促进农户增收和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出路,但是农户发展林下经济的行为抉择却受到内外在因素影响而面临诸多困难。为此,以山西省沁源县为例,借助Heckman两步法从微观层面对农户是否选择参与林下经济和影响林下经济效益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健康程度、外出务工收入、种养殖经济效益、政府扶持力度、林地面积对农户是否选择参与林下经济和林下经济收益高低有重要影响。最后基于研究的重要结论提出发展林下经济的政策建议。

慈善捐赠、利益相关者动机认知与企业绩效——基于Heckman二阶段模型的实证研究

将社会心理学的归因和怀疑理论运用于慈善捐赠领域,从利益相关者认知一致性的独特视角深入考察企业从事慈善捐赠活动的经济后果,以期为揭开不同企业同样实施慈善战略但捐赠效果却大相径庭的谜团提供新的思路。利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层面不一致的表现会导致利益相关者产生认知冲突并引发其对慈善动机真诚性的质疑,进而影响捐赠的战略效果。

农村老年人劳动就业选择的问题研究——基于CLDS2019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追踪调查(CLDS) 2019年的数据,通过构建农村老年群体的劳动就业行为选择和收入获取联立方程,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其劳动就业选择行为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已经不再是影响农村老年群体参与劳动就业选择的关键因素,而年龄、健康、工作经验等个体因素和家务劳动时间、家庭农业生产、家庭成员退休收入等家庭因素则对其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因此,从农村老年人劳动就业参与选择行为的引导机制、农村社会和家庭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农业经济政策的调整等角度,提出引导农村老年人进行恰当的劳动参与选择的建议。

与汉族通婚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

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汉族通婚可以帮助其掌握汉语知识,提高劳动力市场优势;另外还可以帮助其完善原来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而更好地适应城镇社会。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与HECKMAN二阶段模型检验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汉族人口通婚将会增进其在城镇地区社会融入这一研究假设。研究发现,与汉族通婚确实提高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少数民族人口在城镇地区社会融入程度的提高推进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以成都市为例的蜀绣产品购买用户特征和前景创新发展

蜀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也是四川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被誉为“蜀中瑰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智能化生活的发展给蜀绣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文章采用问卷调查及线下采访的方式,了解大众对蜀绣文创产品的好评度和关注点,以及蜀绣相关从业者的现状,并结合购买者的建议对蜀绣产品未来的发展策略提出了若干建议。

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

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调查问卷,综合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主成分分析和比较分析法,分析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其农地转出的响应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的总体水平和农地转出比例均较低;对农户整体而言,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升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对土地政策认知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力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特征、区位因素和社会保障的作用程度相对较大,资源禀赋的作用最小。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应提高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农民工婚姻状况对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2015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所做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通过非参数统计方法和Heckman二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四个城市生活和工作压力造成了农民工初婚年龄相对其他城市较大;(2)受教育程度、收入、支出等因素与初婚年龄均呈正相关性,同时女性农民工初婚年龄略早于男性;(3)四个城市对于农民工初婚年龄影响因素略微存在差异,反映出地理位置差异对农民工自身生活存在一定影响。提高农民工婚姻质量,需要有关部门推出相应政策加强引导,同时也需要社会的关心与努力。

我国专利侵权赔偿制度实施效果及法定赔偿数额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意义]2015年12月2日,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公开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8条,拟对专利侵权赔偿制度进行重大修改。但是,自200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专利侵权赔偿制度实施效果如何,一直以来缺乏实证研究。[方法/过程]以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318份专利侵权赔偿判决书为样本,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现行专利侵权赔偿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研究影响法定赔偿数额的主要因素。[结果/结论]研究结果发现:虽然《专利法》第65条的立法目的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完全实现,但是专利质量和案件复杂程度对法定赔偿数额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国际化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14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检验了企业国际化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研发支出与企业国际化决策呈倒U型关系,与企业国际化能力呈U型关系;劳动力和资本对企业国际化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补贴对企业国际化决策和企业国际化能力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生产成本对企业国际化能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细分行业的企业国际化决策和企业国际化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合理确定研发支出规模区间,合理安排政府补贴规模和结构,合理控制资本投入规模和生产成本。

关系型融资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

基于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通过运用Heckman选择模型和条件Logit模型,对银企关系长度等指标进行了测量,采用两阶段估计法对企业成长能力进行了分析,将传统中小企业与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对比,探讨了关系型融资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传统中小企业,关系型融资对其成长能力的影响不大;而关系型融资对于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成长能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对于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主银行贷款份额、贷款银行数量、银企关系长度等指标与企业成长能力正相关,而对于传统中小企业,只有关系长度的影响较为显著。最后,为促进银行更好地开展关系型融资,提出了相关建议。

贸易信贷、产品多样性与企业中间品进口

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研数据,采用赫克曼两阶段选择模型从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视角实证考察贸易信贷对企业中间品进口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信贷显著促进企业对中间品进口的选择和中间品进口数量的增加,且在产品多样化、小企业份额大、成长机会高及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的行业中,作用效果更大。分样本结果说明,相比于未能获得银行信贷的企业,那些因本身资信良好从而获得银行信贷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如生产率等方面的领先,而贸易信贷对其促进作用也因此更明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对进口行为影响的分析结论表明,金融服务发展水平越高,贸易信贷更能有效促进企业中间品进口。

土地转出农户权益纠纷与维权策应的双重探因——基于全国1030份农户的数据检验

减少土地流转权益纠纷和维护流转权益是保障土地转出农户权益的重要方式。构建“土地流转行为、流转环境→流转纠纷”与“流转纠纷、社会资本→纠纷维权”的分析框架,基于1030份农户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权益纠纷主要归因于经营业主,且权益纠纷发生后维权行为主要选择第三方调解;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权益纠纷的因素包括“价格确定方式、流入方个数以及流转环境”等因素,影响农户维权行为的因素主要包括签订合同者、获取流转信息难易程度、流转程序认知和乡村精英作用,而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纠纷发生后的维权行为。基于此,提出将土地流转合约纳入征信管理系统、深化土地流转市场建设,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建立精英参与治村的机制,以期降低土地流转权益纠纷,提升维权成功概率,保护好土地转出农户的权益。

农户分化与政策认知对农地流转意愿及行为决策机制的影响——以山东省五莲县为例

从农户分化的视角探究影响农地流转意愿及其行为决策机制的不同作用因子,为科学认知农户层面的农地流转机理和提高土地政策实施绩效提供参考依据。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的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161份有效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Pearson相关显著性分析等方法,研究农户分化、土地政策认知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职业多样化、农户阶层分化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与行为不可忽视的因素。(2)农户认知、家庭特征和社会保障等因素对农地流转意愿及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农户的政策认知程度与意愿的相关性最为显著;家庭特征中的受教育程度对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最大。(3)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尚不规范,缺乏相应的服务平台。据此提出,农地流转需重视农民阶层分化的现实影响,同时要提高农民文化素养,加强地方政府土地管理与服务引导职能,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农村土地规范化流转。

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对真实盈余管理治理的替代效应研究

文章以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内外部两方面着手,通过OLS回归和Heckman二阶段回归,研究了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是否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进一步探讨了两者之间具体是以替代还是互补方式来发挥作用的。研究发现:媒体关注以及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均可以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并且两者的抑制作用存在替代效应,即媒体关注可以有效降低由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而诱发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