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 Basin from the State of Xi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 B.C.)

The State of Xi was a small kingdom in ancient times located between the Yangtze River and Huaihe River. It was overturned by leaders from the State of Chu in 680 B.C. This bronze basin, the only unearthed relic from the State of Xi, is 21 centimeters in girth, has a lid with a bugle-shaped handle and two symmetrical handles on the sides. The bottom of the basin is engraved with the characters meaning "Xing, the king of the State Xi has this as his food basin."

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由守土到开疆:春秋时期列国疆域观念的转变

春秋时期,周王朝固有的政治结构发生变动,原属王朝地方行政单位的诸侯国各自发展,不断完善主权,充实封疆。诸侯、邦君过去作为周王的下属,其主要职责是“正封”,即治理封域,至春秋时期则转为“启土”。出于经济及安全方面的考虑,列国不断拓展疆域,成为拥有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与社稷血食相比,开疆拓土变得日益重要,“启封疆以利社稷”成为统治者侵逼他国的借口。贵族阶层流行以“启方”“启疆”等命名,反映了开疆拓土已成为春秋贵族社会的主流追求。列国对疆域安全愈加重视,部分贵族主张“守在四境”及“土不可易”,将疆域视为一个整体,并认识到即使是外围边域亦具特定价值,不可轻弃。

春秋时期的共同性思想刍议——以《左传》《国语》为中心的探讨

春秋时期是早期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前奏阶段,在共同性思想上既有对上古三代依据血缘、亲情的祖先神信仰、礼法制度、德行教化等的继承,又呈现出从重血缘、亲情的礼法向重才能、相对平等的法治等新思想演进的趋势。就传世文献看,春秋时期所关注的共同性思想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重大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另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饮食、音乐等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就春秋时期达到共同性的路径而言,主要是依据血缘、亲情的礼治和依据功利、能力的法治两大类。前者是规范社会生活、达到人际亲和关系的基本路径;后者更多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达到共同性的路径。春秋时期开启了关于共同性思想本身内涵的讨论,比如辨析“同”“和”“比”“党”等标志共同性思想的观念之间的差别,这些围绕共同性思想内涵的讨论是对思想观念本身的反思,亦是先秦诸子相关思想的源头。

春秋时期鲁公室公族作家群体与世族文学考论

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态逐渐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渐次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就公族作家群体的构成成分而言,“孝族”“桓族”皆为春秋前期逐渐形成的早期世族,至春秋中期开始,“桓族”不仅在政治上逐渐开始专权,而且在文学创作方面成果亦非常突出,而“孝族”“庄族”“文族”及其他公族不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文学创作方面则亦渐次淡出;就公族作家群体的创作动机而言,完成了从维护公室为基本宗旨向认为公室“天禄不再”的转变,进而认可“三桓”专权;就其创作话语而言,以“礼”“德”“孝”为中心话语,彰显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文化氛围;就其理论体系建构而言,提出了“鬼道”“人道”之别说、“二德”说、“三德”说、“六德”说、“七德”说、“飨义以昭德”说、“吉德”“凶德”之别说、“男”“女”之别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说;就散文体类而言,以“议”体、“对”体为主,兼及“上书”体、“讼辞”体、“载书”体等文体。

春秋时期与忠的道德内涵的定型——中国传统忠德溯源之三

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和夏、商、西周的发展,忠由一种道德意识发展为一种道德观念,并在春秋时期完成了道德化的进程,成为一种内涵丰富、践行主客体及对象明晰的道德规范,实现了传统忠德基本内涵的定型。春秋时期,忠德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为上者对社稷和人民的利国利民之忠,也包括涵盖公平正义内涵的公忠精神,更包括与人忠、为人谋忠的尽心竭力之忠。春秋时期的忠德内涵型范了传统忠德基本内涵,以后无论忠德如何变迁,其基本内涵没有突破春秋时期确定的忠德内涵的范畴。

商周春秋语言演变探略

语言演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春秋时“礼坏乐崩”,官府之学走向民间导致了春秋雅言取代商周古文的汉语语体第一次变革。《今文尚书》中不少词语是商周古文,春秋后罕用,反映了商周时期的语言面貌,具有上承商周下启秦汉的过渡性,从中或多或少可见商周与春秋后汉语的演变。

情理司法抑或经权司法:立足宋代的理论与实践辨正

情理司法通常被作为传统中国司法的代表性模式来讨论,但这种学术概括存在时空局限和理论缺憾。在时空上,情理司法说主要提炼自明清司法实践,难以融贯解释此前,尤其是宋代的司法模式。在理论上,它难以解释情理司法源于何种理论及其在整个国家司法制度中的功能、作用和旨趣等核心问题,还会带来理论误导和价值遮蔽。追根溯源,情理司法根源于传统经学中的经权理论。传统经权理论在宋代获得了实质性发展,从中可以提炼出义统经权、权即是经、情时而权、圣贤行权等创新性命题。宋代士大夫官僚作为新经权理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将其引入司法实践,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经权司法模式,并呈现为怀法用权、缘情用权、相时用权三种运行机制。宋代经权司法是在守法的前提下,因个案之情、理、时等因素而行权裁判,目的是补救机械守法裁判之弊,让司法合于中道价值。由于经权司法主要体现为缘情理而行权,所以常被称为情理裁判,进而被概括为情理司法。正本清源而言,宋元明清时期的经权司法是儒家经学影响司法实践的典型形式,与汉唐时期的春秋决狱共同构成了帝制时期传统司法中的救弊型司法,二者均属于特别司法模式。

两周之际政局与郑武公霸业先兴——兼论“郑庄小霸”之得失

周幽王废嫡立庶,酿成地方诸侯与西北戎人的联合灭周祸事,连带引发两周之际的政治地理危机,不仅由此开启诸侯竞相争霸的历程,而且随着岐丰大本营的丧失和周平王权威地位的下坠,为西周王政向春秋霸政转变打开了缺口。一方面,周末政治空间失序,以洛邑为中心重构新的封建藩屏网络,为中原郑国的崛起提供了地理优势;另一方面,拥立周平王并辅其东迁成功的二号人物郑武公,一身兼领王官伯与方伯双重身份,在秦、晋等大国受困于内忧外患的空档期,大兴“尊王”之举,复有“正东方之诸侯”的机遇,积极实行联盟策略,实已开启霸政先声。至其子庄公时,郑因桓王夺政事件而丧失一贯的王官伯地位,更全力向外服诸侯和方伯身份转型,结强援、伐弱旅、败戎夷,乃至“逐王于葛”,堪称小霸列国间。然而,郑庄霸业是以挑落王室权威、败坏旧有传统而以强力实现,难以得到诸侯公认,最终因庄公谢世后郑国内乱而无以为继。自此以后,春秋霸政进入一个力、德相配,尊王、攘夷并行的更高阶段。

论春秋霸政政治合法性的构建

春秋时期,王权衰落,霸业迭兴。而自齐桓公首次称霸开始,春秋诸霸不仅着力于邦国内政改革、对外战争、会盟称雄等政治硬实力的强化,也极为重视包括天命、礼制、血统、伦理等因素的政治合法性构建。春秋诸霸在继承西周天命观基础上接受周王室的“天命未改”,也通过宣扬本族群乃受天命而为其霸业找寻信仰理据;春秋霸制源于西周时期的方伯制度,其循“尊王”原则,以周礼为法理依据建构政治合法性;春秋霸主利用重申血统增强族群认同,并在德性政治和个人魅力的塑造中宣扬其霸业的伦理性。作为国家“柔性治理”的部分,春秋霸政的政治合法性构建不仅维护了王权衰微背景下诸夏共同体的相对稳定,也为战国诸子付诸政治实践、升华多元政治学说提供了经验。

春秋“九州”观演变与中国早期国土称谓

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相互证明,中国夏代前后曾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洪水灾害,故“禹画九州”并非虚构而成。“禹画九州”相关传说在商周时期便已盛行。春秋以降,“禹画九州”传说经过传播与改造后演变为夏人祖先大禹治水后分布的国土。春秋时期“九州”观演变为三种含义:一是夏代的国土称谓,也称“禹迹”“九有”“九围”“九域”“九牧”“九鼎”等;二是地名,即炎黄部落后裔共同生活区域,具体在今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地区;三是州邑名称,其地望在今河南南阳地区附近。“九州”作为中国古代早期国土称谓,对中国古代多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春秋时期东夷与淮夷贵族墓葬用鼎比较研究

淮夷与东夷族同属周代夷人的支系,两者关系密切。东夷与淮夷邦国贵族墓葬在基本用鼎组合上具有一致性,都使用形制、大小相同的偶数组合列鼎。但是,东夷族还使用形制、大小相同的奇数组合列鼎,且有多套列鼎共用现象,每套鼎还有数量的差异。淮夷邦国普遍仅使用1套2鼎列鼎,不同等级贵族列鼎数量、套数无明显差异。另外,兽首牺鼎的使用成为淮夷群舒贵族墓葬用鼎的独特现象。这些礼俗异同折射出春秋时期东夷与淮夷邦国在文化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德刑对立:春秋霸政时期治政理念的一个切面

德刑观念不仅是先秦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主题,也是先秦治政理念的重要体现。随着春秋霸政时代的到来,传统以明德慎罚为主的德刑观逐渐衍生出德刑二元对立的结构。从德刑功用层面看,作为二元对立的德与刑既可以用来处理国中朝内外的政务,又可以处理列国之间的政事,还可以作为一种处理夷夏关系的策略;从各诸侯国的执政理念看,针对一些秉掌国政的君主、正卿重用刑罚巩固权力的现象,一些卿大夫为了缓解矛盾、实现权力共享,对执政者提出了“修政德,禁淫刑”的治理方政;霸政过于注重兵刑等手段,也引起了一些弱小国家及卿大夫们的不满,他们对霸政中“不务德而兵争”的理念也提出了批评。可以说,二元对立的德刑观是我们了解先秦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曾伯[雨桼]簠及相关问题的再认识

文章通过对传世曾伯[雨桼]簠相关著录的梳理和考证,细化了其流传过程,认为器身的铸造痕迹进一步佐证了该器的真实性;并且根据器形与纹饰特征,将该器年代限定在春秋早中期之交;此外,又根据考古和金文资料的对比分析,认为曾仲斿父和曾伯[雨木水]并非曾国国君,两座墓葬所处的苏家垄遗址在当时应是一处直接控制铜料冶炼生产的封邑。

春秋时期的贵族“出奔”与早期国家政治控制

出奔事件大量出现于春秋时期,与当时国家结构变迁和国家权力体系变化密不可分。王权衰微,周室控制能力下降,一体化国家结构逐步解体,各邦国纷纷独立发展,形成了有利于出奔的政治真空地带;血缘政治的弊端凸显、各国君权下移,无法规范贵族政治参与行为,经常引发全局性的政治动荡,以致出奔连绵不断。到了战国时期,列国兼并加剧,独立政治实体减少,出奔者的选择空间大幅限缩;各邦国权力体系全面加强,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冲突保持在相对可控的状态,引发出奔的诱因也大为消解,出奔频次降低。出奔现象的盛行和式微,正与早期国家结构和权力体系的阶段性发展特征相对应。

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粮食作物与储藏

粮食是国家生存的保障,贮藏粮食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十分重视粮食作物的生产,是著名的旱作农业区。燕国主要以种植旱地作物为主,粟、黍、菽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麦、麻等处于从属地位,而粮食作物的种植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燕人多用石制的杵、臼、磨盘、磨棒对谷物去皮脱壳,战国时期石磨极可能已经被使用。燕国的储粮方式多样,贮藏技术较高,主要通过障侯城堡、窖穴、仓廪进行大规模的贮藏,容器多用于临时贮存。“右廪”是燕国重要的储粮和管理机构,同时兼具制器功能。司徒极可能主管燕国农业,下设直接管理仓廪的官员。粮食作物的多样化和大规模的储粮成为燕国备荒、备战的重要手段。

浅析春秋战国间筑堤理念的转变

水患从古至今一直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筑堤是一种直接有效的防治方法。战国中期以前,人们普遍持反对筑堤的理念。大禹治水传说表达的就是筑堤失败、疏导有效;“川壅而溃”是被广泛应用于劝谏的一个比喻;不筑堤被写入春秋列国公约,要求各国共同遵守。到战国中期,反对筑堤的理念发生转变。齐、赵、魏等国纷纷大规模筑堤;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记载了大量的筑堤经验;出现白圭等筑堤专家。影响理念转变的重要因素包括:周王室衰微、秩序失衡导致各国自利;诸侯国争相发展带来土地紧张;筑堤技术的提升、实用化思想的兴盛减小了筑堤的阻力;上游生态环境破坏、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和战争破坏导致水文情况恶化等。

春秋时代的诗学传统——先秦儒家诗学传统的思想基因

春秋时代诗学传统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从诗学结构来说,产生了“风”“雅”“颂”结构,“诗”与“礼”“乐”相对独立;从诗教观念来说,“诗”不仅成为独立的教学科目,也成为周人秩序与价值的渊薮和载体;从阐释方法来说,形成了“歌诗必类”“赋诗断章”“微而昭矣”阐释方法,以及相对固定的引诗结构,它们共同构成了春秋时代诗学传统。春秋时代诗学传统是孕育先秦儒家诗学传统的思想基因,为先秦儒家诗学传统“哲学的突破”做了形式上的铺垫和准备。

宝鸡旭光M19及关中春秋早期戎狄遗存刍论

宝鸡旭光墓地石椁墓M19的葬俗和随葬品形制独特,是典型的戎狄文化墓葬在关中的首次亮相。其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蒙古宁城南山根石椁墓及出土文物具有相似性,可能早到春秋早期。结合韩城梁带村、澄城刘家洼芮国墓地出土的与戎狄文化相关的金器、铜器,以及其他零星出土文物,可以对关中地区春秋早期或略晚的戎狄文化遗存的基本特征、分布状况、文化属性等有初步认识,进而了解此期戎狄人群、文化与中原周秦文化的交流、融合,及其在关中东周早期社会格局中的地位及影响。

章太炎论董仲舒

章太炎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董仲舒的文章,但是在一些著作中对董仲舒进行了评判。章太炎在政治方面批判董仲舒为专制大一统帝国提供思想武器和主张“独尊儒术”等,其批判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学术层面对董仲舒的评判有褒有贬,对“春秋决狱”的批判则有些偏颇;在论述董仲舒与儒教乃至宗教的关系时,成功地运用了哲学和宗教关系的近代哲学原理,并有所发展和突破,值得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