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竹取物语》中的中国阴阳五行思想

《竹取物语》作为日本物语文学的鼻祖,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在有关阴阳五行思想对其影响的研究中,日本学者提出了卦象说、五材说,而中国学者几乎尚未涉及相关研究。本文将在此基础上,首先指出《竹取物语》是在平安时代阴阳文化盛行的背景下成书的,然后阐述并提出主人公辉月姬的出生、化身和人物关系所体现的阴阳五行思想,同时在日本学界提出的五个求婚故事的“五材说”的基础上,提出“五德说”。

日本平安宫朝仪正殿的“名”“物”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古代朝仪空间是国家政务核心空间,亦是重大典礼的举行场所。日本有“千年古都”之称的平安京仿唐长安等中国都城而建,其朝仪空间深受中国影响。但平安宫朝仪空间的正殿大极殿却并非直接承继唐长安的朝仪正殿,而是在名称上采唐长安太极宫太极殿的“太极”之名,在建筑形制上用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的“含元”构造。本文通过“名”与“物”的比对,分析了日本平安宫朝仪正殿的“名”“物”差异,由此可知日本对中国文化承继的历史性差异。平安以前的日本对中国文化已经形成高度认同,这种认同支撑“大极”之名在律令时代后成为朝仪正殿之名。另一方面,8世纪时期遣唐使在长安直面的含元殿,其建筑形制成为了当时日本朝仪正殿营造过程中的仿照对象。“大极”之名的使用,有日本自身的历史传承作用影响,而“含元”之制的建构,是彼时唐大明宫对东亚地区宫城影响的结果。

日本“女性日记文学”经典化试析——自产生至二战前

诞生之初未被纳入批评视野的"平安假名日记",经过"国学"、"国文学"运动的推升,作为"国语"的基础——"和文",以及描写了所谓的日本的"国民性"而受到高度评价,最终成为作为"制度"而被创造出来的"国文学"的一部分,被经典化为"平安女性日记文学"。

隋唐长安城市规划中的模数制及其对日本城市的影响

在东亚,城市建设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中国城市经历了重大变革和细微的演变,这些变化有时是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某些时候是由于统治者的意愿或是受到规划者个人智慧的影响。本文从都城长安的城市布置,推测出隋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原型。建于新纪元开端的长安城,折衷都城规划的两大传统,以模数制为基础,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城市模式,并以之来回应新王朝的勃勃雄心,它的规划深刻影响了东亚城市的演化,八世纪日本的平城(奈良),长冈和平安,以及渤海帝国的五都,皆以其为范本。[1]

日本平安时代对中国文学的移植与创新

平安时代是日本民族文学觉醒的时代 ,该时代前期日本文学的主要特点是对汉文学 (中国文学 )的吸收和借鉴 ,自从 894年菅原道真提出“和魂汉才”的主张 ,并建议朝廷废除遣唐使制度开始 ,日本文学开始摆脱汉文学的重压 ,走上了民族文学发展之路。

关于平安迁都的宗教原因

日本古代虽迁都频繁,但由宗教原因而导致的迁都事件,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佛教被定为国教后,其政治干预力量日趋强大。随着"政教合一"局面在奈良的愈演愈烈,"律令政治"逐渐衰微,天皇政治亦受到了空前的威胁。由僧人导演的一幕乱政闹剧,终于使新天皇痛下决心,将都城从奈良迁往平安。平安迁都,有效地抑制了佛教的政治影响,在恢复"律令政治"的同时,也使新都城在格局上发生了与以往反差鲜明的巨大变化。

论日本平安时期女性文学的繁荣

日本平安时期是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如紫式部、清少纳言等等一大批杰出的女作家,形成了一个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女性文学的繁荣景象,这与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社会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特异现象的出现,与平安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摄关政治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日记与日记文学的影响

日本古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摄取、模仿、消化、吸收到最后形成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学这样一个过程。平安时代的日记与日记文学便是这种文学发展轨迹的最好证明。如果说平安时代的日记是由中国古代日记发展而来的话 ,那么到了日记文学阶段 。

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神佛习合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神佛习合思想是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奈良平安时期作为民族宗教的神道这一日本本土文化在吸收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以神佛习合这样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使得作为本土文化的神道得以延续和发展。探讨奈良平安时期的神佛习合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析该时期神佛习合思想形成后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日本神道和日本佛教。

日本平安朝斋院文学沙龙考

日本平安时期,后宫文学沙龙的兴盛成就了贵族女性文学的繁荣。作为后宫文学沙龙的延伸,以皇女为中心的斋院文学沙龙亦不容忽视。以平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大斋院文学沙龙以及六条斋院沙龙为中心,就斋院文学沙龙的形成、具体文学活动及其特质展开考察,分析其对平安朝贵族女性文学的积极影响。

国风文化对日本平安时代教育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平安时代中期以前日本一直盛行"唐风文化",但在中期以后却盛行"国风文化"。在此影响下,日本平安时代的教育也从"唐风"盛行时的移植、模仿中国教育走上本土化道路,并形成以"和魂汉才"为核心的教育兼容特征,进而为日本近代教育"和魂洋才"指导思想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清少纳言与日本随笔文学

清少纳言是日本平安时代的著名歌人。她的《枕草子》为日本随笔文学的发轫之作。作品以日记、随笔等形式,表达了作者对宫中生活及自然风物的直观感受和审美理念,对日本随笔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

平安时代的女性日记文学

本文以平安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日记为中心 ,考察了这个时期女性日记文学的产生、内容、艺术特点以及这些作品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同时对这种世界文学史上绝无仅有文学现象的原因及历史局限性进行了分析。

论“私小说”与“平安女性日记文学”的发展流变——从国民国家的角度出发

所谓的"女性柔弱气质","平安假名日记"自诞生之日起长期不受文坛重视,但进入近代以来,适应国民国家建设的需要,它却被经典化为"平安女性日记文学"。近代所出现的"私小说"之所以发展成为日本文坛的主流,很大程度上也与国民国家建设密切相关。二者互为促进,推动了彼此的发展。

浅析程度副词「いと」在平安时代的使用特点

本文对平安时代表示程度极高的副词[いと]的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确认了平安时代的[いと]沿用了上代的[いと]为乙类的[いと]的词义。与上代[いと]的贫乏的使用状况、平安时代其他程度副词的使用状况相比较。再加上对[いと]使用者语相的调查，使用频繁的[いと]不容置疑是平安时代日常会话中的主要程度副词。本文也同时确认了和语的[いと]与训读语的[すごふる][はをはだ]散文作品中使用上的对立。

“元白”在日本平安时代的受容

"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与白居易的并称,从产生之初就颇受争议,赞赏者推崇其为诗酒唱和、挚友交契、才华横溢的象征,批判者主张其是轻俗浮浅诗风的代名词。但在日本平安时代,"元白"却深受好评。二人诗文集进入日本后共同流传、共同受容,并很快成为平安文人最为崇拜的诗人。平安朝文人常以"元白"来自诩或高度评价他人,甚至在梦中同时拜谒元稹与白居易。在创作上,他们利用"元白"来革新当时的诗风,学习二人的诗歌唱和方式与诗歌语句。二人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流行对于我们重新评价和审视"元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新撰字镜》与汉语俗字研究

日本平安时期的古辞书《新撰字镜》收录了许多汉语俗字,是俗字研究的重要材料。由于作者是用汉文撰述,中间不乏中国文献中失传的文字,而在抄手笔下又不时出现一些俗字,有不少因字形接近而混、不辨正俗而混或因抄手笔误而发生的讹混,也有因书写变异造成的同形字。依据《新撰字镜》的文字材料,不仅能与敦煌、碑刻等出土文献中的俗字进行比较研究,还能补充中国大型字书中的一些失收字,有助于汉语文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日本汉文小说《大东世语》的汉风呈现

《大东世语》是日本汉文小说的代表作品,主要辑录了平安、镰仓两朝的人物轶事,天皇是其人物形象系列中描写较多的一组群像。通过这组群像,作者突出展现了日本平安时代汉风盛行的图景,他们崇尚汉学、热衷汉诗文创作以及与中国有关的各种艺术形式及文化。这一风气也直接影响到了朝廷的人才选拔和任用。作者在描写中,少有涉及日本在政治、宗教等领域向中国学习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方面。究其原因,既与作者设定的"情协令旨"、"言中韶音"的审美标准有关,也与日本进入平安朝后期,天皇多成傀儡,除了醉心文艺,没有更多可以施展能力的舞台有关。

日本平安前期释奠对唐礼的继承和本土化

释奠是中国古代祭祀"先圣先师"的一种仪式。8世纪初,日本模仿唐朝建立大学寮制度,释奠被引入日本。8世纪中叶,吉备真备借鉴《大唐开元礼》,整顿释奠,使其初具规模。平安前期,嵯峨天皇时设定了"天子幸释奠"的情况,并首开"七经轮转讲读制"、诗宴和内论义,后两者的恒常化凸显了日本释奠的本土化特色。日本释奠既包括准备、馈享、讲论等固有仪程,也包括诗宴、内论义等衍生仪程。讲论是大学寮教官展现才华的重要舞台;诗宴是文人表达尊师崇孔、以忠事君志向的场合;内论义是天皇参与释奠讲论的折衷方式。释奠是尊崇道统的表现,道统与治统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当皇权衰弱、大学寮衰败,释奠代表的道统也随之衰败。

从万叶恋歌漫谈日本古代的婚姻制度之访妻婚

婚姻是人类自身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当人类迈出动物界门槛,开始社会生活的同时,就开始对自身繁衍的婚姻形式逐渐形成种种社会规范和禁忌。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婚姻形态又制约和规定着不同的血缘集团结构,并与一定的血缘集团形态相对应。因此,婚姻不仅具有生物学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意义。在日本,平安时代贵族婚姻门第等级观念的主导作用下实行访妻婚的婚姻形式,严重地影响日本贵族的婚姻观,而访妻婚成为了日本婚姻制度中一种独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