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地区水利碑刻与水灾应对研究

河洛地区自古以来水灾频发,水灾状况及其社会应对措施不仅见载于正史、方志等史料,也散存于该地区的水利碑刻。河洛地区水利碑刻有纪事碑、诉讼碑、水规碑、信仰碑等类型,碑刻上多见对当地水灾情况的描述,其应对措施有修堤防洪、开渠引流、赈济灾民等。面对河洛地区的水灾,民间修建庙宇,祭拜龙王、大禹、黄大王等水神。水利碑刻作为地方文化景观,不仅真实记录了当地水利事件,也蕴含对当时历史的认识评价与集体记忆。

河洛文化区:中原文明的史前基础

以环嵩山地区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原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其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渊源、特征鲜明的陶器组合、持久的考古学文化传统和稳定的时空分布范围,在中国史前文化的格局中具有独立的文化区地位,可以称之为河洛文化区。其史前考古学文化特点兼具东方东夷集团和西方华夏集团特征,其性质应该是文献记载的颛顼族团的文化遗存。其文明化进程具有自己独特的模式,是二里头文明的直接来源。河洛文化区是中国史前文化互动交流最剧烈、影响最深刻的地区之一,正是这种深彻的文化开放和兼容,使得河洛文化区孕育了中国最早的王国文明。

河洛文化的“区域文化协同育人”研究

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与核心,其无与伦比的文化地位决定了它在地方高校“区域文化协同育人”中的重要作用。河洛“礼乐文化”“大一统意识”“丝路文明”“河洛郎”等文化元素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河洛地区的文化遗址与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历史文献与文学作品等构成丰富多样的育人载体。以研学共进提升文化育人的协同能力,以空间共建拓展育人场域,以成果共创创新文化表达,有效建构河洛文化育人的多元路径。

河洛学导论

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兴起的地方学,是地方文化研究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目前,我国的地方文化研究,多已发展到地方学的新阶段。当今的河洛文化研究,必须紧跟全国地方学兴起的新趋势,及时发展到地方学研究的新阶段。河洛学就是以洛阳历史文化、现代城市建设和未来发展战略作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它是一个融古贯今、展望未来的系统工程。

《诗经》中河洛地区民情风俗研究

《诗经》中河洛地区社会风情的描写体现在诸多方面,既有折射婚姻恋爱的婚恋诗,亦有反映奴隶反抗奴隶主压榨的控诉诗,更有展示社会各个阶层活动的世态风情诗。

河洛文学简论

河洛文学是描写不同时期河洛地区生存状况、伦理观念、风俗习惯、自然环境等具有特定文化品格的地域文学。那种把凡是生长或居住在河洛地域内的一切作家的作品都贴上河洛文学标签的做法,将消解河洛文学的特性。河图洛书及《易》文化塑造了河洛文学的神秘奇异特性和“自然之道”思想,河洛礼乐化赋予其浓郁的伦理色彩,王都文化使其深具现实批判精神和历史忧患意识。

河洛民俗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根据河洛地区民间民俗体育文化资源特性和特点,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和逻辑分析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河洛民俗体育旅游进行研究,为河洛地区体育旅游能够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借鉴。

论河洛文化研究历史分期的意识形态

河洛文化研究存在"厚古薄今"的思想障碍。北宋之后的河洛文化被打入冷宫,除了文化自恋心理之外还有文化霸权和文化基础主义作祟。研究当代河洛文化是对整体性河洛文化的一次时空穿越,可以清晰地勾勒地域传统的演变轨迹,呈现地域自古至今交错叠印的人文岩层。

近20年来国内河洛体育文化研究综述

采用文献资料法对近20年来国内河洛体育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提出河洛体育文化是产生于河洛地区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象之一,它是河洛文化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也同属于区域体育文化和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两个范畴;区域体育文化的研究,应用性研究较多,基础性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少数民族区域研究多,而华夏民族根文化——河洛体育文化研究较少;民族民间体育文化领域,已经取得一定的相关成果,对转型期河洛体育文化的发展研究来说是值得借鉴。部分研究已经是河洛体育文化研究的开始,只是没有专一在这一概念体系下进行。河洛体育文化的研究刚刚起步,专一命题研究较少,缺乏对河洛体育文化统一地规范整理和规律性探讨的研究。研究河洛体育文化不仅在区域体育文化和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基础理论建设方面意义深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挈合了当代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对于构建新时期和谐健康的中原地方体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

河洛地区地理环境的人文意义

在野外实地考察和大量文献资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人地相关的思想,对河洛地区这个独特的地理单元的自然条件和人文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

忠义传家:豫商家族的典型代表河洛康家家风研究

河洛地区康百万家族繁衍昌盛了12代,计400多年,成就了河南传统商业家族的传奇。康家的优良家风是其家族繁荣昌盛的重要原因。河洛康家家风的内容与康氏族人扮演的四种人生角色相关,主要表现为:为臣以忠,为商以信,为富以仁,为人以义。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对传统豫商家族典型代表——河洛康家家风的研究,将给现代商业经济发展更深刻的现实启示。

华夏区域文化研究的新篇章——评薛瑞泽、许智银著《河洛文化研究》

在河洛文化研究快速发展的同时,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无疑为推进河洛文化研究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河洛文化研究》的出版就是这方面的表现。该书高屋建瓴,对河洛文化的发展作了寻根溯源的工作,对河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了系统梳理,并探讨了河洛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在河洛文化研究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地域文化研究界域构建刍议

中华文明很早就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当代地域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取得了丰硕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地域文化研究也存在界域不清的弊端。地域文化研究界域不清,不利于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不利于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地域文化研究的学术性和严肃性,也带来了一定的资源浪费。因此,应基于客观学术研究的立场,构建相对清晰的地域文化研究界域。在构建地域文化研究界域时,应充分考虑地域文化研究的独特性、现实性、传承性、模糊性和多样性。

当代河洛文学权力书写的王都文化阐释

当代河洛文学的权力书写有着浓郁的河洛王都文化色彩。洛阳十三朝古都所形成的千年王都文化语境,对河洛文学所描写的"世界"和河洛作家产生深刻的形塑。河洛王都的战争频发与权力交替,使崇权唯上的权力文化极为兴盛也别具一格,它只关乎权力而没有正义感和道德感。王都文化里的权力叙事与生存苦难并行,以苦难来彰显权力的重要,以权力来反衬苦难的沉重,使我们无法从单一向度对当代河洛文学的权力书写作出扁平型的情感与价值的判断。

礼乐文化起源的地域性及其当代意义

历史文献与地下考古均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定都之地多集中在河洛地域,而中国礼乐文化传统的形成、发展,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因此,中国礼乐文化传统的形成、发展皆与先秦河洛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河洛地域为定都之地的传统,又规约着礼乐文化的内在品质——以德为核心的传统,由先秦的政治实践来看,这两种传统往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原应立足地域优势,充分发显传统礼乐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当代价值。

略论夏代文化的中心区域是在“河洛之间”

鲧、禹是华夏族的人,夏代的统治中心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水谷上游及伊洛地区,也即司马迁所说的夏代的中心是在"河洛之间"。濮阳地区是华夏族、夷族和商族的相互错处地区,不是夏代国家统治的中心地区。我们要探索的是夏代国家的夏文化,不是"夏族"的文化。今后探索夏文化的重点,仍将继续放在豫西和晋南地区,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进。

论汉代河洛地区的社会信仰

河洛文化是两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汉代社会文化的缩影。汉代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丰富和拓展了河洛文化的内涵,河洛地区形成了以重孝、追求现世安乐和长寿、升仙为主的社会信仰。其中孝道对后世影响巨大,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明清时期河洛地区列女形象探析——基于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的考察

列女是指诸种操守符合封建礼教言行之楷模的女子,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中的列女形象可分为六类:即: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以死殉道,拒辱自戕;极尽孝道,赡养舅姑;吃苦耐劳,刚强持家;教子有方,扶子有成;乐善好施,扶弱济贫。明清时期贞节观的发展、贞节旌表制度的盛行、洛学的兴盛以及养老抚孤的考量等因素共同造就了河洛地区列女形象。同时河洛列女形象又呈现出脸谱化的状态,是封建礼教的产物,缺乏独立的人格,但列女身上所体现的重孝、勤劳、勇敢、善良等优秀品质是值得肯定的。

从元符号看文化联想——论河图洛书与河洛文化的关系

河洛文化研究首先以地域文化研究的面貌呈现,其所延伸出来的河洛文化定义也多半参照于此。在长期的文化观念中,与河洛文化产生联系的是"河图""洛书"神话,这种说法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河图洛书并非单指与"河图""洛书"相关的神话,因为,河图洛书并不是以神话面貌出现的。河洛文化的发展过程与河图洛书的嬗变过程有在时间上的吻合,也有在文化理念和思维上的共通点。河图洛书与河洛文化作为两个文化符号,两者之间有文化联想,有河、洛地名联想是十分自然且合理的。

河洛学与河洛文化浅论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作为中华最早的地域文化,河洛文化研究已具备形成一个学科的基础。河洛学研究的对象,是从远古到清末河洛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相关区域文化关系。它有"道器合一"的综合性等特点,是"国学"和其他区域文化学研究的基石,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