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鸣四野痛灾黎”:1942-1943年河南旱灾述论

发生在1942年夏秋至1943年春夏的河南大旱灾,涉及国统区河南省的60余县,受灾民众数以百万计。由于河南地处中日对峙的前线,交通断绝,中央获得灾情较晚,地方官员贪污腐化与救灾不力等诸多因素,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紧急下拨救灾款、设置粥厂、减免征实征粮等各项措施,但成效有限,河南旱灾持续扩大并形成灾荒,迫使大批灾民逃向陕西等地,灾民死亡约200余万人。既往对河南旱灾事件的研究因史料限制并不充分,关于灾荒真实状况、国民政府救灾行动、灾民死亡人数以及中外舆论界的灾情报道等,均有可以再探讨的重要价值。

1942—1943年河南特大灾荒时期的赈灾义演

1942—1943年河南各种自然灾害并发,加之战乱、政府腐败等人为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河南特大灾荒。在救济河南灾荒过程中,除政府组织的赈灾举措之外,全国各地民间团体组织的义演筹款活动非常醒目。赈灾义演是以戏剧、话剧演出,赈灾游艺会及体育义赛为主要类型的社会活动;赈灾义演的组织者以各类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为核心,特别是各地河南同乡会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赈灾的重要辅助手段,义演补充了赈灾资金的不足,为抗战救国培育国民精神,显示了民众在重大灾难之时的互助精神。

疯癫与文明:抗战时期的灾民心态探析——以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为中心的考察

1942—1943年中国处于抗战相持阶段,战事胶着。河南省因气象干旱而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荒,造成哀鸿遍野、生死无依的人间惨象。兵燹旱蝗交乘,生死之际,百态尽现。灾民显露出人类的原始本能,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的人伦与文明,恐惧绝望之下,甚至做出磨刀向亲朋的举动。然而人类的情感与依恋并未因此而断绝,相反,生死边缘上的情义与关怀更显弥足珍贵。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救灾动员——以《新华日报(重庆版)》对1942-1943年河南灾荒的宣传为中心

《新华日报》对1942—1943年河南灾荒进行了全程全方位的宣传,是报道这场灾荒时间最长、数量最多、涉及栏目最多的新闻媒体,体现了其救灾动员的力度。《新华日报》针对河南灾民采取多角度报道灾情、呼吁各界积极参与救济、营造民众踊跃救灾的氛围和呼吁社会各界科学救灾等动员措施。《新华日报》针对这次灾荒所采取的救灾动员措施,取得了较好的动员效果,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救灾动员的一个剪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关注民生的价值追求,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与肯定。

中国共产党应对1942-1943年中原大旱荒的措施及影响——以《解放日报》相关宣传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在1942-1943年中原大旱荒中,晋冀鲁豫边区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灾情。与此同时,晋冀鲁豫和陕甘宁边区是河南灾民逃荒的主要目的地。应对此次灾荒,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在应对这次大旱荒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包括:及时报道灾情,呼吁紧急救灾;出台救济政策,发布应灾指示;妥善安置灾民,发放急赈物资;开展生产自救,实施以工代赈;评选劳动英雄,宣传典型人物等。通过应对此次大旱荒,中国共产党保障了灾民对生存权力的基本需求,加深了民众对边区“新世界”的认同,也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1942年流落陕西的豫籍难民与救济——以中国工合协会西北区办事处对难民的救济为例

1942年河南省旱魃横行,再一次裂断豫省农民的生命线。近百万豫籍难民西入潼关,流亡陕省,部分豫籍难民沿陇海铁路继续西逃至宝鸡一带。当时位于宝鸡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对豫籍难民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救助,将难民参加生产与积极自救、难民救济与全民抗战结合起来,一方面使豫籍难民最终在陕省获得了生存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西北工合运动的发展,有力支援了抗战事业。

1942年河南大灾中的《大公报》

1942年河南大灾惨绝人寰,国民党当局不准报道。当时《大公报》本着媒体的责任和良知,突破新闻封锁,对这场灾难做出了真实客观的报道,对时弊进行了无畏的批评,并对受难同胞积极援助,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但却因此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