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伯纳早期对易卜生的创造性误读

对易卜生的批评,是萧伯纳戏剧理论的起点并贯穿其整个戏剧创作生涯。作为萧伯纳最早的易卜生评论文集,《易卜生主义的精髓》因过分强调易卜生剧作中的教化因素而忽略其诗意和艺术之美,对易卜生笔下人物的错误定位以及重在讲述事件而非阐述戏剧价值,很长时间以来备受冷落甚至指责,被认为是对易卜生的严重误读。结合萧伯纳写作此书时的特定目的和社会背景,萧伯纳的早期易卜生批评并非完全脱离了易卜生的创作初衷,他对易卜生的定位和作品解读不无道理,这种创造性的演绎,对易卜生在西方语境中的成型、对萧伯纳的戏剧创作乃至整个西欧现代戏剧改革,都起过重要作用。

论易卜生与斯特林堡的“梦幻人物”塑造

处于同个时期的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和奥古斯特·斯特林堡虽分属不同国家,但在反现实主义道路上都有过探索。从文化背景看,北欧阴冷幽寂的自然环境赋予二者作品以沉郁之风;二位巨匠面临着同样残酷的社会现实。从戏剧发展的历史阶段看,二人同处于西方戏剧朝“反现实主义”转向的特殊时期,也对此贡献颇丰。因此,对二位巨匠的对比研究颇具意义。但过往研究者未认识到二者的相似,仅分别研究二者的戏剧风格,并且多专注于两性议题,在哲学化、宗教化解读方面有所深入。与之有别,探讨二者戏剧中共有的“梦幻人物”,有益于阐释剧作中的双重语境、双重情境以及嵌入式、交错式、环形对称式三种结构,更能够理解亨利克·易卜生与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从反现实主义走向象征主义戏剧的创造性努力。

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

易卜生的诗歌具有非常丰厚的伦理内涵,这与其后期创作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剧具有同一性。主持正义、抨击邪恶是其诗歌的重要主题,上帝及其相关意象是其诗歌的主导意象,重然诺、斥谎言是其诗歌的主导品格,自省与忏悔是其诗歌伦理思想的主导观念。易卜生的诗歌在中国研究得还不够,特别在其对于人的精神探索与伦理倾向这些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值得我们深切关注。

女人的梦幻/梦幻的女人——解读易卜生的现代主义作品《海上夫人》

亨利克.易卜生是个极度自我矛盾的人,他的每一部剧本都是对前面一个或者几个剧本的修正或者反驳。《海上夫人》被认为是他戏剧创作中的又一次转向,对于这个转向人们常常会有不同的理解。这个转向应当是指他的创作重心从描写人与外部环境的冲突转向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矛盾的描写来反映人的心理历程,是对他此前写作的"扬弃",使他的作品从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

易卜生与西方现代戏剧

易卜生的戏剧创作深度是超越时空的 ,他使西方戏剧发生了根本改变。

绿色易卜生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人民公敌》在中国一百年

易卜生通过他的戏剧《人民公敌》体现出他对生态的忧虑和重视。中国对易卜生的关注与引进,从1908年鲁迅对易卜生的介绍,胡适在《新青年》的引进,到现在有一百年的历史。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推崇的是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和斗争精神,人们对环境危机的忽视,使我们深感易卜生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与意义。新时期,关于生态的戏剧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这是值得欣喜的,这也可以说是《人民公敌》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

ESP理论指导下保证剧作的原汁原味——以易卜生《玩偶之家》为例

多民族融合逐渐加深,外文戏剧文学不断引进,对戏剧文学翻译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为保证外文戏剧文学引入中国依旧保持原汁原味,提出ESP理论指导下的翻译方式。通过界定ESP理论概念,归纳语域概念中的情景语境重要因素:语旨、语场与语式;分析语言特点:口语化,以此为基础,探讨ESP理论指导下如何保证剧作翻译的原汁原味。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与传统直译翻译对比,分析ESP理论指导下戏剧翻译语域特点与难点,通过ESP理论指导实现戏剧文学作品翻译结果的原汁原味。

北欧英雄传奇的现代吟唱:《海尔格伦的海盗》

本文对易卜生《海尔格伦的海盗》的相关问题加以论述。

浅谈易卜生对中国的影响——以《玩偶之家》为视角

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文学界乃至中国社会曾有过广泛影响。《玩偶之家》这部作品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得到了较多接受和关注。女主公"娜拉"挣脱枷锁、为争取自己权益离家出走的行为对中国女性的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方现代编剧理论视野中的亨利·易卜生

在西方戏剧发展史上,有着"现代戏剧之父"的挪威剧作家亨利·易卜生是公认的继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廉·莎士比亚之后又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戏剧大师。在以往的易卜生研究中,通常过多地关注其"社会问题剧"在思想内容上的价值和意义,较少谈论其在戏剧技巧上对于现代戏剧的独特贡献。而通过西方现代编剧理论家们对于易卜生编剧艺术的剖解,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知易卜生对于现代戏剧的开创之功,除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之外,还应包括精湛的编剧技巧。

论易卜生诗歌的叙事特色

易卜生的诗歌在叙事中抒情,寓抒情于叙事,即使是在抒情诗中也体现了浓厚的叙事意味,并表现出叙事上的独特之处。他在创作过程中,以自身的敏锐和丰富的想象塑造了众多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将自己的人生体悟和思想情感寓于新创造的人物形象之中,立像达意,借物言情,并不断突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使其作品独具特色。

论小艾友夫的形象

《小艾友夫》是易卜生后期戏剧的代表作,戏剧同名主人公小艾友夫只在其中第一幕短暂登场便早早落水身亡,看似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却是理解戏剧内涵的关键所在。通过对该戏剧文本的细读,探究小艾友夫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及其对戏剧情节的推动作用,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易卜生的这部戏剧。

福瑟:写作就是倾听,作者另有其人——约恩·福瑟访谈录

约恩·福瑟在接受克里斯蒂娜·莫德雷亚努采访时,谈到了他对易卜生的复杂感情,并就戏剧创作、戏剧排演、戏剧风格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福瑟表示,他十分钦佩易卜生,认为他是个颇具天才的“戏剧魔王”;但他觉得易卜生的戏剧里没有爱,没有怜悯,因而对他是敬而不爱。对于戏剧创作,福瑟有他自己比较独特的一套理念。在他看来,写作就是倾听,是一种源自内心或某个他知之甚少的地方的神秘行为,名叫福瑟者只是听到早已被书写的东西并记录下来,作者则另有其人。福瑟认为,戏剧吸引他的是那些难得的、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心灵感通的瞬间,而那些珍贵的瞬间,使戏剧超越国籍和语言,成为一种通过情感来理解世界的方式。此外,福瑟非常重视戏剧音乐,在他看来,音乐层面的精准和完美适配是其戏剧在多种标准下成功演出的关键。

人生长恨水长东——《群鬼》的生态伦理解读

从生态伦理的视角讨论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三幕剧《群鬼》,其剧中人物内心世界都是病态的、扭曲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生态伦理失衡的浮躁世界。《群鬼》里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生态伦理失衡",是指剧中人物的实在栖息地和精神栖息地以及与其相关的支持系统因为人的欲望的持续膨胀而发生断裂、毁损,变得荒废起来。《群鬼》里的"社会生态伦理失衡"解构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使剧中人物不断陷入迷惘、焦虑,挣扎在痛苦的深渊。

“被译介”和“被建构”的易卜生:易卜生在中国的变形

既然易卜生有着广泛的国际声誉和影响,他的剧作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上演,因此翻译必然对于不同版本的易剧的出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确实,易卜生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中被翻译,因此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不同版本的"易卜生"或易剧的不同形式。按照本雅明的看法,尽管译作"比原作迟到,又由于重要的世界文学作品在其诞生之时都没有发现适当的译者,因此它们的翻译就标志着它们的生命得以持续的阶段"。受到本雅明的翻译思想和戴姆拉什强调翻译之于世界文学建构的作用之看法的启发,本文作者尤其强调中国语境下易卜生剧作的翻译,同时也探讨了21世纪中国舞台上出现的不同版本的易剧。在作者看来,正是这些翻译和重译才使得易卜生及其剧作拥有了"持续的"生命或"来世生命",同时也使他本人得以成为中国语境下最有名的西方作家之一,可以说,没有翻译的中介,他很可能也像他的一些北欧同行一样在中国文化和文学语境下处于"边缘的"位置。正是通过这种跨语际、跨文化甚至跨语符的翻译和重译,才在中国出现了易剧的不同形式。

萧伯纳戏剧的“讨论”艺术研究

人物之间围绕特定话题展开讨论,是萧伯纳戏剧的常态,也是其剧情发展的基本动力。其戏剧的讨论艺术,受益于易卜生,是在对英国新戏剧的倡导和反思中发展起来的。剧中讨论的都是公众熟视无睹、却又意义重大的社会问题;讨论的展开,遵循的是"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法模式。具有浓郁喜剧色彩的人物、情节和语言,为其充满辩证逻辑的讨论提供了独特的助力。在讨论基础上形成的萧式观念剧,为英国戏剧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欧洲戏剧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巨大的动能。

易卜生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弗鲁德·海兰德教授访谈录

弗鲁德·海兰德是挪威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主任、《易卜生研究》杂志主编。2018年3月,海兰德教授参加了南京大学举办的纪念易卜生诞辰190周年暨"易卜生、跨文化戏剧与数字人文研究"工作坊,接受了胡玄关于当下易卜生研究的访谈。访谈围绕易卜生研究的不同视角和方法论开展,讨论了跨文化的易卜生、跨学科的易卜生、易卜生与数字人文、易卜生翻译与世界文学。

易卜生笔下凯蒂琳形象的斯芬克斯因子与伦理选择

易卜生创作的第一部戏剧《凯蒂琳》讲述了古罗马贵族政治家凯蒂琳的反叛及灶神庙女尼弗瑞亚对他复仇的故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为理解这部作品及其主角凯蒂琳的形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剧中凯蒂琳遇到两对矛盾:第一,在事业上做英雄还是做普通人;第二,在爱情上追随妻子阿瑞丽亚还是追随灶神庙女尼弗瑞亚。这两对矛盾实质上就是凯蒂琳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之间的矛盾,矛盾斗争的结果也必然影响他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伦理选择,包括当情人还是丈夫、当英雄还是普通人、当烈士还是逃兵、当俘虏还是罪人、进天堂还是地狱等。作品中主要存在两条伦理线,一是政治伦理线,二是爱情伦理线,这两条伦理线因弗瑞亚的复仇而交织在一起。

精华之集构成剧作家全貌最佳缩影——“翻译家丛书”之一《易卜生戏剧选集》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郑重推出的《易卜生戏剧选集》遴选了翻译家潘家洵迻译的易卜生的七部剧作——《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野鸭》和《罗斯莫庄》。人民文学出版社近60年来在策划、编选、出版多种易卜生戏剧选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今又推出的《翻译家丛书·易卜生戏剧选集》是过去诸选集的拓展,完全证实了"承传—超越—创新"的规律。该选集较充分地显示了易卜生的超前开放性戏剧思维导引下的戏剧艺术表现方法的不断革新,所容纳的七部剧作按发表先后排列,无论思想意识或艺术表现,在剧作家的创作过程中均有承前而超前、启后而提升的功能,能切实代表和充分发扬易卜生剧作审美人文主义(易卜生主义)的精神、影响和艺术魅力。

理论的历史性:重访布轮退尔的“戏剧规律”论说

以布轮退尔"戏剧规律"论说为中心,对现代戏剧理论的发生过程进行回顾,展开从理论文本到历史语境的跨越式阅读,以期重新阐发现代戏剧理论书写自身的历史性。布轮退尔关于"戏剧规律"的论说实际承范于黑格尔,但在19世纪末再次提出大体相同的论述,对于已经走过历史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戏剧文化来说,却具有相当不同的意味。这种历史的错位形成了一种内在于现代戏剧理论自身的症候,包括布轮退尔在内的众多理论家的努力实际构成了一种精神分析式的"否认",即无法直面曾经作为历史主体的资产阶级行动的失败,不愿承认西方戏剧文化的历史连续性的幻觉已经在易卜生之后被打破。理论自身对于某种恒定的戏剧"规律"或"本质"的孜孜以求,受到了它得以产生的时代性的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