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的因明论

从印度因明到藏传因明和蒙传因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蒙古族佛教大师用梵文和藏文著书立说实为普遍,用“宗教蒙古文”(梵译蒙,藏译蒙)遗存下来的因明著作成为绝世经典。蒙传因明的造论师有松巴堪布益西班觉、阿拉善丹达拉然巴阿旺丹德尔、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等。其中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是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初时期的蒙古族杰出的喇嘛学者,为蒙藏文化交流及蒙古族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多学科领域都有杰出的成绩,被国内外研究者尊称为蒙古学问家、文化活动家、佛教文学家、佛教哲学家、因明学家、翻译家、出版家等头衔。本文从“因明学”(印度逻辑)视角,主要介绍了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造论的内明或佛教哲学、论辩哲学相关著作,还有因明入正门论的因明论式,因明语法,诤正理论研究的佛教因明论著。本文对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在佛教理论中解释并传扬古印度“因明学”的思想,释论陈那因明逻辑,传承法称因明逻辑研究方面进行了阐述。

藏族量理摄类学四句判断法简述

根据藏文第一手资料,在系统爬梳四句判断法理论传承的基础上,阐述本论题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特点,进而解释和分析其学术价值以及理论意义,旨在传承人类优秀文明遗产,为当代人所用。

论新因明的宗过

文章分析了改造新因明过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根据逻辑学的划分规则,对新因明(商羯罗主)的宗过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划分;把世间相违和自语相违一起并入现、比量相违,删减了自教相违和相符极成,把新因明的九个宗过简化成五个。

佛家逻辑与论辩

佛家逻辑——因明创建于印度,后来通过佛教传入汉地,又东渐朝鲜、日本。因明传入我国后,形成和发展为汉传因明与藏传因明。中国是因明的第二故乡。但因明在汉地曾经衰微,到近现代才复苏和再度发展。现在社会论辩之风日益兴盛,辩讼之风也极为强劲。社会的需要促进了论辩学的复兴与创新。我国的一些学者正在从因明中吸取营养,借以构建适应于现代的论辩学。我们要继承因明这份珍贵的遗产,力争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不断前进。

梁启超关于名辩、逻辑与因明的比较

中国古代无逻辑论的主张并非始自今日,但近年来这一主张却有重新抬头的趋势。当今秉持中国古代无逻辑论者,既有承继以往学术界类似观点的一面,又有基于对近代以来的比较逻辑研究进行反思之后得出结论的特点。梁启超是对中国名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首次进行系统比较的学者,他第一次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古代有逻辑"。在新的学术背景下,重新翻检梁启超的相关研究,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古代有逻辑"这一命题的原始含义,化解当今中国古代无逻辑论者对20世纪众多学者关于三大逻辑比较研究之成果所提出的挑战,均具有借鉴价值。同时,这种新的回顾,对于如何推进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如何使中国名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比较呈现新的气象,亦无疑会指出一种路向。

贵州逻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2012年在贵州的三个重要会议

2012年,在贵州有三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可以作为逻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标志。其实,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中,在逻辑文化的交流、交汇、交融与发展中,贵州学人常常是主动积极地认真参与,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且卓有成效的。王延直《普通应用论理学》出版100周年纪念会,著名的因明学家虞愚在贵州大学讲学七十周年纪念会,以及在贵阳召开中国逻辑学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等都是中国逻辑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这几年来,贵州大学因明学者研究硕果累累,毕节学院逻辑与文化研究中心正在兴起。可以期望,在逻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贵州应该而且可能作出更大贡献。

从“论式”看因明的逻辑性质

因明是逻辑学的重要分支,但关于因明的逻辑性质直至今日,争议颇多。大多数文章多从佛教,论辩术等角度来看因明的性质,而忽略了因明本身的逻辑性。本文将以"论式"的发展为研究线索,透过"论式"的本质来探讨因明的逻辑性质。

吐蕃口头文学《麻雀故事》与应成式辩论初探

拉妥妥日聂赞以前,历代吐蕃赞布以"仲"(寓言故事)、"德吴"(逻辑推理)和"苯"(原始苯教)治理"天下",《贤者喜宴》中把《麻雀故事》作为"仲"的案例。应成式是指在辩论过程中,以对方所承认的论据证成其不承认的论点,是藏族辩论模式的重要标志,也是藏族量论与古印度、汉地和日本因明的一个分水岭。然而,《麻雀经》中出现的狗头雕与鹅之间的应成式辩论没有遵循后期应成式辩论规则。文章从多方位考察得出:(1)《麻雀经》中所讲述的一系列故事正是吐蕃早期王族与苯教势力间的较量、吐蕃中晚期佛教引入及佛苯之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一种文学折射;(2)《麻雀经》是吐蕃时期口头文学《麻雀故事》的一种文字记载版。因此,《麻雀经》中出现的应成式段子之所以与现代寺院应成式的论证方式不相符,则有另一种解读方式,即它是吐蕃时期本土出现的一种破除对方谬论的说理方式。

汉传因明“逻辑解读型”范式困境解析

近代以来,汉传因明研究大体呈现了经典注释型、佛教解读型和逻辑解读型3种研究范式,其中以最后一种为主流,这种范式的特征是依据三段论逻辑评判标准来断言三支比量是演绎还是归纳的性质。其实,对因明进行逻辑解读型的论证范式是不合理的。于是,基于论证的结构,从理由和主张两个层面来考察这种论证范式:首先,因明论证尤其关注对理由真实性的检查,理由为真的检验是靠规则来约束的。其次,因明论证对理由之真实性的把握是以主张为本位的,即通过对主张的确认来追溯理由的真实性,这就更体现了因明论证关注语境、文化和社会因素对论证活动的影响。最后,基于三段论本身的形式结构,将三段论定义为是一种“空架子”的论证,理由的真实性以及理由对主张的支持程度并不是它关注的问题。因此,“逻辑解读型”范式在因明研究中并不合理。

从怀疑主义五大论式看因明学说的优越性

怀疑主义思想的发生和西方哲学的发展有关,早期哲学家的思想是怀疑论哲学的思想来源。怀疑论中的思辨探究成分经过皮浪主义的发展,再经过阿格里帕总结最终形成怀疑主义五大论式。该论式形成之后常被哲学家们作为辩论和反思的工具。怀疑主义五大论式被提出具有必然性,其原因包括柏拉图学院派发展的历史状况以及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当中的不完善因素,而因明学说的发展包括其从五支变为三支、因三项的规范化则部分解决了西方逻辑发展中产生的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论玄奘因明研究的历史地位

唐代玄奘法师在印度求学后期,他的因明思想不仅代表了那烂陀寺的最高水平,而且达到了全印度的最高水平。他本人成为印度首屈一指的因明家。自那时以来,对印度佛教逻辑第一个高峰陈那(Dignāga)因明体系的理解,唯一的正解便出自玄奘法师。由于不懂得玄奘的因明思想,国际上最著名的因明家例如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舍尔巴茨基(F.T h.Stcherbatsky)和印度逻辑史家威提布萨那(S.C.Vidyabhusana)都有重大失误。国内的因明研究者尽管大多认为玄奘对印度因明有伟大贡献,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说不清楚玄奘因明成就究竟如何伟大。玄奘对印度陈那因明的弘扬,是全方位的,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陈那前期代表作中立破(论辩逻辑)学说的译传和阐发。中国古代没有开辩论会的传统,玄奘深知把一门新鲜的学问传回大唐,必须把该理论产生和运用的背景介绍清楚。避免循环论证是陈那论辩逻辑隐而不显的灵魂,具体表现就是强调两个初始概念同品、异品必须除宗有法。玄奘最重要的因明遗训也体现于此。懂不懂这个道理,成为衡量玄奘因明研究正确与否、准确与否的分水岭。百年来的玄奘因明研究学术史中,多数人都继承了玄奘的遗训,但是因为受到近代以来国外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的错误影响而未能坚持到底,最终偏离了正道。本文也勾画了当代汉传因明研究的宏伟蓝图。

用集合论方法从“九句因”看因三相的不可或缺性

准确区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正确认识问题的基础,正确认识因明辩论思维过程是理解陈那因明的关键。用现代集合论的方法,按照传统因明辩论的思维过程,在清晰划分概念的基础上,可以得出陈那因三相的不可或缺的结论。也能进一步认清法称因三相的科学性和局限性。同品,是指除了宗有法外,辩论论题所依据的"公理"中的因法类元素的集合。而不一定是具体某个论题中的因法类元素的集合;异品是同品和宗有法以外的元素的集合。九句因是由辩论时具体的论式中的因法类元素所构成的集合在公理中"因法类集合"和"非因法类集合"间的相互关系的反映。陈那因明,不仅包含了形式逻辑的基本内容,还包含了集合论思想。不仅提供了一个论题的是非判断标准,还提供了用已知公理推断未知命题是非的科学方法。不仅符合逻辑规律,还具有旺盛的实践生命力。采用集合论的方法能够很清晰地得出二八正因和因三相结论。

莲花戒因明著作《摄真实论疏》之“遮诠”思想研究

文章主要对因明学中的遣余思想及莲花戒《摄真实论疏》对藏传因明的影响进行研究。首先,对陈那论师在《集量论》中提出的“遮诠”说,窥基在《因明大疏》中提出的“表诠”说,慧沼在《因明大疏》中将“遮诠”和“表诠”相结合而提出的“遮表”说等论说进行了比较。其次,根据莲花戒《摄真实论疏》及相关藏传因明著作中关于“遣余”思想的论述,对因明学中的“非遮”和“无遮”之差别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总结了莲花戒《摄真实论疏》对藏传因明学者的影响。最后,根据克珠杰等藏传因明学者关于“遣余”思想的论述,对藏传因明学者关于因明“遣余”思想的定义、分类、特色等进行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