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信息视角下中国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非对称信息视角下中国区域金融风险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并采用TVP-SV-VAR模型探究不同地区区域内金融风险影响机制的异质性。研究表明,非对称信息下金融系统委托代理行为致使商业银行存在信贷配给,资金倾斜助长了地方债扩张和房地产泡沫累积,一旦债务违约及泡沫破裂造成大量银行不良资产积聚,将引发区域金融风险。异质性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中房地产泡沫是区域金融风险形成的主导因素;经济次发达地区中地方政府过度举债是引致区域金融风险的主要冲击;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金融风险是地方政府过度举债与房地产泡沫共同作用所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应严控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流向,并对地方债扩张和房地产泡沫等区域金融风险影响因素实行“属性+对策”的差异化监管,构建风险治理的区域协作平台,提高区域金融风险的防范处置能力。

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传导机制及最优债务置换

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期,地方政府债务迎来集中置换期,但在置换中最优比率该如何确定?理论分析层面,本文构建了包含同业拆借市场的异质性商业银行的三期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向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转移的传导机制。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减少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推高短期资金利率,带来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和破产风险。债务置换政策能够缓解这种不利影响,然而,过高的债务置换率反而会增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和破产风险。因此,债务置换政策存在收益与风险的权衡,最优债务置换率应该等于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率。本文进一步论证了债务置换率的合理区间和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对债务置换的影响。实证检验层面,本文采用2015—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可能性对债务置换强度的影响和地方政府融资能力的调节效应,进一步佐证了理论分析,为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机制与证据

减税降费是中国为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维护全局经济稳定的重要政策手段,但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借”、“用”、“还”3个环节的风险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15~202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数,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减税降费规模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长速度将显著降低。同时,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减税降费规模不断扩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速也将被遏制。

XOD模式价值实现机制及隐性债务风险防范探讨——以水安全保障导向的开发(WOD)模式为例

当前,单一靠财政投入已远不能满足城乡建设发展的需要,XOD模式作为一种创新型的项目组合实施方式应运而生。XOD的核心机理是“增肥哺瘦”,需要通过组合投资、溢价回收、协同增效3大机制和关联关系、一体开发、自求平衡3大原则来实现。实施WOD项目通常需要经过5大阶段。通过分析运行机制和操作流程,发现WOD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如操作不当,也会存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通过优化WOD运行条件、依法合规实施项目、构建全过程风险管控体系等措施,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降低WOD项目的隐性债务风险。

基于债务风险防范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披露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现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财政风险,全面、准确了解地方债信息,对于防范债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披露存在口径不一致、内容不全面、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亟待从加强风险防范、内外监督以及信息化应用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披露制度,以帮助地方政府加强地方债管理,缓解与防范地方债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资源配置效率

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担保和偿债来源能够放大其债务融资能力,而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首先,通过构建理论框架,揭示了金融摩擦异质性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加剧了资源错配;其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结合2009年中央政府放松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管制这一外生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资源配置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加剧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这一结论在经历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验证了理论框架的假设,即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相对更多的提高了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产品,进而拉大了部门间价值生产率的离散程度,造成资源错配的加剧;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引发的资源错配最终降低了加总的全要素生产率。上述结论丰富了现有针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经济效应分析的文献,不仅拓展了理论支撑,还提供了详实的经验证据,对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合并监管研究

稳步推进地方政府法定债务和隐性债务合并监管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短期流动性风险较高。但是地方政府法定债务和隐性债务分别监管模式在债务管理体制机制、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债务融资自律约束机制等方面存在不统一问题,难以从整体上有效识别和防范债务风险,难以遏制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建议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长效监管机制,推进隐性债务与法定债务在债务管理体制、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和债务融资自律机制等方面统一规则、合并监管,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减税降费是否会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基于2010-2020年山东省16个地级市数据,实证检验了减税降费是否会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无法证实减税降费会显著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甚至出现了抑制地方债务膨胀的结果,且这种抑制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加明显。基于此,从地方政府增收、减支以及有效税基方面,解释了减税降费没有引起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原因。当然,在将减税降费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抓手的同时,也需重视其蕴含的财政风险,保证财政健康发展,更好发挥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

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风险形成的三重逻辑与治理出路——基于财政属性视角

我国的地方政府专项债(以下简称专项债)已成为预算执行审计的重点内容。从近些年全国与各省的审计情况看,我国的专项债既有包装、谎报、虚报收益违规发行问题,也有闲置不用、挪作他用、低效使用的情况,这些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和发债初衷相悖离,难以达到政策预期效果,甚至出现收不抵支、以债养债现象,影响代际公平。本文在分析专项债主要风险点的基础上,从专项债的财政属性视角剖析专项债风险形成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理论上,对专项债发挥财政政策工具作用的方向界定不准;制度安排上,赋予专项债过多的财政职能;实践中,地方政府存在“财政幻觉”。这些因素在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使专项债不仅“偏航”,而且“走样”,不断泛化为“万能债”。对此,本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理论上追本溯源,厘定专项债的职能范围;第二,制度上革故鼎新,为专项债稳根固本;第三,实践中审时度势,用区块链技术为专项债保驾护航。

环境治理PPP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问题研究——基于贝叶斯网络模型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环境治理PPP项目财政资金风险的重要源头,识别其风险因素迫在眉睫。结合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构成、特征及现状,厘清环境治理PPP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的5个维度根源因素,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分析引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关键因素及关键致因链。研究表明,新增债务率、财政收支变动率、经济增长率、财政赤字率等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形成的关键敏感因素;债务依存度—新增债务率—隐性债务风险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增加的最大致因链;新增债务率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产生的根源因素。从规范财政管理体制,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方面提出源头防控环境治理PPP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城投入股上市公司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本文基于2014—2020年城投公司财务数据与城投债数据,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城投公司入股上市公司对城投债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入股上市公司降低了城投公司发行城投债的信用风险,且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城投公司入股上市公司后,通过提高自身经营绩效、增强政府支持降低了城投债信用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收入以及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城投公司入股上市公司对其城投债信用风险的缓释作用更强;城投债信用评级较高以及盈利能力较弱的城投公司入股上市公司后发行的城投债信用风险更低。这说明城投公司入股上市公司可能成为有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重要途径。

地方政府债务、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互动关系研究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经济结构矛盾不断累积、金融风险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综合反映,本文以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和金融不稳定理论为基础,对地方政府债务、经济增长以及金融稳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在短期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但在长期会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不合理扩张会引起宏观经济波动,造成债务风险,产生资产泡沫,促使杠杆率上升;这些风险隐患会进一步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及“资产负债表渠道”蔓延至金融体系,影响金融稳定。

我国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化解方案及实践研究

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引发市场和政府高度关注,一系列中央重要会议都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作出部署安排,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迫在眉睫。本文分析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概况及成因,梳理了过去五轮债务置换历程,对财政部提及的安排财政资金偿还、借新还旧或展期、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等六种债务化解方式进行了剖析,并结合地方政府借助银行资源、地方国企、REITs等方式化解债务的实践,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维度,以及金融资源、融资平台转型、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财税体制改革等十个方面,思考隐性债务化解方案。

新形势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与化解路径探究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从新形势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出发,分析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现状,提出了防范与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路径,以期为地方政府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审计思考

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较高,且在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债务问题已经成为政府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为有效防范与化解风险,财政部提出了“开前门,堵后门”的解决方法。国家审计作为“堵后门”的重要方式,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充分发挥审计防控财务风险的作用,要高度关注审计的价值。基于此,文章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审计进行分析,论述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特点,结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审计机制探讨了审计建议,对地方政府开展债务风险审计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新《预算法》实施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下行风险的影响——基于在险增长的实证分析

基于在险增长理论,本文在新《预算法》实施背景下实证考察和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下行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在短期内会减少经济下行风险,而在中长期内则反而会加剧经济下行风险。在按经济市场化程度将样本进行分类后,本文还发现:相较于经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或经济下行风险较小的地区),在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或经济下行风险较大的地区),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在短期内会显著地降低经济下行风险,而在中长期内则会显著地加剧经济下行风险。本文进而通过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会通过行业挤出、信贷挤占、创新抑制三个机制来影响经济下行风险。

有限扶助:地方债违约风险处置的制度选择

面对地方隐性债务存量,中央“不救助”原则起到了很好的源头管控和风险规避作用,但近年来有些地方不断加剧的政府债务风险也给当地带来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借鉴预算法中对有关地方实行扶助的制度经验,对地方债的自救施以“有限扶助”,是制度选择上的一种可能。“有限扶助”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兜底救助”,是中央在坚持“不救助”原则、由地方自行偿还的基础上,明确对资格、流向、程度和方式进行限定的扶助:根据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强弱,限定扶助对象资格;根据地方债筹集资金的性质不同,限定扶助资金流向;根据中央财政压力的大小,就整体债务规模限定扶助程度;根据中央在地方债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限定扶助方式。同时,中央对地方政府实施扶助的前提条件、程序设计、责任追究等应当通过法律进行明确,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中进一步防范化解“有限扶助”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和财政风险。

经济波动、地方债风险和城商行风险承担

财政逆周期调控能够平抑经济风险,但衰退背景下的逆周期调控势必增加地方债务规模,进而影响银行风险,造成金融不稳定因素,而经济衰退和金融不稳定又反过来制约政府偿债能力并危及逆周期调控的效果。本文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这一过程中重要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1)地方经济持续增长有利于显著降低城商行风险承担,而地方债风险的增大则倾向于增加城商行风险承担;(2)地方债风险的冲击显著增加城商行的建筑业信贷。基建投资作为逆周期调控的常规手段,是地方债风险与城商行风险承担之间联系的关键因素;(3)城投债风险与经济周期的反向关系进一步证明了城投公司承担了部分逆周期基建职能。本文的研究对于适时适度地逆周期调控,以及防范地方债风险向银行的传染,构建良性的地方政-银生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银行竞争、隐性担保与城投债信用利差

地方政府债务的融资成本与银行竞争和政府隐性担保有密切联系。文章采用2008—2018年地级市银行数据,利用银行分支机构的集中度衡量银行竞争程度,研究银行竞争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并引入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研究发现:一方面,银行竞争能直接降低城投债的融资成本,但其作用程度受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的调节,隐性担保能力越强,银行竞争降低城投债信用利差的程度越大;另一方面,银行竞争还通过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的中介作用,间接降低城投债利率。对银行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股份制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数量增多能降低城投债的利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新《预算法》并没有打破城投债的隐性担保。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实证结果,文章认为应当继续深化金融业结构性改革,推进地方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适度加大法定债券发行规模,逐步打破市场对融资平台的隐性担保预期。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及警情分析——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3—2021年数据

文章基于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走向这一发展脉络,从举债状况、经济实力、财政实力、金融状况4个维度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13—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评价,并根据三倍标准差原理划分警情区间和风险等级。结果显示:广东、上海等省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级多为低,河北、陕西等省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级多为中,西藏、青海等省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级多为高、极高,且多数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得分呈逐年升高态势。对此,应高度警惕局部债务风险,分级制定不同的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措施,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严控新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