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理论因应时代发展需处理好五种关系

从刑法理论的视角审视当下我们所处时代是:以互联网科技为引领的科技时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副作用所引发的高风险社会时代;大量新型违法犯罪行为频发及不断进行犯罪化的带来刑事立法立法的活性化时代;犯罪形态在数量变化上由传统的自然犯占绝对优势演变为法定犯占绝对比重的时代;以及以民法典编纂为标志性事件的民法典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刑法理论如欲因应时代发展,需要处理好五种关系:科技时代传统刑法理论与新问题之间的关系;风险社会时代刑法安全治理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立法活性化时代刑事立法的"立改"与"废释"之间的关系;法定犯时代法定犯的不断扩容与罪刑法定原则底线坚守之间的关系;民法典时代公法(刑法)与私法(民法)之间融合的关系。刑法学的发展,只有不断寻找时代问题,充分体现时代特征,才能形成富有生命力的时代理论。

两型社会背景下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影响因素调查研究——以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国光谷)为例

随着各种突发性环境问题的出现,微观主体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已成为当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基于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以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国光谷"为例,对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企业(100家)的环境管理行为影响因素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资产负债情况、政府监督和企业经营年限等因素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有显著影响。以此为基础,为政府和社会组织更好地监督和促进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发展农业高科技 推进新农村建设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业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农业生产率,从而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论其社会意义,农业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培育了"新型农民",推进着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西方人文思想对于现代高科技的催生——兼谈西方社会文化特点

两千多年来 ,西方社会崇尚理性、正视人类、以人为本等长处促使科学技术有了深厚的积累 ,并由此催生出现代高科技的硕果。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 ,社会思潮也同时发生着类似钟摆的有规律的变动。而西方人文思想 ,从总体上看 ,又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文化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观念综合交织而成的。

高技术社会消费伦理悖论的可能应对

基于高技术发展与消费之间的伦理悖论,从变革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高技术化消费面前保持人的主体性、建设高技术社会的消费文化等三个方面,提出了高技术社会消费伦理悖论的可能应对举措。

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思考与建议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演变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由沿海向内地传导,湖北省部分经济指标的增速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明显下滑。湖北省应创新发展模式,着力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引导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带动全省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建议将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建设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相结合,进行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联盟,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规模化、产业化。

高科技社会我国风险沟通重塑——一个全球本地化新分析框架

高科技社会衍生"人为风险",西方发达高科技国家倡导新型风险沟通,而后发场域由于系统落差,呈现出迟滞型风险沟通。通过构建全球化高科技风险社会、全球本地化风险沟通的新分析框架,发现高科技社会我国风险沟通面临着风险的社会放大、气泡结构、路径互动阙如、手段叠加、目标战略缺失、过程碎片化等迟滞困境。通过创新理念、吸纳型风险沟通、复合式路径、平衡化手段、连续统、政府学习和政府职能的"七位一体"再造,可有效重塑高科技社会我国风险沟通,推进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武汉城市圈企业科技创新活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武汉城市圈作为两型社会配套改革试验区,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建设取得了许多成绩,但试验区目前的科技创新体系,特别是作为科技创新体系主体的企业,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通过对试验区内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实证研究,希望对试验区的发展建设有所帮助。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海南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海南的必然选择

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证明,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并把它作为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八大任务之首。这是我们党全面分析世界经济发展史,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作出的新的重大战略方针,它对于工业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多的我省意义更为重大,是海南在“十一五”期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文章从海南为什么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海南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比较优势以及海南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措施等方面论述了海南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个主题。

独大的科学理性与隐没（默）的社会理性之“对话”－在地公众、科学专家与国家的风险文化探讨

本文从风险感知与风险沟通观点出发，分析在全球科技竞争的发展下，在地社会之公众、科学专家与国家间对科技风险（case塞因改造产品(GMO)）之认知与互动关系。文中指出，在地持续隐匿风险的社会系统「重科研、轻风险」，导致主流科学理性结合优势的科技政策资源，轻易的要展出支配性的科学（制度）论述，而压抑了生态理性的异议与高度不满的社会理性，形成了独大的科学理性与隐没、隐默的生态与社会理性。 这样的关系，持续的扩大介於公众、国家和科学专家间的风险认知鸿沟典落差，合众对国家与科学专家产生高度的不信任、科学专家不满国家缺乏风险沟通机制而有误导科技政策或丧失科研正当性之虞、国家制度能耐萎缩於未积极建构风险沟通与社会评估机制。亦即，本文重点在於，此种隐匿风险的在地社会系统如何毁坏信任，并累积不可预测的科技社会後果。 为实质检讨发展高科技国家与社会的路径，本文建议，应审视在地、後进国家的特殊问题脉络，以制度性的建构风险沟通与评估等机制，积极性地介入并重新形塑科学、合众与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