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深市民营企业纾困方式梳理及纾困效果分析

2018年10月以来,各地政府以缓解股权质押及债务风险为突破口,多措并举为民营企业纾困。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总结深市191家上市公司接受地方政府及国资纾困情况,对当前民企面临的经营、股权及融资困境进行分析,并对债权及股权两大类纾困方式进行梳理。调查结果显示,被纾困民企整体质押风险与短期资金困境已获一定程度缓解,其中获得国资大比例入股的公司融资状况改善明显,但整体来看风险的根本化解依然存忧。同时,纾困执行中存在纾困边界不明、民企政策依赖、政策堵点影响效率等问题及难点。本文从监管实践角度出发就优化交易规则、加大被纾困企业监管力度、总结经验分类施策等方面提出监管建议。

杠杆偏离与实体经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来自中国企业财务风险创新指标“资本负债率”的经验证据

高层次人才是微观企业和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有效促进我国实体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成为新时代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本文从中国企业财务风险创新指标“资本负债率”出发,以传统口径下整体杠杆水平“资产负债率”与其之间的差额测量杠杆偏离程度,研究后者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本文发现:杠杆偏离不仅能产生“实体效应”,提升企业为高层次人才提供良好工作保障的动机和能力,而且可以发挥“感知效应”,促使高层次人才更好地感知和响应企业发出的积极信号,由此从企业端和人才端对人力资本结构产生优化作用,具体表现为高层次人才占比的上升。进一步研究表明,前述影响能够促进国有企业更好发展、中小企业成长壮大、竞争性行业与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以及弥补人才居住环境较差的不足,但这需要较高的人才供需匹配效率来支撑。研究还发现,杠杆偏离的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效应能够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本文表明,杠杆偏离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这不仅为党和国家更好地擘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提供重要参考,而且对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微观企业杠杆偏离的社会经济后果做出理论贡献。

中昌数据内部控制失效的原因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股价的突然变化,中昌数据被挖出了其子公司倒闭、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争相辞职、对孙公司(亿美汇金)失去控制、控股股东的股份被冻结以及净利润增长率下降等事实。造成这些事实的原因之一是财务造假,其商誉占净资产超92%。中昌数据近几年的财务报表数据和各种类型的数据和公告表明,该公司存在的疑点主要是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有缺陷,以及外部审计缺乏独立性和可靠性,从而导致对孙公司失去控制权。因而,实施优化组织结构、加强监督力度等针对内部控制的措施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