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司法适用

长期以来高利贷的非法性在刑法规制层面缺乏明确的界定,使得实践中对催讨高利贷行为的违法性评价难以形成统一标准;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出台为精准打击高利放贷、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有效路径,弥补了立法的不足,但具体适用时应当注重辨析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其他罪名的竞合与界分关系,做到定罪精准,罚当其罪。

催收非法债务罪中“非法债务”的法教义学展开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政策目标是同时实现法网严密化和刑罚轻缓化,法益构建需要考虑经济秩序与社会生活秩序两个面向。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之所以为刑法所禁止,是因为催收行为之非法性与债务之非法性相加达到了需要科处刑罚的程度。催收非法债务罪中的“非法债务”要素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基于非法性,解决处罚根据问题,实现法网严密化;二是基于债务性,解决犯罪界分问题,实现刑罚轻缓化。“非法债务”的认定需要围绕非法性与债务性要素进行类型化考察:对于高利放贷,应当区分普通的民间借贷与经营性的放贷活动,区分集资型、放贷型与充分合意型借贷;对于赌债,应当区分狭义赌债、赌博借贷与出千赌债;对于“套路贷”,应当区分行为人是否实际交付给被害人本金、被害人是否自我答责。

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的发展与规制——以江苏为实证分析样本

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的发展具有复杂性和先行性,出现了很多规避法律和监管的结构化创新。研究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法律规制可以从具有代表性的客观对象中概括可取的经验,以提炼普遍性的规则,解决制度与监管的不足,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融资性民间借贷是现代民间借贷的常态,应当立足商法和经济法思维,坚持营业自由、过程性规制的理念,以信息披露、登记制度、利率和借贷担保为重点进行分类规制。

1949-1966年中国农村高利贷治理的历史审视

从建国后到"文革"前夕,农村高利贷现象屡禁不止。为促进农村社会稳定,规范正常的金融秩序,中国共产党综合运用经济替代、政治教育、行政取缔等手段对其进行了打击。但从治理的效果看,并不理想。系统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此时期对农村高利贷活动治理的历史经验,对规范当今农村金融秩序不无裨益。

民间借贷民事法律纠纷若干问题探讨

民间借贷是指没有官方批准的金融机构参与的借贷行为。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的规定尚有不足之处,由此导致司法实践对某些纠纷的解决存在分歧。企业的借贷主体资格应当得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承认。借款人自愿支付高额利息的,贷款人有权受领而不构成不当得利。还本付息期限未约定的,该项债权的诉讼时效应自借贷合同生效日起算。

高利转贷罪、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三罪之间的关系

高利转贷罪、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都是涉及到贷款的犯罪,而且都发生在金融领域。对三罪进行关系上的辨析以及探讨,有利于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区分以及更准确地运用这三个条文去规制不同的客观行为。

高利转贷罪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渐深入,金融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愈发重要。高利转贷罪,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地稳定和巩固我国当前的金融秩序,在1997年《刑法》中增设的罪名。本文由高利转贷罪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就司法实践中此罪的认定应当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给出立法方面的建议。

高息委托借款与企业盈利能力研究——以盈余持续性和价值相关性为视角

从高息委托贷款活动不可持续性、项目风险性等特点出发,讨论了这类活动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息委托贷款存续期间的企业有着较低的盈余持续性。进一步分析表明,较低盈余持续性主要来源于营业利润持续性较低。同时盈余价值相关性分析显示,高息委托贷款组的企业,营业利润的价值相关性较低,营业外利润并没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以上证据说明,对于投资者而言,高息委托贷款的收益并未带来实质上对企业股价看法的改变。

骗取贷款罪与高利转贷罪、贷款诈骗罪之适用关系论

2006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六)》设立了骗取贷款罪,为我国进一步打击滥用贷款的行为提供了立法依据。这一罪名的增设改变了以往我国对于滥用贷款着重从贷款目的进行单一规制的局面,确立了贷款目的和贷款手段的双重规制的立法模式。这一改变必然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的影响,要适应这一立法模式其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骗取贷款罪、高利转贷罪和贷款诈骗罪三罪的特点及相互间的关系。

高息委托贷款与企业现金持有

本文分析参与以高息委托贷款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业务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关系。文章发现,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与参与高息委托贷款正相关,符合现金持有投机动机的预期。此外,独立董事积极作为和更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能削弱现金持有的投机动机。货币政策宽松和低产品市场回报率增强了现金持有的投机动机,但企业更高的政治层级会削弱这种动机。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现金持有投机动机与发放贷款的笔数、非关联方贷款倾向正相关,与放款期限负相关,从事高息委托贷款也会降低企业绩效并挤出正常投资。本文的发现对理解利率市场化下的上市公司行为有所启示,同时对更好监管上市公司的高息委托贷款也有所帮助。

四川农村传统借贷形式及来源探究(1934—1945)

1934年,四川军阀混战刚刚结束,新式借贷方式如合作社借贷、银行农贷等开始进入四川农村。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四川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资金匮乏。新式借贷由于资金和组织的问题难以满足农民需要,四川农民不得不仍旧求助于传统借贷形式来满足其生活需要。这其中很多皆为高额借贷,生活的压力迫使农民不得不接受水涨船高的利息以解决燃眉之急,任由放贷人无理剥削。这严重地影响了四川农业的发展,也阻碍了农村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加速了四川农村破产的速度。

论“现金贷”风险的法律规制

“现金贷”作为一种新兴的业务模式,让原本只能发生在“线下”基于亲朋好友的熟人民间借贷扩大到“线上”基于陌生群体的网络借贷。“现金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微企业和个体贷款难等问题,但存在利率畸高、多头借贷、信息披露不充分、监管主体不确定、借款人法律意识淡薄等法律风险。因此,亟需在利率形式及标准、监管措施以及信息披露范围等方面进行同步法律建设。

刑法规制高利转贷行为的合理性分析——以高利转贷银行贷款行为为对象

高利转贷罪作为一种侵害信贷秩序的犯罪,根据当前银行贷款业和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仍有适用的空间和必要性,提倡废止该罪在可行性和必要性上均缺乏充足理由和实证素材支撑。通过分析2012 年至2018 年的高利转贷罪刑事判决书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对高利转贷犯罪的打击既体现出此类犯罪作案难度低、非法盈利空间大等特点,也反映出刑事司法还未完全适应社会控制此类犯罪的需求,银行贷款业的行政监管和刑事司法衔接还存在一定缝隙。现阶段应严格限制银行贷款对不合法高利贷资金的供给,严厉打击套取银行政策性贷款的行为,同时完善刑法与金融法的衔接。

中国贷款利率居高不下的成因、可能的降幅测算与改革政策

本文研究了中国贷款利率过高的主要成因,测算了可能的降幅,提出了改革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中国银行业冗员多、薪酬过高、利润率过高是导致贷款利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银行业自律管理等制度阻碍了银行有效竞争,贷款基础利率报价行涉嫌合谋报价,直接融资发展滞后等也抬高了贷款利率。进而提出了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清除阻碍金融机构间竞争的因素,促进银行之间、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有效竞争,疏通直接融资渠道,形成对银行信贷的替代竞争,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治理结构和管理体系改革,分流银行冗员、降低员工薪酬等政策建议。

高息委托贷款与企业创新

本文分析了参与以高息委托贷款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业务对企业创新活动和未来业绩的影响。通过结合管理层的短视理论,本文分析了企业从事高息委托贷款后企业创新活动变化以及盈利水平和构成的变化。结果表明,当年从事高息委托贷款降低了企业未来的专利产出水平和投入水平,并伴随未来营业利润资产收益率更低和营业外利润资产收益率更高的情形。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从事高息委托贷款与否与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没有显著差异,更多表现出盈利结构上的差异,说明从事高息委托贷款的根本动机是源于管理层的短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