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对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革命背景下,数字政府已经成为高质量利用外资的重要增长极。基于FDI质量视角,结合国脉网提供的电子政务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数字政府对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政府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振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三种渠道显著促进了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数字政府对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的促进作用会因税收规模、智慧城市建设以及开放程度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数字政府有利于促进长三角利用外资“稳中提质”。这些结论对长三角推进政府数字化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利用外资事业:成就、经验与未来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利用外资事业蓬勃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文章全面总结分析了十余年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结构与质量提升的显著成效,概括梳理了外资法律建设和监管模式的巨大变化及取得的重大突破,具体阐述了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重要成果,并系统研究了产业领域对外资实施的大幅度和跨越式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利用外资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积极开展制度创新,着力打造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各级政府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为外资企业排忧解难,发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引领作用。展望未来,应从服务业负面清单缩减、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中西部地区优势开发、营商环境优化、制度保障建设等几个方面持续发力,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通过推进利用外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低碳城市试点与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绿色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而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低碳城市试点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采用长江经济带2004-2020年108个城市市级面板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低碳城市试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有利于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从区位特征来看,低碳城市试点对长江上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效果更明显;从城市人口规模来看,低碳城市试点对人口规模较大城市的政策效果往往更明显;(3)机制分析表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低碳城市试点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

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与外商投资结构优化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途径,而实现外商投资结构优化则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利用商务部外商投资管理平台公布的外资企业设立信息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等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其外商投资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外商投资结构优化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会促使该地区引进外资中的高技术产业占比提高。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东部地区和服务业的外资结构优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则存在显著的负向阻碍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从增加传统要素供给的视角来看,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地方政府扩大土地供给会促使制造业外资结构优化,但对服务业外资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从促进优质要素形成的视角来看,财政支出扩张引致的教育和科技支出增加对吸引高技术外资和促进外资结构优化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新发展格局下优化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体制和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企业OFDI能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产能治理视角的实证研究

产能治理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笔者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企业OFDI治理产能过剩的作用机制,然后利用大样本的企业微观数据,结合马氏距离匹配倍差法实证检验了企业OFDI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OFDI显著提升了产能利用率,且所得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滞后性稳健检验后依然成立;分样本比较分析发现企业OFDI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因企业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其中国有、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型及投资于发达国家企业OFDI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显著大于民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及投资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继续鼓励企业OFDI以化解产能过剩,分类做好企业对外投资的合理引导工作,并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便利条件,从而在微观上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在宏观上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下盐城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策略研究

充分把握“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建设机遇,积极推动盐城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对实现“四新”盐城建设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分析盐城企业“走出去”现状,指出盐城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具备的优势以及应注意的问题,从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创新人才培养、预先研判投资项目可行性、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等方面提出发展策略,为推进盐城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参考。

境外经贸合作区如何助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有力引擎和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有效途径。面对部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过程中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绩效的问题,探索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载体进行高质量OFDI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国家层面和企业微观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效应进行了全面分析。合作区不仅显著提高中国对东道国OFDI的规模,更从技术创新、产业协调、生态绿色和开放共享等方面推动了中国OFDI高质量发展。合作区对高质量投资的带动主要通过影响东道国制度质量、税收优惠力度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来实现。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由投资大国转向投资强国提供了新颖路径,为中国企业找准高质量对外投资着力点提供了理论参考。

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对外直接投资角度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逐渐形成,中国制造业逐步开始转型升级。利用2015—2021年的相关数据,建立OFDI-制造业评估体系,探索对外直接投资对其的影响。总体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促进了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逆向技术溢出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创新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最为显著。在要素密集度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两种不同分类标准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中低级技术制造业受到的积极影响最大。最后,从政府和企业层面提出建议,为“智造2025”贡献力量。

制度创新驱动高质量利用外资研究——以北京“两区”为例

在制度型开放背景下,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利用外资已成为一种新型对外招商引资方式。本文以北京“两区”为研究案例,通过梳理“两区”建设以来的制度改革成果,揭示了制度创新驱动利用外资的内在机制:北京“两区”以规制规则创新为基础、投资激励创新为动力、监管服务创新为保障、行政组织创新为支持,通过系统化制度集成创新优化了北京的制度环境,提升了北京的制度区位优势,提高了地区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增强了外资利用效率和溢出效应,促进了高质量外资利用。针对北京“两区”目前国际竞争力不够、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不足、溢出效应不强等问题,本文认为强化制度集成创新是北京“两区”的重要任务,要对标高水平开放和国际经贸标准,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继续多方位探索创新自贸区的准入和监管制度,以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效果,文章基于外向集成全球资源的视角,采用2012—2019年中国纺织产业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国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产业数字化和绿色化水平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通过东道国纺织产业良好的发展基础降低成本,另一方面通过逆向技术溢出路径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但海外市场扩张效应不显著。时间上,对外直接投资在“基础提质”阶段的整体促进作用更强;空间上,流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或经济发达地区有助于产业高质量和绿色化发展。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影响效应及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具有积极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区域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中发挥重要中介作用;门槛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基于此,提出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化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统筹全国环境规制空间布局等建议。

数字贸易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数字贸易迅猛发展,企业能够以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为支撑,通过虚拟跨国公司网络的形式组织生产,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下降。数字贸易增加了智慧资源在价值链网络上的重要性,依赖数据资源的跨境企业比以前更需要定位于产业集聚中心。以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化贸易两个维度度量数字贸易水平,以中国设区市数据为样本来源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发展数字贸易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提升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对外资的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而提升中西部地区数字化贸易水平对外资的促进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此外,研究结论还表明,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具有互补性,目前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已经跨过了单纯的资源或市场寻求型阶段,这对于新发展格局下稳外资、稳外贸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对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影响研究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立足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比较优势促进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向高水平、高层次发展。高水平开放,意味着在党的二十大以后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进一步敞开,一直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强国的几十年,中国的对外开放将迎来“升级版”。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在量上得到提高,还在质上得到了显著提高。本文将从我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对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影响展开分析,提出打造中国特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建议,利用高质量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对外开放的高水平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效率——以西部地区为例

基于西部地区11个省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本文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均等权重赋值法分别测算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和高质量发展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利用门槛模型分析高质量发展的门槛作用。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仅在中低高质量水平门槛区间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碳排放效率提升,跨越高门槛后该促进作用不再显著;两者关系具有地域差异,主要表现为西北地区的促进作用和西南地区的抑制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实证

本文基于我国长江经济带城市群40个城市2009—2019年的相关数据,运用DEA-SBM超效率模型计算绿色生产率作为评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讨论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模型验证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绿色生产效率逐年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有效促进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本文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对第二产业的抑制和对第三产业的促进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

金融科技能够提升实体企业产能利用率吗?

与现有文献主要从宏观视角关注产能利用率的决定因素不同,从市场信息优势视角出发,考察金融科技能否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该结果经过内生性检验以及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科技可以增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息搜集能力,促使其更好地识别企业的生产情况,通过削减对产能利用率较低企业的银行贷款数量,以及提高对产能利用率较低企业的贷款价格,改善实体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产能利用率。研究结论从市场信息视角揭示了金融科技助力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对新发展阶段下提升产能利用率、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绩效

在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如何促进企业创新成为热点议题。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省际层面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与CNRDS公司特色库的企业创新数据进行匹配,通过实证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和我国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经过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并通过了替换变量、加固定效应、删除观测值等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规模较小、经营年限较短以及具有非国有特征的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作用比较明显。同时,本文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企业创新的发展。本研究从微观层面为中国企业发展的成效提供客观评估的实证证据,也为地方外资进入战略规划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投资动因、投资区位选择和产业关联效应,影响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但仍存在投资总量偏小且波动较大,投资行业布局不尽合理,投资的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投资的国际风险加大等问题。应充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培育和建设一批世界领先的跨国公司与全球公司,进一步强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发展的协调和共振效应,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推动上海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上海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在“十三五”发展的基础上,上海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业态创新,深化外贸领域的改革,优化贸易结构,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双向发展。全力落实好中央交给上海新的“四项重大任务”,主动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对外贸易发展,打造上海国际贸易发展新局面,为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对外直接投资的双重技术效应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是将其建设成“创新之路”,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具有对其自身逆向技术溢出和对沿线国企业技术溢出的双重技术效应:一方面,可通过研发溢出、模仿跟随、规模经济、自我选择、资源补缺、后向关联六种效应促进中国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提升;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学习、竞争、人员流动三种效应促进沿线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因此,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策略,是坚持创新驱动和共建共享原则,构建一个以中国为枢纽的“一带一路”创新与生产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