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动态演进与时空收敛性

以2005—2019年中国十五大城市群为研究样本,基于相对价格法对商品市场、资本要素市场、劳动力要素市场一体化水平进行测算,并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城市群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使用Kernel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σ收敛和β收敛等方法分析其动态演进及收敛性。研究发现:(1)中国十五大城市群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商品市场一体化水平要高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市场;(2)城市群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的演变趋势表现出绝对差异较大、多极化程度增强的特征,且存在俱乐部趋同与马太效应;(3)城市群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显著的β收敛趋势,而空间因素会加速其收敛。据此提出着力推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以城市群为载体加速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为城市群统一大市场建设配置相适应的要素等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的生产率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研究

文章借鉴新新贸易理论相关观点,将产业集聚的生产率效应融入对出口竞争力影响的理论研究中。进一步利用2002-2013年中国制造业24个行业数据并运用系统GMM方法,对比性研究了产业集聚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更能实现要素贸易条件改善、促进出口竞争力提升,产业集聚应该通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和垂直关联效应、利用国际市场竞争、增加技术研发投入以及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中国制造业地区聚集的决定因素研究

利用1999-2005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聚集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1)资源禀赋和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制造业聚集;(2)工资水平对制造业聚集有显著影响,其正负性取决于是否考虑劳动效率;(3)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对制造业聚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4)沿海地区具有制造业聚集的地理优势。

人力资本外部性、劳动要素集聚与城市化形成机制研究

城市化是劳动要素从分散走向集中的动态聚合过程。劳动要素集聚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集聚起来的劳动要素通过学习、合作形成知识外溢与创新,引致空间范围内部劳动生产率提高并形成工资溢价。这种工资溢价作为信号将进一步吸引外部劳动要素流入。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性及其所具有的规模报酬递增性质,劳动要素形成集聚态势是一种具有发展阶段性的趋势与方向。以此思想为基础,采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证明人力资本外部性通过影响劳动要素集聚从而影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拥有丰裕且成本低廉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更是对国民经济的快速腾飞起到了良好的拉动作用。21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处于较低的集聚水平,尤其是2008年之后集聚水平急速下降,其中纺织服装类及相关产业的集聚状态相对较高,而饮食加工及其制造类行业与造纸及纸制品业的集聚程度偏低。根据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得出,劳动力池、运输成本、地方保护与对外贸易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具有明显影响。为促进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良性发展,应促进地区间人口自由流动,密集铁路公路运输网络,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研究

农村劳动力迁移带来的人力资本集聚对我国区域经济和农村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伴随着区域产业的调整,区域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将会随之改变,农村劳动力转移将会面临新的趋势和调整。为了更好的探索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的地理集中程度为0.35,其中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形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力资本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为了更好的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集聚程度,需要做到加强劳动力输出组织的建设,促使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以及改善其劳资关系,努力拓宽劳动力跨区域迁移领域和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容量。

区域发展差异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在分析我国区域发展差异和劳动力成本冲击的基础上,采用1998—2008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测算并分析在刘易斯转折点前后,制造业以及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转变,并分别分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制造业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正经历在从二元经济模式向新古典经济模式的转变,优先发展的沿海地区会更早地经历劳动供给的短缺而面临"用工荒",吸引制造业向沿海地区集中的产业集聚效应已然式微;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人口红利较东部沿海地区可能维系更长的时间,引导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要素成本效应则逐渐增强;目前,上述作用和趋势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显著。

我国信息服务业集聚水平差异分析

通过区位熵指数对2001-2010年我国信息服务业人才集聚优势分析发现:东西中部地区呈现依次分布格局;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人才优势呈现依次减弱格局。并运用θi指数法分别对2001-2010年我国30省信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资本要素禀赋进行了差异比较分析。通过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分析,发现劳动生产率、资本要素禀赋排序显著性相关,相关系数为0.329。通过劳动生产率与资本要素禀赋面板数据模型的Hausman检验,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更适合,回归系数为0.7536,表示提高资本劳动要素配置结构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后,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劳动生产率、资本要素禀赋角度对30省信息服务业产业集聚进行综合评价。

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到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不仅是培育核心增长极,更是成为推动区域整体经济发展的有效空间形式。实证研究福建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既是对城市群发展有效性的检验,也是为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来增强城市群综合实力和活力的重要手段。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福建城市群形态上服从多中心结构,但功能上并不完备,即总体服从弱多中心结构的发展模式,应该采取有别于多中心结构的对策来建立合理有序的城市结构体系。

劳动力迁移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利用1990、2000、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匹配城市层面经济社会指标,采用工具变量法从地级城市“市辖区”层面考察劳动力迁移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显著提升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在利用普查数据修正传统基于户籍人口统计的劳动力投入数据偏差后,提升效应更为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劳动力迁移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要强于资源型城市,在西部城市要强于东中部城市,在时间上呈现先增后减趋势,在大规模城市比中小城市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迁移可以通过集聚机制、创新外部性和专业化分工渠道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城市管理者应充分创造条件吸引迁移劳动力,发挥迁移人力资本对城市效率的积极作用。

公共突发疫情能否刺激地区创新?——基于“非典”疫情构建准实验研究框架的考察

政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制定合宜的创新激励政策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使用199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结合2003年“非典”疫情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公共突发疫情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共突发疫情对区域创新水平存在显著促进效应;公共突发疫情会进一步强化中国“西低东高”的区域创新格局;在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公共突发疫情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因此,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各大城市应积极参与“抢人大战”,努力集聚科技人才打造“人才高地”,促使地区创新驱动发展,从而有效缓解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利用2010—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中心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主要通过降低人才集聚水平、减缓城市化进程和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生负向影响;分区域看,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高水平地区和低水平地区的要素价格扭曲都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生抑制效应,且高水平地区受影响的程度要小于低水平地区,人才集聚、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高技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演化--基于“非典”疫情的双重差分检验

研究“非典”疫情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的影响,可为政府在“新冠”疫情防控新阶段通过人才强国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参考。文章利用“非典”疫情事件构建准实验研究框架,重点研究公共突发疫情能否影响高技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基于定量视角丰富了公共突发疫情经济外部性的经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暴发公共突发疫情的区域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显著增加,疫情暴发后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平均提升约34.20%;第二,分位数双重差分模型的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对区域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存在倒U型影响;第三,分类检验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暴发后,区域医药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的提升效应更加突出,分别提升了27.30%和50.50%。在“新冠”疫情防控新阶段,政府应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以及设计合宜的人才政策,合理调整高技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以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地区“抢人”一定推动房价上涨吗?

各地区"抢人"是否导致地区房价上涨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对传统的静态面板模型进行改进并结合有效工具变量,研究地区"抢人"引发的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地区房价的影响和机理。主要发现: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超过"阈值"后,其对地区房价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东部、中部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地区房价的"阈值"约为0.46,西部地区的"阈值"约为0.10;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与产业集聚构建"良性互促体"的集聚形态,有利于稳定地区房价。政府应引导高级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确保地区房价在合理区间浮动。

经济集聚、要素配置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集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能够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基于2000-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经济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倒“U”型;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二者存在双重门槛值;要素配置在经济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关系中发挥着传导作用,且资本要素配置的作用要强于劳动力要素配置;分地区和分模式对经济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以及要素配置的内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均存在异质性。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集聚与扩散——基于31个城市18个行业的劳动力要素流动检验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域,选取2003、2007和2013年3个时间截面,运用城市流模型,从劳动力要素流动的视角,以行业从业人员变化为量化指标,通过要素空间集聚与扩散分析,揭示了宏观的空间集聚趋势、中观的产业集聚形态与城市功能秩序形成和微观的劳动力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功能逐渐增强,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省会城市的集聚能力远高于其他城市,但是辐射带动能力不足;需要从结构视角关注城市流强度,改善城市群内城市经济实力与外向服务功能不协调程度,整体提升城市流强度,更加有效地引导空间集聚与扩散。

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模型及其在黄河流域的应用

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机制是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多个视角,但各个视角的研究成果都只是从某个方面阐释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机制。本文从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机制的内涵出发,以经济增长因素的相关理论和分工理论为基础,将各个视角的研究成果贯穿起来,构建了一个解释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机制的理论分析模型,并运用这个模型对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综合要素禀赋、分工与集聚的耦合互动关系明显存在,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受要素禀赋决定作用机制、分工传导作用机制和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支配。

海洋制造业产业集聚的要素拥挤效应

【目的】探究海洋制造业产业集聚的要素拥挤效应,揭示要素拥挤对海洋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影响。【方法】以企业生产率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模型与海洋制造业企业数据库,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要素拥挤与海洋制造业企业生产率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2000—2015年,要素拥挤效应显著降低了中国海洋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其中资本(技术)密集型海洋企业的生产率下降是主要原因。此外,生产要素在海洋产业集聚过程中存在“度”的限制,适度的产业集聚并不会对海洋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由于地区间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同,相较于珠三角地区,京津冀与长三角等地区的海洋制造业产业要素拥挤效应更为明显。【结论】为更好地发挥海洋产业集聚在区域海洋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海洋产业集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问题,避免要素过度集聚;要强化政府管理与引导,合理布局海洋产业、优化海洋资源配置,实现多地区海洋产业协调、均衡发展;同时,海洋企业应充分利用因海洋产业集聚形成的集聚效应,通过共享、匹配和学习机制促进企业创新。

要素自由流动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吗——基于“协调性集聚”的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当代经济内涵式增长的源泉,现有文献多从要素流动视角来考察经济集聚过程中的区域差异。然而,若将要素流动引入区域生产函数进行推导,可以发现非区域性要素集中规模的扩大,既能提高要素流入区域的劳动生产率,也能提高要素流出区域的要素收益率,基于此,本文以“协调性集聚”为核心概念,通过拓展现代集聚模型来构建要素在自由流动中走向协调发展的理论假说。实证结果进一步显示,虽然我国发展要素在大规模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并呈现进一步向超大城市和城市群集聚的趋势,但要素流动在提高要素流入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要素流出区域的要素收益率,并从需求侧激发了要素流出区域的市场潜能,要素流动在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呈现“协调性集聚”的趋势。因此,发达的要素流入区域通过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劳动生产率,欠发达的要素流出区域通过建立健全要素自由流动机制提高要素回报率和收益率,是新时代我国形成市场主导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有效途径。

全球价值链升级对工资扭曲的影响与机制分析

伴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程度的加深,我国的工资扭曲现象更加突出,进而降低了经济效率。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出发,以DVAR(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来表示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与工资扭曲之间的关系,并探究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DVAR的提高,加剧了工资扭曲程度,且在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明显。从影响机制看,全球价值链升级提高了劳动的边际产出与实际工资,但实际工资的提升幅度要小于边际产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加剧了全球价值链升级对工资扭曲的影响,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有助于缓解工资扭曲的程度。同时数字经济、产业集聚的发展,均降低了全球价值链升级对工资扭曲的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