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关河湟诗歌的诗史意义

中晚唐时期,基于唐与吐蕃关系,以及外患与内政关系而产生的河湟诗歌,涉及杜甫、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吕温、杜牧、李商隐等许多重要作家,作品总量超过六百首。河湟诗歌产生于八世纪至九世纪唐与吐蕃角逐竞争的大背景中,既记录唐与吐蕃"舅甥"两家之间的和平交往,也反映了双方的矛盾与斗争,对研究唐代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乃至文化史、宗教史,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作为文学作品,河湟诗歌还以其丰富厚重的内容、刚健质朴的风格,对唐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杜甫诗歌“诗史”说溯源

孟棨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兼及新诗史料的若干问题

经过了六十多年的探索与沉淀,中国当代新诗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面对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在搜集和整理研究资料的工作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和困难。文章从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时间范畴、资料获取的途径和其中的困难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新诗研究资料搜集和整理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并试图通过对史料和文献资料的概念区分确定新诗研究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性质,以期为新诗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新诗史的写作提供有益的思考。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 1 896至 1 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 ,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 ,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 ,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 ,同时也对 2 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 ,“新学诗”的出现 。

江湜诗歌的“诗史”价值

近代著名诗人江湜的诗歌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关心民生疾苦、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的作品中,也表现在揭露社会问题、反映鸦片贸易、描摹近代上海景象、体验世态炎凉的作品中。江湜的"诗史"之作是构成他诗歌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诗歌特点和成就的一个有力展现。

从怪变至平淡:贾岛诗风变迁的诗史意义

贾岛早期的诗歌明显留有韩愈、孟郊奇险诗风影响的痕迹。他因建功立业的理想受挫,渐次变得心灰意冷,其诗风则由奇险倾向,转向清苦奇僻。贾岛诗风的变迁实证了韩愈所倡导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的诗歌理论,既反映了他生活遭际的变化,亦折射出其诗歌交游对象的变换。这与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理论及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史意义。

“出郭九行”与“诗史”精神

"出郭九行"是对清初文学家魏禧及其兄魏际瑞九首叙事诗的总称。这组诗以沉痛的笔调描述了顺治末年百姓在官兵掳掠、盗贼横行之下的惨痛生活,是对杜甫"诗史"精神的践履;在艺术手法上,也吸收了杜甫叙事诗的艺术精华,并予以活用,体现出杜诗在清初诗坛的典范意义。

以比较眼光书写新诗的历史——读陆耀东《中国新诗史》有感

《中国新诗史》第三卷叙述了中国现代新诗第三个十年的历史,以大量的作家作品分析来确定各位诗人与各个流派的诗史地位,是一部精到的、深刻的、全面的历史。论文通过第八章关于冯至《十四行集》的论述,来探讨作者在文学史叙述上所形成的特点,以及在学术观念与学术方法上所形成的优势。比较的眼光与历史的方法是其文学史叙述之所以达到很高境界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作者给我们最大的学术启示。

论《永平诗存》的诗史意义

《永平诗存》具有补充清诗史和河北地方文学史空白的意义。它保存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其中张霔、马恂、常守方、高继珩、毕梅、高顺贞的诗作都足以代表北方诗人的创作成就。其时代特征和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那些纪事咏史、宦途飘零、对个体存在进行反思的诗歌主题中,是那个时代普通"士"阶层精神世界的典型呈现。角山、盘山、碣石山、大海等重要山水名胜,夷齐庙、射虎石、山海关等重要人文景观的大量书写,使其在地域诗歌总集中有了特殊的艺术质素。

新诗史性写作的修辞方式与美学特征研究

新诗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折射出历史的真实样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史性”特征,其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息息相关。通过文本解读的视角,可以对其修辞方式与美学特征进行分析,具体包括抒情、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展现出丰沛动人的情感与虚实相生的审美特点。

《文选》中“杂拟”类诗歌的文化成因及诗史意义

古人写诗作文偶尔会模拟前人名作,而古人对模拟之作的评价贬大于褒,今人的评价则较为辩证,但对于“杂拟”类诗歌何以在魏晋形成蔚为大观的创作风气关注不够,尚未将《文选》中“杂拟”类诗歌的个体价值与后世价值联系起来。通过对比《文选》中的杂拟诗与原作的个性、共性特征,发现“杂拟”类诗歌具有一定的诗史意义:一是具有发展旧题材、创造新题材的革新之功;二是在诗中注入新的情感特质和审美内涵的创意之功;三是在句式、句法、结构上出奇制胜的创法之功。

论上官婉儿诗歌的审美特点及诗史意义

上官婉儿是初、盛唐之际卓越的宫廷女诗人,在当时的诗坛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她的诗歌现存三十二首,内容几乎全部取材于宫廷生活与宫苑山水,与当时流行的宫廷诗并无本质的不同。但在艺术上,她的诗歌有着比较独到的特点:承“上官体”语言典雅之特色,意境阔大,呈现出一种清雅俊朗的风格。同时,上官婉儿身为当时宫廷酬唱活动的主持兼裁判,大力推广律诗的创作,促进律诗体制的形成,倡导一种具有“词气”的诗风,对初、盛唐诗歌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开启了盛唐气象的先河。

唐宋诗词服饰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探析

唐宋诗词中的服饰描写涉及当时的服装材质、服饰工艺、服饰样式、图案纹样、配饰装饰及着装风俗,体现了唐宋时期的服饰风格和形态,折射了当时的服饰发展状况和服饰文化内涵,展现了唐宋时期特有的审美态度,是展现中国文化的典型符号之一。唐宋诗词服饰描写中蕴含着丰富文化内涵,能否对其进行准确翻译影响到服饰文化的有效国际传播,以及诗词意境、美感的等效传递。据此,该文从社会历史、纹样内涵及东方美学的维度探讨文化因素对唐宋诗词服饰翻译的影响,并试图为国际服饰文化交流和研究提供新媒体环境下的翻译建议及参考。

红色诗词融入“五史”学习教育的价值及路径

红色诗词伴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过了百年历史,记录着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勇毅前行的光辉岁月。红色诗词蕴含着伟大的民族精神与丰富的历史资源,在开展“五史”学习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一方面,有助于人民群众增强历史自信、抵制错误思潮,并自觉担当起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历史重任;另一方面,有助于丰富“五史”学习教育的载体,提升“五史”学习教育的效果。在推动红色诗词融入“五史”学习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红色诗词的优势力量,从整合现有资源、凝聚育人合力、创新教育方式、拓宽教育平台等方面积极探索红色诗词融入“五史”学习教育的实践路径。

基于新见史料的刘荣恩诗歌初探

随着刘荣恩新见史料的发掘以及诗集的首次出版,刘荣恩诗歌创作及相关批评渐渐浮出历史地表,这位被文学史所“埋藏”的诗人在华北沦陷区诗人群中一直以“沉重的独语”为人所知,但长期未得到更多深入的研究和评价。事实上,刘荣恩的诗不只呈现“忧愁”“伤感”的基调--这一命题也曾引起诗坛上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宏观来看,刘荣恩诗作中陌生化效果的营造、异质意象的融合与建造、意境之深幽奇崛的表达,为新诗在中国古典传统秩序的继承上增加了一环,并特别以“奇异之梦”的诗性空间扩展了新诗认识和再造传统的空间,其诗歌的意义仍需被发掘和重估。

中朝三千年诗歌交流论略

自公元前1044年始至1926年中国与朝鲜的诗歌交流持续约三千年,参与的诗人数千位,创作了数万首诗歌。中朝的诗歌交流无论从时间上的持续还是空间上的跨越,都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文学现象。从纵向来看,可以分为西周至东汉末、魏晋南北朝至宋末、元代至清末、光绪乙巳至民国十五年四大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咏史诗为主,第二阶段以追和诗为主,第三阶段以使行诗为主,第四个阶段为朝鲜遗民金泽荣在中国的交流诗。从横向来看,诗歌交流包含着十类文献:唱酬、献赠、追和、咏史、题咏、事迹、诗人、诗集、评价、制度背景。从国际上看,相较于东亚的日本、越南、琉球,朝鲜的诗歌交流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特征。

“诗”与“真”——论鲁迅《朝花夕拾》的史料真实问题

作为一部“回忆性的散文集”,鲁迅的《朝花夕拾》在处理自己生平历史时,所采用的不仅仅是历史“实录”的方式,还有必要的史实想象和虚构成分。《父亲的病》一文就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段,以自己厌恶的“衍太太”取代了自己所深爱的“长妈妈”。《藤野先生》一文中所述史实,与原有的历史真实也有一定的距离。作为一种文学写作,“诗”与“真”即是艺术表达与历史实录,它们是鲁迅在写作《朝花夕拾》时处理史料的基本方式。其中,“善意与温情”的情感倾向,成为主导鲁迅写作《朝花夕拾》的重要因素。无论偏废了其中的哪一种表达手段,都会出现“理解的偏至”。

“史料化转向”:新世纪新诗研究的“新发动”

在当今“史料热”的学科大背景下,加之新世纪新诗研究范式转变等问题的加持,新诗研究的“史料化转向”这一新范式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凸显,日益成为新世纪新诗研究的重要方式。新诗史料研究重视研究者的史料意识,其实践主要涵盖文本之内、文本之外、史料自身三种研究向度,涉及文献校读法、外部研究法、文献学方法三种研究方法。史料研究为当下沉闷的新诗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但其理论基础尚未成熟,故应以“新诗史料学”学科建设为契机,带动其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再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以小说中的诗歌为考察中心

《水浒传》第四回有一首诗(“九里山前作战场”)引自杨慎的《廿一史弹词》。根据《廿一史弹词》的编撰时间,杨慎的生平经历及《词品》中有关宋江词等相关文献,可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三年至十六年(1524—1537)之间。《水浒传》还有3首诗中有诗句引自明中后期的诗集、笔记,可为“嘉靖说”提供佐证。“嘉靖说”有李开先《词谑》、钱希言《戏瑕》、杨慎《词品》、高儒《百川书志》、郑晓《今言》等可靠文献作为佐证,相比“元末说“”元末明初说“”明初说“”成化弘治说”,具有更充分的说服力。

论杜甫退朝后的曲江饮酒诗及其醉中史笔

杜甫长安为官期间因被疏远而内心苦闷,退朝之后常在曲江饮酒,写下了许多醉饮的诗歌。其中《曲江二首》中的“朝回日日典春衣”“苑边高冢卧麒麟”“人生七十古来稀”等诗句,是杜甫生平少有的狂言醉语,因而也形成了杜甫诗风的别调。然而,“朝回日日典春衣”并非实写,是杜甫“懒朝”情感的夸张表达;“苑边高冢卧麒麟”是基于汉武帝故事而对玄宗皇帝晚年处境的悲叹;“人生七十古来稀”则是表达自己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无奈。杜甫的狂态虚中有实,醉中有真,形象地再现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对其人生的影响。虽为杜诗之别调,实为杜甫独特的诗史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