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Confucian and Hebrew Classics

Both Confucian and Hebrew classics remain an everlasting heritage for their nations and the world.Wisdom from both classics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order.This paper,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analyzes similar teachings and rituals concerning two promin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marital bond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It is found that in these tw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both wisdom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bonds,define clear boundaries and roles,and provide ethical warnings in these relations.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nd Hebrew wisdom in that human nature is embedded with similar hope for order,quality,and glory,so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is essential in promoting a globalized dialogue and critical view of cultures.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further research.

理学与经学相交融:晚明思想的新动向——以黄道周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时期的思想家,普遍对阳明后学展开批判与反思,由此出现了理学与经学相交融的思想新动向。黄道周即是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治学特点就是理学与经学思想相交融,主张以六经治世的同时,又不舍弃以理学治心的传统。从黄道周的学术生平来看,理学类的问业著述与经学类的著述是交迭出现的,说明在其一生治学中,对理学与经学始终是兼顾的。即便是在《榕坛问业》这样一部以理学为主的问答录中,也常常涉及经学内容。从工夫论角度看,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体现为一种回环互补与融合统一的模式,他认为工夫不是节节往上、一劳永逸的,而是前后兼顾、回环往复的整体形态,换言之,治世与治心是并举的,都是本体上的工夫事业,并由“敬”贯穿始终,使治世与治心融为一体、相互成就,由此保证至善的状态长久维持下去。

论唐枢的经学思想

作为晚明时期甘泉学派的重要学者,唐枢在经学方面有颇多著述,其经学思想的核心理念可概括为“以心解经”。在他看来,六经之实质为吾性“幾神”触感而发的自然作用,六经之来源为圣人对“当世已行之迹”的誊写与记录,六经之功用为对物欲的克除与对性情的燮理。经学为唐枢的心学体系提供了文本依据,心学则为唐氏解经提供了价值取向。唐枢的经学思想对中晚明心学解经思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心”的领域为明代经学诠释扩展了空间。

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论六经在先秦儒家教育生活中的发生

先秦儒家的教育和教学活动是以六经为主要内容而展开的。从《论语》《孝经》到《孟子》《荀子》再到《学记》的先秦儒家代表性论著,记录和见证了孔子及其后学与六经文本之间的互动、融通与共生。其中,《孝经》《论语》是学习六经的阶梯,《孟子》《荀子》是孟、荀二人“羽翼六经,增光孔氏”思想学说的集中体现,《学记》则是对先秦儒家教育和教学活动的理论总结和提升。以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孔门后学及其思想学说,既承袭了先秦儒家教育和教学一以贯之的传统,又开创了以六经为主要内容的先秦儒家教育和教学活动的新格局。这就是六经在先秦儒家教育生活中的具体展开。

孔氏家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下)

作为孔子之道的鲜明标志,孔氏家学对儒学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孔氏家学对儒学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自孔子时代至北宋初年,孔子之学始终是儒学的基石,孔安国、孔颖达等后代学者更是承袭孔子之道,致力于阐释其学说,为儒学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次,孔氏家学中的经史子集著作及其人文思想,为儒学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丰富了儒学的内涵。最后,孔氏家学在南北朝、唐宋及其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均恪守传统,修正异数,确保儒学不偏离孔子之道的轨道。清代经学的复兴,正是得益于孔氏家学数百年的坚持与修正。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论粤西学者的目录学思想及其治学业绩

目录书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以成为学者读书治学的工具。粤西学者也深明其理,他们中,有的人编有指导后学读书治学的目录书,有的人编有家藏目录书,有的人没有编目录书。三种情况虽不同,但都遵循着传统目录学对古籍分类的四分法。在读书治学中,他们以经学为重,也取得巨大的成绩,而龙启瑞的成就尤为显著。

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苏辙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著作。此书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诗集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它从整体上“腰斩”《诗序》的做法,更是对《诗经》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因此,此书也被后世学者频繁称引。但在具体的称引过程中,学者对苏辙此书的称谓却各凭己意,互有出入,以致有十几种之多。更有甚者,例如朱熹、王应麟等学者称引苏辙此书时,就曾因名实不副,犯下张冠李戴,难证其引的错误。这样繁乱的现象已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困扰,并且仍继续影响着现今学界的研究。但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重视,偶有一二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却也含糊不清。厘清前人对苏辙《诗集传》的误称并探析其初名具有重要意义。

论《禹贡通释》何以通经致用

成书于清代咸丰十年(1860)的《禹贡通释》,是道咸年间汉中学者童颜舒(1813—1862)的一部专治《禹贡》的著作。从写作目的、诠释体例、诠释原则和方法及新的观点等方面论述《禹贡通释》通经致用的学术宗旨及其实现过程,结合《禹贡通释》相关观点考察《禹贡》学史上存在的问题,并对该书的价值特色作以评价,认为《禹贡通释》较好地解决了《禹贡》学史上的“五难”问题,在经学诠释层面完成了研治《禹贡》以通经致用的任务,是清代后期求通致用理念运用于《禹贡》学的成功范例。

援史解经:诗经学的阐释传统

《诗经》作为经,目标是传达儒家思想。怎样从诗歌文本中阐发出经学义理?在很多时候需要引入历史故实作为中介环节,由此形成“援史解经”这一诗经学的阐释传统及“由言及事、由事及理”的阐释路径。经与史互为表里的关系为援史解经提供了思想依据。援史解经的实现方式包括:将《诗经》字词注释为某一历史要素、通过《诗经》语境补出历史要素等。援史解经为《诗经》阐释提供了颇具特色的阐释范式,但诗、史、经的互动和调适,又使得这种范式带有先入为主的强制阐释性质。

传统诗教之当代高等教育模式探析

现代诗教因应民族危亡与现代转型的诉求,被赋予启蒙、保国、审美的导向。当代诗教延续现代诗教的基本框架和精神内涵,在普及化和专业化这两个维度中有序展开,同时保持了对传统诗教的同情之了解及对现代诗教的根本性反思。当前,高等教育当代诗教探索,呈现由教育借鉴到教育自立的转向,旨在发掘传统诗教的发生机制,将其转化为当代情感教育、审美教育、道德教育,探讨其实践经验及对文化传承、文明互鉴的意义。诗教模式大体分为以专业课程建设为中心和以诗教文化建设为中心这两大类。前者主要在古代文学学科专业内展开,后者更着眼于诗教文化本身,在课程建设方面立足经学传统和文化史观,倾向于为专业教育奠定基础的通识教育。

中国古代经学解释的目标、本质及其二重性

经学是中国古代儒学的基本表现形式,围绕着经学形成了中国独有的解释学。中国古代经学解释的主要目标围绕着“道”而进行,其中基于现实国家治理的“治道”是其解释的基本诉求。在古代,基于“治道”的不同建构而形成了汉、宋两种经学解释的类型,统治者们都想借此建立基于话语权力的文化认同,从而为政治统治提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与方法。与此同时,儒经本身也是古代天道人事的承载,具有超越性与普遍性。所以,古代经学解释体现出了语言与意义、主体与客体、知识与道德、主观与客观、天道与人事、内圣与外王、历史与现实等等多种二元性或曰二重性。虽然如此,古代解释者注重通过经学解释的张力来化解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经学的现实价值。

郑玄礼学的体系建构与思想创造

郑玄经学体系建构的初衷在于回应汉末经学衰微、百家互起的思想史变局,其重整儒家经学的方式是以礼为本,统贯群经。通过对《周礼》《仪礼》《礼记》的注解与整合,郑玄创立了“三礼学”,其基本构型特征是以《周礼》为中心而三礼并举,礼学由此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郑玄统合三礼的基本方案是首先以经礼、曲礼之分确定《周礼》《仪礼》关系,通过将《周礼》解为“统之于心”的“体”,而将《仪礼》释为“践而行之”的“履”,使礼之制度义与仪式义得以协调。其次是将《礼记》作为礼义诠释文献与《周礼》《仪礼》并行。三礼学体系的建立在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急先锋与坚守者:20世纪《春秋》学转型的特征

20世纪前期,《春秋》学的转型在颠覆性的经学转型中独具特色,具有二律背反性。一方面,无论是古史辨派的批判,还是古文经学者的改造,《春秋》学都是经学转型中的急先锋。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在学术上对传统《春秋》学内容与方法的坚持,社会各界因抗日战争之需对《春秋》大义的发挥,又让《春秋》学成为经学转型中的坚守者。《春秋》学自身的特点(争议性、史学性、政治性、独特大义)与20世纪时局的特殊性(变化具有颠覆性且过程复杂、民族危机空前)是造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揭示这点能深化对20世纪《春秋》学与经学的研究,对当今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春秋》学与经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勿使并进:经学对子学有超越而无凌驾——董仲舒的帝国意识形态设计及其边际划定

汉承秦制的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积极反应就是众多儒生能够自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以理论的方式回应集权政治的迫切要求。董仲舒的工作是双重的,既要挤对诸子,让朝廷优先选择儒家,又要激活儒学自身的社会批判功能,为皇帝设计出天道约束,借助《春秋》经义而制造出天人感应的平衡系统。董仲舒把当时的帝国学术分出三个梯度:“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王道王教作为帝国的灵魂而粉墨登场,是意识形态的首选学派;包含众多的非儒学术,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其存活空间在社会、民办或私营;“邪辟之说”则对帝国精神和社会文化明显有害,当尽快“息灭”,以免滋生流毒。三个层级呈现橄榄型区块模式,边际划分明确,其政治可信度渐次减弱。经学与子学厘清界限,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经学对子学虽有超越,却无凌驾,并不谋求对百家学术进行整合与改造。经子关系的认识论误区主要在于,用今人的思维理解古人,因时空错位而遮蔽汉初意识形态确立之真相,把古代的民理解成现代的民。董仲舒确立经学是要用当时最先进的儒家“德教”开启民智而非愚民,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举。董仲舒的意识形态设计在汉初无疑是一种理念创新、学术创新、政治创新,满足了秦汉社会转型和皇权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

“以经术饰吏治”:孙家鼐的为官与为学

孙家鼐因“学而优则仕”走入仕途,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与使命,承当了晚清岌岌可危时代政治文化的重责。通过对孙氏奏议和相关文献的解读,可以明鉴其“以经术饰吏治”的心路历程,探讨其在中西政治文化冲突的形势下,如何擘画政局,主盟学坛,显现出社会精英在宫府危疑之际所起到的维系和支撑作用。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钱玄同与崔适交游考

钱玄同于1911年2月拜访崔适,问学三年后开始执弟子礼。经钱玄同推荐,崔适于1914年秋季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讲师,并由北大出版部印成了《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崔适年老体弱,口才不佳,1920年失业后搬离北大,住进湖州会馆。后经钱玄同设法,崔适于1922年回北大预科上课,1923年因不能上讲台而只能改作文。1924年8月,崔适客死京城,钱玄同设法筹钱为其办理后事。钱玄同又通过参与“古史辨”运动,扩大了崔适的学术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