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屈原的评价看初唐的文学批评思想

初唐人对屈原的评价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从肯定其“忠贞”精神,赞誉其诗“气质高丽”;到褒扬其忠正、赞美其诗才,却抨击“礼乐之道,坠于斯文”;再到褒扬其抒写真情,“不虚美”“不隐恶”,又斥责其诗“婉丽浮侈”。对屈原评价的阶段性差异,反映出初唐近百年间在文学复古与新变之间的摇摆性。

初唐四杰的“文原五经”观

初唐四杰是活跃于唐高宗、武后时期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作家群体。初唐四杰虽年辈略有不同,但其生活道路与思想观念却十分相似,其文章本源论也大略相同。初唐四杰所说的“文章”,既包含篇制短小的诗、赋、论、记等单篇作品,也包含篇幅较大的经、史、子等类著作。在文章本源这个问题上,初唐四杰一致认为“文本于经”,即后世文章皆起源于儒家“五经”。初唐四杰“文本于经”的观念,是由他们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所决定的。在初唐四杰的引领下,初唐文风始变,大唐之气象风格始见。

丝绸之路视域下初唐时期女性窄袖形制研究

初唐时期流行的窄袖衫闪烁着独特的风格,得益于丝绸之路上不同风俗文化和审美意趣的交流碰撞。本文在丝路视角下,采用相关文献与图像互证的方法,针对初唐时期女性窄袖衫的外观形制进行多重分析。首先,对窄袖衫外观形制进行比较处理;其次,总结初唐窄袖的结构图谱。研究认为,窄袖体现了“胡”汉文化的交流以及北朝晚期到初唐时期服饰的渐趋融合态势,也是对当时“胡”汉融合的态势以及文化认同的变化反映。对初唐女性窄袖衫的形制进行解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初唐北疆纪行诗的艺术风貌

初唐北疆纪行诗,是指初唐诗人在中国北疆地区巡游、出使、行游、入幕、参军、征战等活动中记录和书写所见所闻、所历所感的诗歌作品。身份不同、赴边目的不同的北疆纪行诗人,其作品主题内容多种多样,艺术风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五言诗为主要的诗歌体式,鲜明的写实倾向,集中体现唐诗的风骨之美。初唐北疆纪行诗用独特视角给文坛带来了新鲜活力,其文学史意义在于,扩大了唐诗的表现内容,提升了唐诗的审美品格,达到了声律风骨兼备的艺术效果,初步实现了南北文学的融合。

浅析唐朝前期对吐蕃实行弹性防御的政治军事原因

公元7世纪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发展壮大后与唐朝争夺河西走廊,威胁到唐朝的西北国防安全。咸亨元年唐朝与吐蕃交恶,唐朝一开始采用进攻战略,但唐军在大非川与青海之战失败之后,面对西北国防线上步步紧逼的吐蕃政权,随后采取了弹性防御的战略。咸亨元年到天宝十三年唐朝对吐蕃采取弹性防御战略的政治军事原因是多样的,唐高宗时期吐蕃崛起,对吐蕃的军事外交失败使得唐朝对吐蕃采取弹性防御战略;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内乱影响着唐朝在陇右道实施弹性防御战略;均田制瓦解带来的兵制改革为唐玄宗时期实行弹性防御战略提供战力支撑,同时唐玄宗时期国力达到顶峰为实现兵制改革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论初唐皇室对皇子的诗歌教育

初唐皇子不仅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也是频繁参与宫廷诗创作的诗人群体之一。他们在《全唐诗》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篇章,为唐代文学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初唐皇室重视培养皇子的诗歌创作才能,主要通过聘请优秀诗人担任府僚或教师、编纂系列类书供皇子检事缀文、频繁组织聚会为皇子提供文学平台等方式,提高皇子的诗歌创作素养,锻炼了他们的诗歌创作技能,使他们成为合格的诗人。

Historical Changes of Ginkgo Biloba L. Culture

Ginkgo Biloba L.is a rare species endemic to China,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Ginkgo cul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co-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paper uses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the Ginkgo and its cultur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Ginkgo culture,the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which is named theological era),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 early Qing Dynasty(which is named the literature era),and the modern China which is named the scientific era.The history of Ginkgo culture is a history of Ginkgo being gradually recognized,and the Ginkgo culture's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are gradually deepened and developed.The construction of Ginkgo today's culture should be in the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culture,and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the times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take the science and huma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road.

初唐诗歌修辞的继承与新变

初唐诗歌推陈出新,基本奠定了唐诗的总体发展格局,在语音修辞、句法修辞、篇章修辞等方面,继承了前代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和进展,在诗体修辞、风格修辞等其他方面也有新的转变,从而和为唐诗创作的兴盛革新准备了必要的修辞基础和条件。

出逃与应募:官民互动视角下的唐前期逃户治理

逃户问题贯穿唐朝始终,逃户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以安史之乱为界,唐前期逃户出逃的主要目的就是逃避税役。武后至玄宗即位初,府兵制下沉重的兵役负担迫使百姓纷纷走上逃亡之路。但至开元天宝时,相当一部分逃户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募兵制下的兵士,职业化的召募制逐渐取代义务性质的征发制成为主流。逃户与国家在兵役承担问题上的互动,揭示了唐前期逃户治理与兵制变迁的内在联系,即兵制变化为逃户治理提供思路。这二者变革的根本基于唐王朝力图将流动人口纳入国家赋役管理体制下的统治理念,在此理念指导下,逃户与官府最终实现了良性互动,唐王朝国家机器得以有效运转。

政治困境与文治思想:论金末元初文学“宗唐”观

“宗唐”是元代重要的文学观念,其背后有着复杂的话语机制。北方士人“宗唐”各有目的。金末士人渴望复兴金朝,希冀通过“宗唐”复古的途径,吸收唐宋文脉所重视的“风雅”“仁义”的儒家思想,达到风上化下的文治目的,重建“小尧舜”之荣光。元好问作为金元之际的重要士人,前承其师赵秉文,后启元初士人。元氏为了延续中原文化,他围绕儒家之“诚”建构文学“宗唐”观,认为“唐”文学是儒家六经思想的后继者,唐以后之士人可通过文学“宗唐”往古追寻圣人精神思想。元初士人希冀于蒙元朝中建立起以传统儒家为主导思想的国家,推动蒙元文治建设,把“王道”等儒家思想作为“宗唐”观之内核,视文学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一环。

朝鲜朝初期文人群体的唐宋诗观研究

唐诗与宋诗的分别传入,使朝鲜诗坛掀起了对唐宋诗审美特征、取法侧重的讨论。总体而言,朝鲜文人群体对唐宋诗的认识与取舍并非绝对地“宗唐”或“崇宋”,往往具有唐宋兼学和交融的特质。即,唐宋诗同为最高典范,文人学诗需在唐宋之域内。但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他们对唐风宋韵的理解不断深化,遂提出以“气”来分唐界宋,且其诗文作品亦呈现出不同的创作倾向。之后,随着海东江西诗派等学宋派以及南孝温、金时习、金净、李胄等学唐先驱的出现,朝鲜朝文人对唐宋诗态度的转变在15世纪末逐渐凸显出来,其围绕应当“学唐”还是“学宋”见解各异,争执不休,为朝鲜朝中期“唐宋诗之争”的正式形成奠定基础。

昭陵碑志与初唐女性文学考论

昭陵女性碑志从文本格套、史事记录、作品遗文等方面揭示了初唐女性文学的多维面相与丰富内涵:首先,对女性文学的记录颂扬是碑志性别书写的格套化环节,这是女性创作实际与男性书写视角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次,碑志提供了初唐宫廷女性文学养成与应用的史料信息,两者共同指向初唐女性文学的政治面相与功利实用;最后,燕太妃碑中的涉佛铭文是初唐女性文学的重要遗文,更是武后融汇文学、宗教资源以行使和宣扬权力的实物见证。

世积乱离与中晚唐早朝诗

中晚唐早朝诗在世乱的背景下,隐藏着诗人幽微心境的变化。与初盛唐相比,中晚唐早朝诗出现了清峭冷寂的风格。诗歌意象也产生诸多新变,朝着世俗化、偏重主观感受的方向发展。中晚唐早朝诗由单纯颂圣转变为文人聊以消忧的窗口,彰显着中晚唐诗人心态的内敛,仅用气势恢宏去概括中晚唐早朝诗有失偏颇。

隐约与重构:唐高宗封禅的历史书写——以《旧唐书》为中心

史家在《旧唐书》中记载高宗龙朔、麟德年间两次议定封禅的诏令时采用隐匿不书的书写范式,借此规避诏令下达后出现的天文灾异和自然灾害对封禅的影响,并重构封禅的起止过程,为统治者无视上天警示执意封禅提供合理化叙事。这种有所取舍的隐匿不书形成固定的文本体例保留在《旧唐书·高宗本纪》中,造成了与其他史料的记载差异。其后玄宗面对同样的日食警示时,史家将隐匿不书的手法应用到《旧唐书·玄宗本纪》中,以补全玄宗礼仪上的合理性。关注史料“没写什么”是研究封建王朝意识形态指导下历史书写的新视野,更能深刻反映历史记载的主观选择性。

新見隋唐墓誌俗字例釋

隋唐碑刻保存着衆多俗字,其中相當一部分已得到準確辨識,還有一些未辨或誤辨的俗字,值得進一步考釋。文章選擇近年新見隋唐墓誌文中“■”“■”“■”等15則釋讀有問題的俗字進行綜合考察,其成果既有助於相關碑刻材料的合理解讀與科學利用,又可爲近代漢字研究、字書收字、漢字編碼等提供實證資料。

试论唐前期比部审计的制度环境及其启示

唐前期的比部审计制度在中国审计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独立性和完善性为史家所公认。本文着重分析了唐前期比部审计的制度环境,发现唐前期的预算制度、内部审计制度、财物管理部门的内控制度、御史监察制度和官员考课制度的存在或完善为比部审计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比部审计能效的发挥也有赖于上述各项制度的配合。上述研究标明,审计制度能效的发挥不仅与其本身的制度建设有关,同样还有赖于很多相关制度的配合,这一点对于我们从宏观的制度环境层面去思考如何发挥国家审计的能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陈元光“光州固始说”证伪——以相关陈氏族谱世系造假为据

唐初漳州的创建者陈元光来自何方、凭什么力量平定闽粤之交的动乱,历来存在重大分歧。对所见陈氏族谱所列陈元光"先祖"与"后裔"各十余世进行辨析可以发现,陈元光来自光州固始说属于伪托与虚构,不足为据。又据较可靠的历史文献推定,陈元光先世来自河东,落籍岭南,成为漳潮一带本地豪帅。由此可见,福建文化曾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个"中原",是个比较宽广的概念,绝不限于河洛,更不限于河南固始一隅之地。

宋代司法公正的制度性保障及其近世化趋向

司法活动欲实现为社会运送正义的价值目标,必须首重制度设计。宋代司法传统中的一系列制度,不仅使仁爱司法理念得到践行、法官职业素养得到提升,而且还使司法制衡机制得到强化,审判程序设置更加精密,司法辅助制度更加完善。这些举措是宋代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也是宋代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宋代司法文化的这种整体性突破与结构性优化,折射出了宋代司法传统的近世化转型趋向,有着深刻的历史成因和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唐五代小说的命名艺术

唐五代小说命名形式复杂多样,呈现出复合结构,即由A+B的形式构成:A类指小说的题材或人物、时代、主要情节等等;B类指记、传、外传、志、故事、遗事等多与小说文体、编撰方式或创作观念相关的命名。唐五代小说的命名方式既反映出对唐前小说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又体现出唐五代小说文体渐趋独立的进程。唐五代小说的命名受史学传统影响较大,从中也可看出唐五代小说创作与民间传闻的深厚渊源、与唐五代文人生活习尚的密切关系以及唐五代时人好奇的审美心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