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三次历史转向

中国国际关系学创立于旧中国,但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开始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中国国际关系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第一次历史转向,其最大的特征是以“国际共运史”为主流;改革开放后开始了第二次历史转向,其最大特征是“回归”西方话语体系的国际关系学本体;世纪之交,国际格局急剧变化,全球治理理念和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符合时代需求,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次转向目标,也应该是世界国际关系学的方向。

重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与发展:一种文明互鉴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受到战后全球文明交流交锋和多元共存的国际政治现实的推动。其中,文明互鉴既是理论研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也是实现理论知识整合的主要动力,更是开展理论创新的国际化面向。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文明互鉴下的探索与发展呈现出一种动态、多元、辩证的前进趋势,主要体现为三个阶段:一是在建国初期、冷战大国文明博弈背景下同苏联、美国等国际关系理论间的文明激荡与文化交锋;二是改革开放后,在多元文明共存与和平发展的时代判断下,主动开展对国外理论知识的批判性引介,在融会中外的基础上提升本国理论自觉与意识系统化;三是21世纪后,积极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在新一轮的全球文明交流交锋中,凝聚以“中国学派”为代表的共同体意识,产生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传播的理论范式成果,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建设发挥着总领性、全面性的指导作用,围绕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命题,而文明互鉴则将在新时期继续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与成长提供新的动力。

美国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的思想溯源和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并延缓自身衰落,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安全威胁”,推行所谓“全政府”和“综合威慑”的对华战略。准确认识美国的对华错误认知,需要把握其哲学思想、历史观、世界观以及战略理论等思想根源。美国根深蒂固的“天命论”和“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及对丛林法则的信奉,导致其形成了唯美国独尊的历史观,建立了固执己见的当代史观和自恋式的未来史观。美国从零和博弈和二元对立思维出发,形成了偏执地树立假想敌的政治安全观和“重利薄义”的对外关系理念。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并在当前的背景下加速了其自身的衰落,将中美关系推向竞争甚至对抗。中美关系影响世界的未来走向,和平共处应是中美两国基本的相处之道。中国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全方位、综合性地应对和塑造中美关系,在物质和精神、实践和理论、战略和政策等多层面与美国进行建设性互动。

区域国别、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三学科关系刍议

2022年9月,教育部发布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区域国别学被列入“交叉学科”目录下的一级学科,结束了长期以来区域国别学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的历史,成为当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要解决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体系问题,最务实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厘清区域国别学与其他相近、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世界历史学三者之间关系密切。从学科比较视角看,世界历史学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最基础的学科支撑。交叉学科视域下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融合历史、现实与未来。以学科功能观,区域国别学激活了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学科潜能,突破了其发展瓶颈,扩大了其学科边界,增强了学科之间的交叉与互构能力,为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学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以学科发展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建设正当其时,大有可为,任重道远。

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既有路径与跨国转向

近二三十年,跨国史已然形成一股强劲的学术风潮,对中美关系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范式,多为民族国家史学框架下的单边政策史,强调权力和利益等客观因素,聚焦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无法应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外交史学界出现了国际史、文化转向和跨国史三种全新路径,与中国史学界兴起的在国际化背景下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新趋势一起,共同催发了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跨国转向。这集中体现在跨国移民史、跨国文化史、跨国经济史、跨国种族关系史和跨国妇女史五大研究领域。

本土化视野下的印度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不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其首要任务应是它的科学性和解释性。但现状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拥有这个学科的学术霸权,这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随着“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的兴起,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呼吁打破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等级制,破除“中心—边缘”模式,掀起本土化国际关系研究的浪潮。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国际关系学者不再对西方的理论亦步亦趋,而是试图创造出印度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二十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印度本土化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史诗流派、考底利耶流派和新政事论流派,并带有三个明显的学术倾向,即非普世主义倾向、非殖民倾向和非道义倾向。这表明印度国际关系学者要从西方理论所设定的框架下自我解放出来,为印度国际关系研究的未来提供另一种知识。知识与权力往往具有同构和耦合的现象,印度的本土化国际关系研究实际上是印度崛起的一种理论反映,是印度地缘崛起的自然产物,反映了印度日益增长的政治野心和对西方霸权的不满,想要让世界听到印度崛起的声音。然而,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窠臼并不容易,言“印度学派”还为时尚早。因此,对于印度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探索,人们既不应该轻视,也不应该忽视,而应该重视,并要认真研究其话语背后的政治渴望和战略意涵。

跨国史视角下的美国私人基金会:既有研究和未来趋向

20世纪初兴起于美国的大型私人基金会,有着巨大的规模和高效的管理模式,活动范围遍及全球,它们的非政府和跨国性特质使其成为跨国史研究的重点对象。在跨国史的视野下,相关研究主要表现为三个路径:一是考察基金会在知识生产、公共卫生、人口控制等跨国事务中的角色;二是探讨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基金会如何介入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的建设;三是检视基金会对美国外交事务的影响及其与美国全球权力成长之间的关系。跨国史视角的引入,为基金会研究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题材和领域,展示出跨国行为体对世界历史和各国发展的重要影响,有助于进一步补充和深化美国对外关系史和20世纪国际史的研究。

世界历史的视野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建——来自巴里·布赞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多数反思和批判只是在新形势下对过去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修补和发展,而不是全新意义上的重建。巴里·布赞教授通过对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成功超越,重新诠释了国际体系在一个宏观和久远的世界历史背景中的演变,从而构建了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研究框架。巴里·布赞的世界历史视野和多元论的方法论体系向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同时也给中国学者带来了诸多启迪。

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之争——兼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自觉

二战以后,美国一直掌握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霸权,塑造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范式并从学理层面论证其霸权合法性。冷战结束以后,出于理论发展的需要与国际政治现实的挑战,国际关系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态势,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议题、理论流派等方面与美国展开了积极的话语权竞争,成就了"欧洲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国的话语霸权。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与地缘政治重心的东移,国际关系研究的亚洲意识也逐渐觉醒,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性建设已初见成效,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有所提升。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话语权建设上存在诸多不足,应进一步强化学科内涵建设,推动理论创新;寻找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突破口,挖掘新的研究支点;拓展话语平台,为外交话语体系提供学术支撑。只有制定正确的话语权战略并付诸实施,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竞争力。

后现代主义及其对清代国际关系的新阐释

何伟亚的《怀柔远人 :清代的宾礼与 1 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引发了一场关于后现代主义方法论的争论。何伟亚对其书题目和一些重要清史料的“误读”折射出了后现代主义对分析历史文本复杂意义层结构所持的令人深思的理论。何伟亚对具体史料的解读是否准确是可以继续争论的 ,然而 ,他从“历史诗学”的角度 ,对马嘎尔尼使华失败背景和原因的新诠释可能会有助于破解清代占优势地位的政治文化心理及其符码。

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

就研究方法而言,受兰克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长期以来以档案研究和传统叙事为主,急需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文化研究方法和社会性别理论可以帮助冷战史学者提出新问题、发现新领域、挖掘新材料和建立新解释。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不仅不会削弱冷战史的史学色彩,反而会加强冷战史的人文特性,并有助于建立起关于冷战史的新叙事。

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既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国际关系”研究既有重叠之处,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不仅关注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且还致力于把当代国际关系的来源阐释清楚,对于摆脱国际关系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学界对部落和族群问题的探讨,对帝国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阐释,对东方和西方流变及相互关系的说明,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再认识,为国际关系学构建更为开放、包容和全球意义上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知识背景。随着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的发展变化,国际关系研究面对着越来越多超越传统意义上国际关系学的问题,正在向一个学科群的方向发展。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或者说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可以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中发挥重要作用。

略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

"国际化"潮流和"国际史"取向于20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兴起,是美国对外关系史学界面对国际、国内以及学术潮流的新变化而做出的一种反应和选择。美国外交史学界是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上论说和实践着国际化,即学理层面、实践层面和组织层面。其中,学理层面的"国际史"取向包括了现实主义国际史取向、文化国际主义取向和国际经济-社会史取向三种基本主张。"国际史"的方法论取向已经确立了其在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一席之地,并将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构筑中日关系的新平衡

中日两国在两千多年的交往过程中,双边关系既有处于平衡状态的时期,也有处于平衡状态被打破的时期。而对于中日关系的平衡状态起到巨大影响作用的主要有主客观两种因素。客观因素主要指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主观因素主要指中日两国的历史记忆。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开启了国际秩序的新的深刻变革,而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中日两国间的新平衡状态也将不会超出准世界大国与经济大国间关系这一框架。而为了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间平衡状态的形成,则有必要通过增强"友好记忆",弱化"对立记忆"来改善两国间的历史记忆。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略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英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科学联合委员会委员、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巴里·布赞教授和理查德·利特尔教授合著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力作《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的再重建》出版后,引发了对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对"主权"和"平等"等基本准则的争论。本文认为历史变化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由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规定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主权"和"平等"原则没有过时;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

探索国际关系历史规律的社会科学尝试——问题、理论视角与方法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与作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研究国际关系史。但是,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会执着于"解释历史",而不是"理解历史"与"描述历史"。他们不仅会探索国际关系史中的规律,而且会致力于探寻有较广适用范围、简约与精确的规律。在对国际关系史提问的时候,社会科学学者倾向于提出"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或者"怎么样"的问题;他们也更愿意从历史比较中提出问题。在对待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即便是坚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家也会将国际关系的历史素材嵌入理论,包括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不是在用史学方法,而是在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寻找国际关系史中的规律。无论经过多少次检验,使用多么精致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史上的同一问题往往都能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找到迥异的答案。这些不同的回答往往都能找到历史证据支撑,都会有它们各自的追随者,也都会经历兴衰起伏。

国际关系视域下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研究中国学、中共学在世界上成为了热点。中国共产党创造了革命的奇迹、建设的奇迹、开放的奇迹。要想破解中国故事的密码,需要研究中共党史,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研究,恰恰是研究中国革命史、中国军事史、中外关系史的关鍵节点。把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放在国际关系的宏观视域中,梳理共产国际的内在机制,阐释中国共产党的生长史及其在共产国际的作用,寻找支撐中国共产党走向辉煌的重要变量,可以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