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达木和欧龙布鲁克陆块基底的组成和变质作用及中国中西部古大陆演化关系初探

中国西部的柴达木陆块和欧龙布鲁克陆块的基底岩系虽然在地球化学上与扬子陆块具有亲缘性，但它们之间的组成和变质作用历史却显著不同。欧龙布鲁克陆块下部基底德令哈杂岩和达肯大坂岩群于～1．95Ga发生了角闪岩相一麻粒岩相区域变质作用并克拉通化，响应了全球Columbia超大陆汇聚事件；随后又与中元古代万洞淘岩群一道于～1．0Ga发生绿片岩相变质作用，共同响应了全球Rodinia超大陆汇聚事件；新元古代中晚期裂解后于中奥陶纪受原特提斯洋关闭影响而隆起。柴达木陆块基底主体由中元古代金水口岩群白沙河岩组（柴南缘）和沙柳河岩群鸟龙滩岩组（柴北缘）组成，以S型花岗岩的侵入活动和相应的变质作用响应了全球Rodinia超大陆汇聚事件。晚泛非期（520-480Ma）柴达木陆块与冈瓦纳主大陆俯冲碰撞，发生中压角闪岩相-麻粒岩相和高压超高压变质作用，经短暂拼贴后很快进入到原特提斯洋域，随460-420Ma的大洋关闭而发生变质叠加。区域对比表明，在基底组成和地壳演化史上，欧龙布鲁克陆块与阿拉善陆块和塔里木陆块（包括扬子陆块）相似，柴达木陆块则与北秦岭陆块以及祁连陆块相似，因而分属两个陆块群。塔-欧陆块群记录的～500Ma热事件与塔-欧和柴-秦陆块群共同记录的～450Ma热事件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构造热事件。

论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前沿走向

基于研究历史及主要学科成绩的回顾 ,文章考察了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现状中学科性质定位、研究内容拓展以及研究手段、方法的变革等问题。认为我国文化地理学今后应该在科学的文化哲学的指导下加强学科理论的研究 ,充分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在加强渗透研究的同时突出地理科学的特色与优势 ;为了学科的良性循环和对地理学的发展做出自身贡献 ,还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 ,强化学科在文化宣传与舆论导向的理性化、科学化 ,特别是在区域开发、旅游与城市规划、国家 (地区 )管理、民族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应用功效。

《西北学术》的科技内容及其主旨

运用科学史研究方法,对《西北大学学报》的前身之一《西北学术》的科技史价值和办刊宗旨进行讨论。认为该刊为20世纪40年代西北大学的最高学术论坛,其有关西北国防文化、西北学术思想、西北地理、西北物理学会的研究和活动等内容,突出了西北大学的区域特色。

晚清舆地学者与新地学的兴起

清代地理学发展到晚清,受到当时内外因素的激发,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提供清代160人的舆地学者名单,认为清代前中期地学奠定了近代化的基础,对晚清杰出的地理学家魏源、徐继畲、曹廷杰、邹代均及其在世界地理、边疆地理和地图学等领域内的贡献作案例研究,分析新地学的兴起在中国科学近代化中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问题

关于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中国学者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形成了两类典型的叙述。在此基础上,值得进一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国外环境史的引入以及此前中国学界许多领域所涉及的相关研究对于当前中国环境史学科建构的意义。如果说,国外环境史成果为我们展示了构建环境史学科框架的蓝图,那么,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建设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基石和砖瓦。迄今,中国环境史学科大厦尚处于设计之中,其建设必将是一项巨大、艰辛的工程。

“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视野下的西域

文本尝试以边疆作为研究本位,站在边疆的立场体察边疆与感触全局,希冀将边疆作为边疆历史书写的主体。为此,特以西域历史为实例,通过对西域历史的回溯,借助"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框架——认为中国疆域是由"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辽东渔猎耕牧""雪域牧耕"和"海上渔盐交商"五大文明板块及其在此诸板块上兴起的各种政权,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不断碰撞、彼此攻防与吸纳,渐次融为一体——来对前近代西域-新疆地区历史基本脉络与特质进行再梳理和再探索。试图将西域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时空向度来研究,破除以往"中原中心观"将西域想象成异质的、荒蛮之地的"天山意象"这一思维定势,而将西域破碎的缺乏记录的事和人连缀成一幅相对完整的画面,拟先在一个横断面上或纵向线上还西域历史以部分本来面貌。

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透视

中国边疆学是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中,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逐渐彰显,其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具有"二元"的结构特征。在研究的对象、特征、方法、乃至学科的派生来源及研究目的等方面,均达到独立学科的基本要求,初步构成了中国边疆学独特学科的体系,从而使中国边疆学在学科分类体系中据有相应的地位。

何谓历史?何谓中国?

"历史"是在一定的时空里,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连续的过程。"中国"在1912年以前的三千余年里,或是多变的地理概念,或是模糊的文化概念,又或是复杂的民族概念;时至现代,以政治为标准,学者们认为"历史中国"的范围就是18世纪50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清朝版图。

由“言今”到“证古”——从徐松看道光朝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侧面

渊源于新疆方志修撰的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在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即表现出面向现实的特点。其中,龚自珍、魏源等人关注清政府西北统治政策的得当与否,而徐松等人则重在讲求西北山川形势的真实客观。道光中期以后,随着徐松等人在这一研究中的持续努力,西北史地研究转向对蒙元史及传统史志的研究,表现出由“言今”向“证古”的转变。

多视角下南海争议岛屿权益问题及对策研究

南海诸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本文对南海争议岛屿的史地考证、法律论据和维权开发等相关权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判。在岛屿的史地考证方面,从史料、地质和地名的演变多角度对南海诸岛进行考证,结合国际法的发现原则、先占原则、时际法、历史性权利、第三国态度等展开充分的分析;在海洋权益维护和岛屿开发问题上,分别对无人居住岛屿、被侵占岛屿的维权开发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本文认为,通过建立南海生态系统保护区、构筑南海海底地形图、建立公益性的热带海洋试验场等措施,可有效维护我国的南海权益。

祁韵士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

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祁韵士历来被视为嘉道西北史地学的开创者,其生平著述多为人知。本文旨在分析祁韵士在学术史中意义,认为祁韵士较前人更充分地融会了此前有关西北研究的资料,为后来学者提供了研究基础;祁韵士有关著作反映着当时学术风气与治学特点,也预示着西北史地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祁韵士作为西北史地学人形象在道光年间被发掘的史实,显现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由起始到兴盛的发展过程。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中 ,清初对西北边疆的重新统一是其历史前提 ,求真求实的考据学风起了一定影响 ,清中叶后经世致用思潮的重新兴起是重要原因 ,道咸以降的边患危机则是直接原因 ,最后 ,蒙元史学的兴起则起了共进互补的作用。

李长傅先生学术活动的基石

李长傅先生在华人华侨史、南洋史地、中国历史地理等领域做出了具有开拓性的贡献。除所撰写的大量学术论文外,代表性的著作有《南洋华侨史》、《中国殖民史》和《开封历史地理》等。他之所以能够达此境界,逐渐形成的、贯穿于其学术活动之中的四块基石,即扎实的古文功底、多重的语言工具、深厚的理论素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则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文实先生述略——以《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相关记载为中心

本文根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以及相关回忆录中的记载,对曾任兰大历史系代主任的青海籍著名学者李文实先生的一生活动进行了探讨。着重探究他青年时期追随顾颉刚先生在成都、重庆、徐州、兰州、上海等地的学习与研究活动,以及蒙冤入狱和恢复自由后的学术研究情况。

近代西北羊毛贸易研究的几个问题

新理论、新方法、新范式的引入为中国史的研究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也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在近代西北羊毛贸易研究中,典型地存在为套用社会变迁研究路径而只截取断面、不会通历史的问题,产生了为迎合自己的主观见解而肢解、曲解史料的现象。因而,重提长时段、全局史观,强调区域社会的特质,不仅对于纠正近代西北羊毛贸易研究中的时下之弊尤为必要,也是历史研究回归自身研究目的的必然要求。

时局·边疆·学术·学人:互动中的嬗变——以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为中心

近代中国边疆学术研究的两次高潮,分别以清季道咸时期的西北史地研究和20世纪30~40年代的边疆研究为代表。二者虽各有特点,但更多的则是因应时局之变而起,又因时局之变而止,具有明显的因应时局性。前者既有对乾嘉考据的传承与对经世致用的追求,也有学人与时局互动的努力,终究还是传统士人以传统学术应对新时代、新问题而成为传统史地研究的绝响;后者在时局危难与近代学术潮流的互动中,虽有促使"边疆热"向"边政学"完成近代转型之功,但又因时局更易动荡而湮没无果;学人也在与边疆时局、学术的互动中尽显个人生命的不同群像与生命样态。近代时局、学术与学人的互动与嬗变说明:作为一个时代印记、一个学术领域、一个学人群体的近代中国边疆学术研究,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时势相迫、学术更易与学人分化的嬗变过程。

论龚自珍西北史地研究与清代官修西北书籍

通过考察龚自珍西北之学与清代有关西北官修书籍的关系,可以看出:清代官修书籍是今天研究龚自珍西北之学时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嘉庆年间,龚自珍就在对清代官修西北书籍的研读中开始接触西北史地,引导他进入西北史地研究领域的人是具有十余年官书修纂经历的程同文。龚自珍在了解并参与清代官书修纂活动中,翻阅使用着官修书籍,由此进行的西北研究呈现出服务于现实的研究目的、议论时政的研究特点。

清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者的考证学特点

道光、咸丰时期,由于社会形势的需要与学风的转变,从以考释为主而变为以论为主和以考为辅,或考论结合,这是考证上的新变化。与清初经世史学不同的是,此时史地学者的考证是紧扣时代跳动的脉搏,与筹边谋防联系在一起的。沈、俞正燮、张穆等史地学者原来也都致力于旧史辑佚与考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后来都走上了究心时务、以经世为志的治史道路。

演剧与舞台——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地理舞台说述论

《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提出的"地理舞台说"是影响中国历史地理学进程的经典论述。本文梳理了发刊词的成文过程,继而分析了顾颉刚、谭其骧在传统戏曲欣赏品位上的异同,对地理舞台说的提出者做出推断。从学术史上看,"地理舞台说"是民国学界的共识,而该说的源头在于对西方史学、地学思潮的译介。作为舶来品的"地理舞台说",其最初发端于1903年的日本。此后,西方学界的地理舞台说又被直接译介到中国。然而,中国传统戏曲不以写实性的舞台为特征,将地理比作"舞台"并不准确。而且,"地理舞台说"将历史与地理关系设置为二元对立关系,地理舞台只是作为历史戏剧的陪衬而存在。后来,学界注意到地理环境本身就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地理不再只被视为历史的陪衬,从而为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独立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玉门关早年移徙新证——从小方盘汉简T14N3的释读说起

敦煌玉门关是西北史地一个永恒的话题,研究者所据文献大体一致,若有新资料则是汉代简牍文书的出土与旧有资料的再整理。该文以小方盘遗址1944年出土简T14N3释文的再认定为出发点,探讨玉门都尉的归属及其带来的玉门关迁移之说。玉门都尉府初属酒泉郡,敦煌设郡后西移,玉门关随之西迁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