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宋史筌·党项传》删改情况考论

《御定宋史筌》是朝鲜王朝正祖李祘及其臣子徐命膺等依据元朝脱脱所编《宋史》删改而成的一部史书。该书素来以其修纂过程中所蕴含的正统观与义理观而为学界所熟知。在比较《御定宋史筌·党项传》与《宋史·党项传》二者后发现,《御定宋史筌·党项传》虽然在内容上并无对《宋史》进行补充,反而存在删改上的失误;但却能够明显反映出朝鲜史学“春秋笔削”的修史方法与“尊宋攘夷”的义理观。

《宋史·道学传》在清代的论争及影响

清初学者围绕《宋史.道学传》进行的争论,实乃宗奉程朱理学与崇尚阳明心学之间的学术思想之争。乾嘉时期的相关讨论,既体现了汉学发展和繁盛的大势,又显露出汉学与宋学趋向合流的征兆。道咸以后,宋学欲借相关讨论来实现重振,却最终与汉学一样陷入困局。这些都折射出清代学术思想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

明代前期宋史研究考论

明代前期,周叙疏请重修宋史正式拉开了明代宋史研究的序幕。随后的宋史研究沿着官修和私撰两条路径展开。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竣成鼓舞士人以程朱理学为指导,从鉴戒的角度重新解读宋代史事,史著的教化色彩厚重。私修的宋人传记在前期的宋史研究成果中所占分量较重,为宋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其中的理学传记致力于考述理学世系和渊源,揭示学术堂奥,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私修的宋史史论著述持论公允,晰理深刻,彰显了可贵的实学精神,是明代史学走向深层的突出表现。此期的私修活动得到明廷的重视,且为宋史研究的繁荣开创了局面。

《宋史·唃厮啰传》笺证

唃厮啰,北宋河湟吐蕃政权的第一任赞普。唃厮啰到达河湟地区之后,先后被李立遵和温逋奇控制。后来唃厮啰迁居青唐城,励精图治,建立起青唐吐蕃政权,成为第一任赞普。唃厮啰以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宋朝西北的历史进程,为宋朝牵制了西夏,成为宋代西北河湟吐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宋史·董毡传》笺证

董毡,唃厮啰三子,北宋河湟吐蕃政权的第二任赞普。董毡执政之后,沿续唃厮啰政权"联宋抗夏"的基本策略,使河湟吐蕃政权成为北宋牵制西夏的重要力量,董毡成为继嘣厮啰之后河湟吐蕃又一位极有影响力的人物。

论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的史志传记及其争议

南宋四明史氏家族号为相门,历来备受史家关注。《宋史》分别为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史弥巩四人立传,影响最著,争议也最大。如传主的选择与归类,全祖望认为四人之外,尚有他人可采,钱大昕、赵翼、李慈铭则訾议《宋史》未将史弥远、史嵩之入奸臣传的做法;传文的剪裁与考订方面,行实缺略、隐讳史实、捏造事实、剪裁失当等"舛谬"亦被一一指摘。此外,《宝庆四明志》与《延祐四明志》中的史氏传记也存有争议。这些争议与立褒贬、辨真伪的修传原则有关。

欧阳修自传的史学价值与叙事策略

欧阳修自传《六一居士传》是含蕴深厚、意义深广的中国自传文学的杰出代表。将其放置于北宋历史文化的视野下考察,更能深刻地揭示出北宋文人悠闲雅逸的日常生活中,其游艺之乐与人格理想,显示了北宋浓厚审美文化氛围下,文人情趣境界超越前代之高标的史学价值。《六一居士传》对于中国自传文学的创造性贡献,更加深和拓展了此后自传写作以雅趣好尚彰显自我形象的审美之维,提供了作为自传的叙事对思想品性的传达的高超叙事经验。

《宋史·忠义传》订补十二则

《宋史》卷帙浩繁,历代学者病其繁芜。其中《忠义传》十卷是研究宋代边疆经略、忠义书写的重要史料。中华书局点校本虽做了大量校勘,但还有一些疏误、失校之处。兹将在阅读点校本《宋史·忠义传》中发现的讹误、校勘问题与有关考证,理成此文,以供点校本《宋史》修订时参考之用。

论杂传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地位及其演变

杂传作为古代史书的重要类别,兴起于西汉末,兴盛于汉魏两晋。阮孝绪《七录》中杂传一目.的设立,标志着这一著述样式最终争得了古代目录学中的一席之地。唐代杂传数量不少,是在南北朝杂传衰落以后的一次复兴。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六朝的著述传统,另一方面表现出向近代传记过渡的趋势。从宋代《崇文总目》开始,"传记"之目就取代了"杂传",杂传与杂记最终完成了其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合流。这一名称一直延用到清代。

解观与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

解缙为其叔祖解观撰作《伯中公传》记述生平,其中提到解观于元顺帝至正年间受召参与辽、金、宋三史的纂修工作,因上书言当尊宋正统,“大忤群公”而归,并全文转录了他的这篇《正统辩》。此文饶宗颐编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失收,学界鲜有人知,其实它对于研究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问题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通过考察《伯中公传》的记载,并结合传世《解氏族谱》与其他相关资料,可全面了解解观其人及其正统观思想。解观《正统辩》及其上书事件为了解元末修三史过程中史馆内部的正统争议情况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且有助于观察元人对三史正统问题所持立场之分野,乃至对明初朝廷官方的正统论调产生潜在影响。

《宋书·谢灵运传论》和文学史的自觉

对文学历史的自觉认识,在这种自觉认识上,对过去作家群和众多的作品在文学史的流变中加以比较研究,给予他们各种不同的与之相适合的位置。这就是所谓对文学史的考察。与以魏建安时期作为自己文学理念时代的刘勰与钟嵘不同的是,沈约以西晋太康时期为自己诗史理想时代。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沈约论述了东晋以降至刘宋时期的诗史论,给刘勰、钟嵘、裴子野、萧子显的诗史论以决定性的影响。可见,沈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开始确立文学史的自觉,其意义十分深远。在西晋太康时期,即潘岳、陆机等文学的辞采和音调中,发现了与至今还保留古风的建安文学不同的特点,揭开了六朝新的一幕。

宋代国家对忠义的褒恤及其意义——基于《宋史·忠义传》的分析

“忠义”是传统社会重要道德观念之一,宋代则是其演变的关键阶段。国家褒恤忠义对促进忠义观念传播、渗透与转化为行动具有促进作用。《宋史·忠义传》是收录宋代忠臣烈士最为集中的史料。通过对《宋史·忠义传》统计分析可知,宋代国家对忠义人士的褒恤规格一般依据官本位等级制原则,同时根据忠义事迹影响、现实政局需要予以变通;赠官赐谥、封妻(母)荫子、赐银绢田宅、建庙立祠、其他(辍朝、刻石)等褒恤忠义措施多样,集物质与精神奖励于一体。宋代国家对褒恤忠臣烈士的重视,既体现出国家管理制度的完善,也对长期处于外患与内忧的赵宋王朝有积极的政治作用。

《宋史》释义与勘误二题

《宋史·职官志》卷十一俸禄条目下“带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三百千”表述模糊。龚延明在《宋代官制辞典》中理解为“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一职的俸禄为“三百千”,但与史料中关于宋代宣徽使与签书枢密院事二职的俸禄记载、《宋史》同卷中关于官员禄粟、元随衣粮待遇的记载矛盾。考证认为,其含义应为“节度观察留后带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者之俸禄为“三百千”。《宋史·吴益传》将南宋初两位吴益之经历混入一传,经考证,此传为外戚吴益之传,属于秦桧孙女婿吴益的部分当删去。

《宋史·后妃传》辨正

《宋史》卷帙浩繁,讹误难免。现对《宋史·后妃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作一辨正,分“证误”“存疑”两部分。

宋代史学编辑出版事业的继承与创新

宋代在对历史资料和书籍的编辑方面,在继承前人成果、经验、方法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历史编纂学体系,在史料编纂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创立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史书编纂新体式;郑樵的《通志》在纪传体通史方面有重大的继承与创新,"自成一家言"。

南宋词人许及之生平补考

《宋史·许及之传》所载许及之生平有不少阙漏和错误。经考证,许及之生年确在绍兴十一年(1141),初授官职为“左迪功郎、饶州司户”,初授官时间在隆兴元年(1163)且不早于四月十二日。其人曾任抚州、楚州两地的州学教授,入湖南幕府在乾道八年(1172),任监建康府户部大军库门在淳熙间,知分宜县乃在淳熙七年(1180)冬,任右拾遗在淳熙十五年(1188)二月八日,迁任太常少卿不迟于淳熙十六年(1189)十月朔日,任权礼部侍郎在绍熙五年(1194)三月二十一日至绍熙五年(1194)六月九日之间,迁任权尚书礼部侍郎在绍熙五年(1194)九月八日前,任吏部尚书之时不迟于庆元二年(1196)八月十二日。许及之在嘉定四年(1204)四月十一日罢执政后便赋闲在家,之后方以银青光禄大夫身份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宋史·赵■传》补正

《宋史·赵传》认为赵用反间计除掉梁乙理。这种观点与史实多有不合 ,张冠李戴。《赵传》的错误 ,首先在于搞错了人物。赵在任时的对手是梁乙逋 ,而非梁乙理。其次 ,梁乙逋之死 。